考古学与史前史

距今1000万至500万年之间人类与黑猩猩分开，距今300万年前后出现众多不同的人类演化分支，距今200万年前人类已经扩散到亚洲，距今7万年前非洲出现最早的艺术品，距今1万年前后西亚与中国史前农业起源，距今5000多年前古埃及开始修建金字塔……如今这些都是我们耳熟能详的知识。然而，在近代考古学兴起之前，红衣主教乌舍尔经过精心研究，把人类历史定格在公元前4004年，那一年上帝创造了人类。对中国古人而言，人之由来还是与神话联系在一起，《易经·系辞下》上描述的历史已经是农业起源以来的事。从这个角度说，没有考古学就没有人类的史前史。

近读布莱恩·费根（BrianFagan）的《考古学与史前文明》，该书全面梳理了考古学与史前史的关系，让我们看到考古学在揭示人类史前史上的贡献。作为一名考古学者，平时总是痛苦于考古学能力的不足或是考古材料的匮乏。然而，回顾一下考古学曾经取得的进步，又不能不油然而生几分自豪感。假如真的没有考古学的话，那么我们要摆脱宗教、神话的约束，就会是非常困难的事情，整个人类的思想革命、社会革命、科学革命都将受到严重的影响，很可能会停滞。考古学这门平时看起来属于茶余饭后闲谈的学问，这门属于荷尔蒙、力比多过剩的学问，其实是人类知识的根基，没有它，许多思想将无以立足。

考古学如何揭示史前史呢？与考古学最相似的学问是刑侦学。考古学家来到史前的“案发现场”，一如刑侦专家，首先是保护现场，然后是提取物证，进行多学科的分析，寻找可能的解释，理解事情发生的情境……有所不同的是，考古学家研究的物质遗存是不可能再生的资源，是历史的见证，是人类文化的遗产，也是现代旅游业的热点，所以，考古学家需要想方设法保护好物质遗存（文化遗产），最好是原地保护。经过一百多年，考古学早已走出探险的时代，当代考古学已经发展出非常多样的理论与方法，在实践上也是丰富多彩。有些考古学家已经如哲学家一样，坐在沙发上沉思；有些考古学家穿上了白大褂（或蓝大褂），在自然科学淘汰下来的实验室中工作；有些考古学家如同工程人员，在完成一个个发掘或保护项目……对许多人来说，考古学似乎仍旧属于“诗与远方”，不过，它同样关注现实，关注人类的根本。

人类如何演化

费根是知名的考古学教材编写者，极受欢迎。他所写的《世界史前史》已经更新了十几版。他驾轻就熟，把演化的主线、经典的发现以及他个人的体会编织在一起，既清晰明了又丰富多彩。作为读者，纵览人类600余万年的历史，囊括全球的发现与研究，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呢？我们是不是有点像上帝一般，悄然地掌握了种种变化背后的秘密？

对于考古学家而言，解释人类如何演化并不是容易的事情，至今也没有完善的方案。人类作为一个物种，属于灵长目狭鼻猴亚目人猿超科……生物学家给了人类在自然界中一个明确的位置，并且建立了人类演化的基本原理，那就是进化论。人是进化的产物。但是人类的进化同其余所有物种不同的是，人类有科技知识与手段，我们可以移山填海，可以登月探星；人类有极为复杂的社会组织，有国家、公司、军队；人类还有宗教、思想、精神生活。所有这些在其他物种中都没有看到，我们称之为“文化”。人主要通过文化来解决生存的问题，而不是像其他物种一样依赖生理上的改变。对于早期人类而言，体质上演化是显而易见的，直至距今20万年左右解剖学上的现代人出现，人类的物种定名才算稳定下来。人类的体质演化并没有因此而停止，如智齿在退化、头脑更聪明，所有这些都与文化的演化密不可分。

也正因为如此，研究者们（不局限于考古学家）就在体质演化与文化演化之间挣扎。进化论是否可以直接解释人类的文化演化呢？一种观点认为可以，这部分研究者把文化视为“表现型”，与体质上的演化（基因型）区别开来；另一种观点认为两者并行不悖，体质与文化的演化各有自己的路径以及相应的演化机制，体质演化有生物基因，文化演化有文化基因，后者的变化机制更强调横向的相互影响，与体质演化上强调纵向（代际生育）的差异有所不同。不论持哪种观点，探讨人类的演化都离不开体质与文化两个方面。越是早期的人类历史，越是强调体质演化，越是强调自然环境条件变化的影响。但从根本上说，人类的演化主要还是文化演化，文化是人类的根本特征！

纵览人类演化史，我们一定会为演化的两个方面所吸引：一个方面是人类演化不可避免的趋势，尽管存在不同的演化分支，但是人类似乎是一往无前地走向了以文化适应为主的生存方式，那些仍然依赖体质适应环境的物种最终都走向了绝灭。在文化适应的竞争中，也有不少文化消失。另一个方面是人类演化过程中丰富的多样性，演化也是一个分化的过程，这一点在文化演化上表现得更加突出，世界不同地区都发展出了独具特色的文化。统一性与多样性是人类演化中不可或缺的两个方面。在弱肉强食的世界里，似乎只有一条原则通用，那就是生存下去；但是，世界是不断变化的，没有永久的强者，只有灵活变通者才能生存下去，此时，多样性就是选择的基础。人类的演化史生动地演绎了这个辩证的法则。

什么是文化的演化

有关人类的演化，最令人着迷的还是文化的演化，但究竟什么是文化的演化呢？纵览世界史前史的好处，就是有了前所未有的宏观视野与时间深度，尤其是与考古学的实物遗存研究结合起来，此时再来思考人类文化演化的内涵，应当是再合适不过。

如果我们把文化视为人类应对种种困难的能力，那么不难发现，人类的能力可以分为三个层次：向外求、向社会求与向内求。先师路易斯·宾福德（LewisBinford）讲人类的文化系统可以分为技术、社会、意识形态三个层次，意思相近。不过，我觉得自己的说法更好理解一些，或者说，我这里提供的是一种新的理解视角。向外求是指人类利用外物来拓展自己的能力，技术是其中最突出的方面。数百万年的早期人类跟许多物种竞争，人类祖先选择了使用与制造工具这条演化路径。人类没有利齿，但可以利用石片，它可以不断替换，还可以不断升级。人类不但可以用石片切割，还可以用它加工诸如木矛、挖掘棒之类新的工具。从300多万年前石器诞生到1万年前旧石器时代结束，人类的石器技术在不断升级，越来越轻便，越来越复杂，从最简单的石片发展出了弓箭。人类无须有猎豹的速度，利用弓箭就可以远距离狩猎。1万年前后，随着末次冰期的结束，环境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人类面对习惯的食物资源日渐稀疏的问题，但人类发明了农业，驯化动植物，极大地提高了单位面积获取食物资源的数量。一部人类的历史，就是由一系列人类向外探求的里程碑来标记的。

我们都知道人类是高度社会性的动物。对早期人类来说，社会性是生存的必要，栖居在热带稀树草原环境的人类，面临众多食肉类的威胁，采用群体防卫是基本的生存策略。当人类祖先开始直立行走之后，就进一步强化了社会化进程。直立姿态的人把自己柔软的腹部暴露出来，更加需要同类的保护；同时人类可以用面容、声音以及解放出来的双手，表达更丰富的意思。进化人类学与考古学的研究表明人在社会化的过程中“驯化”了自我：友善、善于合作的人类种群才进化成了现代人类。人类演化与社会是一个双向促进的过程：为了生存，人类需要社会；而社会发展又强化了人对社会的依赖。成功的适应必定会带来人口的增加，人口的增加意味更大的社群规模，更大的社群规模意味更多的社会交流需要处理，人类的大脑不断扩容。进化人类学家罗宾·邓巴（RobinDunbar）注意到社群规模与大脑容量之间存在明显关联。除了大脑扩容，人类逐渐有了更复杂的语言，这就像电脑的操作系统一样。语言也在不断升级，从咕噜咕噜的声音到音节清晰的词语，再到完整的语句、语言符号、文字……总之，没有社会，也就没有人类智力的发展。

当人类走出狩猎采集时代，发明了农业，其社会演化变得更加引人瞩目，这也就是我们熟悉的“文明”阶段。文明是以农业为基础的，追溯文明自然离不开农业。所谓文明，其根本就是社会组织方式的重大变革。人类有了复杂的社会组织，我们通常称之为国家。解释国家起源的理论很多，费根在书中有简要的梳理。不论是水利假说、战争理论，还是其他的理论，回到本原，都与人类的社会性密不可分。当人类面临问题的时候，除了向外探求之外，社会无疑是我们解决问题的有效途径。群体防卫、社会智力、语言交流，如此等等，都是社会性发展的里程碑。然而，我们还需要认识到，社会本身就是一个问题！跟解决社会问题相比，登上火星都不是一件难事。生活在当代社会的人们，对此一定会有深刻的体会。人类有了农业，就有了更多的人口，更大的社群规模，社会产生分层；有了农业还有了剩余生产的潜力，也就意味有人可以控制它的分配，“文明”开始萌芽。一部文明史，几乎就是人类解决社会问题的历史。

人类文化演化的奥秘并不只有技术经济、社会组织，真正的奥秘在于人的精神世界。对于考古学研究而言，具体的问题就是探索艺术、宗教的起源。精神世界是人类的内在世界，是人面临问题时向内求的产物。宗教就是人之精神世界的一个避难所。文明史上我们看到古埃及人、玛雅人修建出极为宏伟的金字塔，连偏居一隅的不列颠岛先民也就修建了诸如巨石阵这样的了不起的建筑物。在当时的物质条件下，完成这样的工程，往往需要数代人的时间。能够让人们坚持不懈努力的，就是一种坚定不移的信仰。当技术、社会都不足以解决问题的时候，精神的力量就成了催化剂。精神世界是人类自己创造的世界，一个源于生活，但高于生活的世界；一个从现实中抽象出来的世界；一个按照人们自己思想重新组织的世界。目前已有的考古材料显示，人类最早在7万多年前有了艺术品——指示人类精神世界的诞生，实际年代可能更早。解剖学上现代人在此之后，扩散到全世界，从极寒的北极苔原到亚马孙的热带雨林，从空气稀薄的高原到极偏远的海岛。能够促使人类完成这些壮举的绝不仅仅是因为人口太多，或是人类的技术足够完备，这里面一定包含着人类的精神追求。心理学家说是因为人类有爱冒险的基因，但也别忽视人类有能够克服现实困难、驱动自我的精神世界。

当代世界中，文化的定义已经缩小到精神领域，文化成为社会与个人生活水准的标尺。回到史前时代，人类精神文化的崛起仍然是一个不可思议的事情，当代考古学研究从1960年代以技术经济为中心，到1980年代转向以社会为中心，如今似乎越来越重视精神文化的研究。回顾人类文明史，不难发现，最凝练的表达还是精神文化，越是接近现代，越是如此。比较中国、西亚、南亚、欧洲等地的文明史，我们很少会关注农业生产上差异，也不大在意社会组织的不同，往往强调的是精神文化的特征。设若人类没有精神文化，只是在技术经济、社会组织层面上运作，那么人类的世界将失去至少一半的动力。因为如果没有美妙的梦想，就不会再有相应的行动；人类社会还将失去安宁与美好，我们生活的世界只有功利，没有意义。精神的世界是真正自由的世界，是自由创造的世界，它帮助人类超越了现实的制约。

史前史的启示

一部人类史，就是一部兴衰的历史。兴衰的对象一开始是种群，有的种群继续演化，有的种群走向绝灭，这是自然选择的结果，符合进化论的法则。自从人类的文化日渐复杂之后，出现多样化的发展，就像物种的适应辐射一样，兴衰的对象就成了文化。再后来，兴衰的对象成了文明，从兴盛到衰落，我们很容易产生的印象就是，文化或是文明就像物种一样。然而，事情没有这么简单，它们相似，但不是一回事，文化的演化有其自身的特殊性。

文化的演化最大的特殊性就是，其他物种中没有如此复杂的现象。人类为了解决自身的问题，选择了向外求、向社会求与向内求三条主要途径。文化的根本目标就是为了平衡，寻求人与环境的平衡。人类在狩猎采集阶段如此，在农业时代如此，在如今的工商业时代，同样需要如此。末次冰期结束后，人类的生存环境发生了巨变，狩猎采集时代的文化生态平衡被打破，人类走向了农业生产。传统农业时代，中国发展出了可能是世界上最为完善的文化生态系统，最后提出了“天人合一”的思想。农业时代还是过去了，工商业时代崛起，这一次转变中，并没有看到明显的环境变化的影响，人类文化的演化似乎是主动地打破了平衡。人类历史进入了新的阶段，但是环境的制约仍旧存在，最终仍然是要寻求与环境保持平衡。

在文化演化的内部，似乎也是一个平衡的问题。中国传统农业社会更多偏向于向社会求与向内求，而忽视了向外求，由此在技术经济领域落后了。但是无穷无尽地向外索求，尽可能获取更多的资源，随着人口增加到一定的程度，终究要受制于环境的承载能力，由此必须要向社会求与向内求，从另外的途径来解决问题。文化的演化中可以看出从技术、到社会、再到精神领域（意识形态）递进的过程，同时需要注意的是，这是一个循环往复，或者说螺旋式上升的演化过程。狩猎采集时代到农业时代，农业时代到工商业时代，都重新经历的循环。每一次时代转换，都涉及到观念的变迁、社会的变革、技术经济的巨大飞跃。

读历史总不免会展望未来，文化演化的复杂性是累积增长的，同时是开放性的，难以预测。历史能够提供有益的借鉴，启发人的思考。过于遥远的未来我们并不清楚，但是我们仍然知道，人跟所有的物种一样，无法离开环境的支持。在人类还无法制造完全人工的环境之前，环境问题仍将是悬在我们头上的利剑。较近的将来相对更容易把握，我们知道，文化演化中技术经济问题，也是社会问题，最终还是意识形态的问题。我们在三者之间，需要寻找最佳的平衡点。

（原文发表在《经济观察报》2020年9月28日033版，题为“史前史启示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