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为界限，将现代中国历史学研究划分为两个阶段，可以看出前一阶段即清末、民国的历史学研究，明显以中国历史的上半段研究为重心。与之相比，宋以后的历史研究，却显得较为薄弱与暗淡。明史研究的转折，始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为论证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历史合理性，新中国历史学界在意识形态的号召下，开始对关系中国历史全局的五大问题展开全面研究，这便是所谓的史学界的“五朵金花”。“五朵金花”中的两朵，即资本主义萌芽和农民战争史研究都集中于明代，使明史研究一时成为显学，甚至影响及于国家政治生活。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新的问题意识、研究范式的出现，除资本主义萌芽研究转换为早期近代化的研究，从而得以延续与发展之外，其他研究则乏人问津。

不过，客观而言，明代开启了中国历史的新时期。世界近代史的起点应始于蒙元帝国的解体，由此角度而言，明代开创了中国的新时代，并影响至今。也正因此之故，学界才会对明史研究如此注重，也才有了毛泽东关于资本主义萌芽产生于明清时期,并将新民主主义革命与明末农民战争相对比的论断。同样，近年来西方史学界在反思“欧洲中心论”、倡导全球史观的过程中，也开始重视与西方“地理大发现”处于同一时期的明代，指出其庞大经济实力与世界性的影响，是推动世界近代史的重要动力。

20世纪60年代以后，西方明史研究也同样经历了一次快速的发展。受到“世界经济体系”研究的启发，欧美史学界开始将全球一体化的历史进程向前推进，从而在时间与空间上拓展世界近代史的研究视野，而明代中国正处于与西方“地理大发现”的同一时期，于是其庞大经济实力与世界性的影响，开始被视为推动世界近代史的重要动力。

可见，中外史学思潮对明史研究的注重，虽在时代背景、学术逻辑与表述话语上，都大相径庭，但皆集中于揭示明史与近代中国，乃至与近代世界的密切关系。同样，近年来国内明史研究虽在视角、主题与方法上日益多样化，而一旦由具体研究上升至理论构建，明代在中国传统社会向近代社会转变中的地位问题，便会成为一条基本思路与核心线索。通过审视2015年的明史研究，我们同样可以隐约地发现相似的研究旨趣。

一、中央政治与地方管理

与西欧长期保持国家林立不同，中华文明长期维持了大一统的国家形态。而中央集权主义的政治机构与运作模式，则直接构成了古代中国的基本框架。相应地，政治在中国历史上一直占据着核心位置，政治史自然也是包括明史在内的中国古代史研究的首要内容。明代在中枢政治设计、政治群体互动、地方管理体制方面，都呈现出新的时代特征。本年度的研究便反映了这一特征。

吴琦、赵秀丽《明代“问题皇帝”研究——一项基于社会类群的考察》(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从社会史的角度出发，将明代皇帝作为一种社会人群，审视制度、文化与性格对其所形成的整体影响。李福君《明代皇帝文书研究》(南开大学出版社)、陈时龙《明代的敕和敕谕》(《故宫学刊》第2期)考察了以往较少研究的明代皇帝文书问题。王剑、李忠远《有明之无善政自内阁始——论明初政治变动中的内阁政治文化》(《求是学刊》第3期)、李佳《相名、相业与君相政治思维：明人相论解析》(《史学月刊》第7期)考察了明代废除丞相后，内阁等中枢机构所面临的权责混乱与名实错位。包诗卿《翰林与明代政治》(上海古籍出版社)从整体上考察了作为内阁后院的翰林院的政治角色。李小波《明代庶吉士制度拾遗》(《史林》第4期)讨论了明代庶吉士考选中的分省配额制度及其地区制衡立意。余劲东《明代京察访单之研究》(《中州学刊》第2期)讨论了明代京察访单及围绕于此的权力制衡格局。张金奎《弘光朝锦衣卫述论》(《明史研究论丛》第14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讨论了南明对锦衣卫的态度。

胡丹《相术、符号与传播：“朱元璋相貌之谜”的考析与解读》(《史学月刊》第8期)是一篇将文化观念援引进入政治研究的新颖之作，指出朱元璋相貌在明代经历了不断变化与丰富的过程，黑子、奇骨、异形等一系列的神秘符号被赋予其相貌之上，最终完成了“龙形虬髯”的转化。余劲东《从“奸臣”到“地方神”——明清时期对靖难逊国臣铁铉的形象建构》(《济南大学学报》第1期)通过对铁铉政治形象史的勾勒，实际上揭示出明清时期关于建文朝廷政治观念史的变迁。高寿仙《明懿文太子陵祭礼异常问题探微》(《北京大学学报》第5期)通过揭示懿文太子陵祭礼特异之处，钩沉出“靖难之役”前后明朝政治的历史剧变。梁曼容《明代宗藩的政治参与——以阿尔蒙德的政治文化理论为借鉴》(《内蒙古大学学报》第2期)尝试在明代宗藩研究中，借鉴西方政治学理论，加强专业化讨论。赵现海《“土木之变”后明朝政治变局与皇位世系转移》(《故宫学刊》第2期)在“土木之变”后明朝皇位貌似波澜不惊的皇位更迭下，发掘出郕王潜邸旧僚积极推动的宫内政治斗争与朝中势力分化。齐畅《阁臣、宦官与万历朝国本之争——以京师〈东岳庙碑记〉为中心》(《社会科学辑刊》第4期)利用碑刻史料，钩沉出晚明名臣交接宦官、后妃的不为正史所载的黑暗面。胡吉勋《通惠河的修浚及争议——兼论明代朝廷决策中的利益权衡》(《古代文明》第2期)指出明代围绕修浚通惠河的争论，实质并非是关于工程成本与效率的经济考量，而是不同政治势力，尤其地方政治势力的政治博弈。

冯贤亮《明清江南的州县行政与地方社会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从历史社会学的视角，对州县行政及其社会治理进行了全面讨论，并考察了这一历史脉络对于近代中国政治与社会的影响。李新峰《明代永宁政区浅议》(《史学集刊》第5期)、《论明代沿海卫所与州县人口田地的关系》(《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第5期)分别从明代卫所与州县在辖区、人口与田地管理的关系入手，质疑了传统的实土卫所、非实土卫所的区分，显示出对于明代疆土体制研究的进一步深入。陈时龙《圣谕的演绎：明代士大夫对太祖六谕的诠释》(《安徽师范大学学报》第5期)梳理了明代不同时期，改造并利用朱元璋六谕，对基层社会实施教化的历史现象。薛理禹《明代治安管理中的“总小甲”研究》(《上海师范大学学报》第4期)考察了明代更为基层的治安组织——总小甲的组织系统及其历史变化。王新举《明代赎刑制度研究》(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从明代经济、政治、文化角度，审视了明代赎刑制度的历史成因、发展过程，及其对法律制度的历史影响与时代特征。

二、财政变革与历史影响

经济史是明史研究取得成果最为丰硕的研究领域，也是最具理论思考与框架建构的研究领域。本年度的明代经济史研究，集中在从中国史，乃至世界史的角度，审视明中后期赋役制度改革及其历史影响。

赵毅、丁亮《明代上供物料的增长趋势与办纳方式的变迁——以浙江为中心》(《中国经济史研究》第1期)指出明中后期浙江物料实行折银征收之后，物料收支并未实现货币化运行，这反映出实物财政运行方式依然延续下来。周晓光、王灿《论明代中后期徽州一条鞭法的实施——以〈新安蠹状〉为中心》(《东北农业大学学报》第1期)依据万历地方档案《新安蠹状》，考察了一条鞭法在地方执行的实态。杨锐彬、谢湜《明代浙江永嘉盐场的赋役改革与地方变迁》(《安徽史学》第2期)考察了明中后期永嘉盐场盐课改折、转嫁、赋役改革，以及与私盐、倭乱的历史关联，地方官员与盐场势力之间的权力博弈。万明、徐英凯《明代〈万历会计录〉整理与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结合历史学与数学的方法，对现存中国古代唯一的国家财政会计总册《万历会计录》进行系统整理与研究，复原了16世纪末明代财政全貌，包括财政总量、结构与货币化比例，指出明代财政体系从以实物与力役为主向以白银货币为主全面转型，标志着中国由传统赋役国家向近代赋税国家的转型。秦博《明代白粮的加耗与改折》(《中国经济史研究》第4期)指出明代白粮的加耗累增，少有改折，加重了江南的经济负担。冯剑辉《明代京师富户之役考论——以徽州文献为中心》(《史学月刊》第1期)考察了明代京师富户之役产生的历史背景、制度变革及其最终消亡。申斌、黄忠鑫《明末的里甲役与编户应对策略——徽州文书〈崇祯十三年四月二十日杨福、杨寿立合同〉考释》(《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第3期)指出明代编户为应对里甲役所可能导致的生活影响，从而针对不同负担，通过合同或契约，发展出不同的应役方式。常文相《明代士大夫对商税征收的认识》(《求是学刊》第2期)指出明代士大夫既将商税视作缓解减轻农业税的方式，又倡导工商皆本，强调保障商众生计，呈现出明人关于国家、农业、商业之间可以共生并荣的新判断，从而支持了“明清帝制农业社会”的结论。高寿仙《明代北京社会经济史研究》(人民出版社)对明代北京若干经济与社会现象进行了讨论，是一项区域经济史研究的成果。

三、学术、思想与社会文化

甄洪水、孔德凌《明代经学学术编年》(凤凰出版社)将明代经学发展史划分为复古时代、践履时代、新变时代、反思时代等四个阶段。朱鸿林《孔庙从祀与乡约》(三联书店)分别考察了明代围绕名儒从祀孔庙形成的政治、思想纷争；地方士人以乡约弥补官方基层制度的双轨形式。朱鸿林《儒者思想与出处》(三联书店)考察了明代经世之学从中枢到地方，再到乡里的展开过程。刘勇《中晚明士人的讲学活动与学派建构：以李材(1529—1607)为中心的研究》(商务印书馆)考察了16世纪初到17世纪末，明代理学群体的内在嬗变与学说传播。

郭培贵《明代山东解元的空间分布与社会流动》(《东岳论丛》第3期)通过对明代山东解元空间分布、社会流动的考察，指出明代科举虽存在官宦之家比例占据优势的情况，但并非源自政治特权，而是注重教育的结果。张烨《明清时期山东地区基层士人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讨论了明清时期山东地区基层士人科举、治生、社会交往、文化活动，及其与地方公共事务、基层管理系统的关系。张献忠《从精英文化到大众传播：明代商业出版研究》(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借鉴“新文化史”研究范式，运用传播学、经济学和社会学相关理论知识，考察了明代商业出版的整体情况及其社会、思想文化变迁的内在关联。王鸿泰《情窦初开——明清士人的异性情缘与情色意识的发展》(《新史学》第26卷第3期)从生命史的角度，探究明清士人在少年時期的情欲问题，考察他们与异性交往活动的机缘与情境，探究他们的情欲内容与情色意识的发展，由此建构明清情色文化的基本内涵。陈宝良《说“妖”：明代中晚期社会与文化的异动及其妖魔化》(《安徽史学》第1期)指出明代中晚期士大夫将社会、文化转向引起的诸多现象，视为家庭的不祥之相和社会的“大怪”。伴随“妖人”辈出，“妖言”四起，“妖物”勃兴，“妖事”频出，当时社会堪称“妖魔化”时代。王健《十五世纪末江南毁淫祠运动与地方社会》(《社会科学》第6期)指出15世纪末江南发生的毁淫祠事件是地方官员实践理学、改革社会计划的组成部分。王卫平《实念与实事:晚明高攀龙的救世理念与实践》(《中国史研究》第3期)指出高攀龙从救世理念出发，倡实学、图革新、行实事，创立同善会。俞士玲《文书、书籍、印刷与纠纷社会史——以明末〈祝赵始末〉为中心》(《南京大学学报》第3期)以明末丹阳“士变”为例，考察了明代社会观念、法律实践中的良贱观念、良贱地位，以及揭帖的社会舆论作用。赵园《制度·言论·心态：明清之际士大夫研究续编》(北京大学出版社)考察了明末清初士人的经世取向及其思想情境。

四、边疆治理与族群嬗变

“明代的边疆治理与族群嬗变”这一论题一直是明史研究的薄弱环节，但近年来，伴随着研究成果的逐渐增多，其历史面相也越来越清晰地展现出来。

刘大治《试论明与后金对蒙古降人的安置》(《古代文明》第1期)认为，明朝与后金对待蒙古降人采取了不同态度，明朝“用夏变夷”，对其持防范、同化政策；后金则将其视为同类，以设旗、联姻、盟誓等方式，实现满蒙一体。王尊旺《明代九边军费考论》(天津古籍出版社)讨论了明代九边兵马、钱粮数量变化、军费运作及相关部门的内部关系。任萍《明代四夷馆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论述了明代负责翻译边疆与外交文书的四夷馆的机构设置与职官体系。赵世瑜《卫所军户制度与明代中国社会——社会史的视角》(《清华大学学报》第3期)、《如何深化中国北方的区域社会史研究——〈长城内外：社会史视野下的制度、族群与区域开发〉绪论》(《河北广播电视大学学报》第4期)指出对于长城地带，乃至全国卫所制度的研究，都应从社会史的角度出发，利用民间文献记载的大量信息，审视区域人群与制度、事件如何共同构成了地方社会的结构。〔加〕江忆恩《文化现实主义：中国历史上的战略文化与大战略》(朱中博、郭树勇译，郭树勇校，人民出版社)指出中国古代存在两种战略：“不战而屈人之兵”的理想主义战略文化和以极端现实主义为特征的现实主义战略文化。理想主义战略文化认为战争是不得已而用之的维护安全的手段，最后才考虑进攻战略。现实主义战略文化认为战争是不可避免并且极为频繁的，由此形成倾向暴力战略。经由对《明臣奏议》等文献的解读，该书指出明代战略文化是“居安思危”或进攻现实主义的文化。陆韧《元明时期的西南边疆与边疆军政管控》(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指出元明王朝对西南边疆实行军政管控制度，并考察了由此形成的西南边疆政区的变迁及其类型。张金奎《明代渐进式“改流”浅议——以西北洮、岷一带为例》(《遵义师范学院学报》第4期)指出明代在西北地区实行渐进式的改土归流。何锋《明朝海上力量建设》(厦门大学出版社)对明代海上建设的阶段性变化、官方力量与民间力量的分化与互动，以及海军装备进行了系统分析。

谭德兴《明清时期贵州经学家与经学著述的地域分中国史研究动态2016年第3期明代中国的历史定位与研究视野——2015年明史研究的总结与展望布及成因》(《贵州大学学报》第3期)考察了明清时期贵州经学家的地域分布及其空间特征。彭寿清、李良品《论明代土司地区的儒学教育》(《西南民族大学学报》第3期)指出明代土司地区官学、书院、社学都得到了长足发展。钱秉毅《明代云南汉文化发展态势与地理格局研究：以滇人汉文著述为对象的考察》(《云南社会科学》第1期)通过明代云南汉文著述的分布空间与变迁，考察了明代云南汉文化的传播过程。谢湜《14—18世纪浙南的海疆经略、海岛社会与闽粤移民——以乐清湾为中心》(《学术研究》第1期)考察了明清时期活跃于浙闽海域的闽粤之人，如何在官方厉行海禁之后成为无籍之徒，又如何结成各种社会组织，与国家发生互动，影响了浙闽海域的社会文化。

丁慧倩《明清北京城区及关厢地区的清真寺》(《回族研究》第1期)以碑刻、牛街《冈志》与晚清民国时期各回族报刊展开的社会调查资料为基础，梳理了明清两代北京回民聚居区域的空间变化和历史变迁。许淑杰、何苗《马注“变通”的民族宗教观》(《东北师大学报》第3期)指出在明清之际的汉文伊斯兰译著运动中，面对中国伊斯兰教发展的衰微状况，“变通”成为译著家们的共同呼声。马注强调因地、因时制宜，既吸收中国本土文化中有利于伊斯兰教发展因素，同时也要保持伊斯兰教的信仰宗旨和基本精神。马注的民族宗教观是明清之际伊斯兰教在中国实现本土化过程中的理性选择。

五、中外关系与对外交流

胡正宁、范金民《郑和下西洋研究二题——基于洪保〈寿藏铭〉的考察》(《江苏社会科学》第5期)依据出土《大明都知监太监洪公寿藏铭》，确认了《明史》所载郑和宝船为五千料船是准确的。赵轶峰《“大行”消息到朝鲜——〈世宗大王实录〉关于永乐帝宾天的记载》(《安徽史学》第4期)指出朝鲜与明朝间信息往来并非迅捷有效，朝鲜的谨奉中华，既有浸染中华礼仪的文化自觉，也有谨慎事大的政治考量，其间不无鄙薄怨恨。刘晓东《明代朝鲜使臣胶东纪行诗探析》(山东人民出版社)考察了明代朝鲜使臣朝贡途中，用诗歌形式，对胶东半岛地理、社会的描绘，与推动中朝关系的努力。张兆裕《朝鲜李朝所知之南明述略》(《求是学刊》第6期)指出朝鲜通过民间渠道取得关于南明的存续情况，虽与实情存在一定偏差，但对于研究南明史与中国社会，仍具有重要价值。

〔日〕田中健夫《倭寇：海上历史》(杨翰球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从东亚史乃至世界史的视野出发，考察了14至16世纪倭寇的发生环境、中日外交背景、重要战役、中国沿海政策、走私贸易、东亚海域特点等诸多问题。赵现海《晚明东亚海域地缘政治变迁与天津镇、登莱镇的建立》(《国家航海》第11辑)指出面对“壬辰倭乱”的冲击，明朝开始在东亚加强以防御为主的军事经营。赵红《论明代抗倭援朝战争时期的山东海防》(《齐鲁学刊》第4期)指出明朝在抗倭援朝战争中，提出筹海理论并初步实践。

孙清玲《明清时期中琉友好关系历史遗存考》(海洋出版社)对中国福建与北京，包括机构、宗教、航海造船、人物、碑刻、墓葬、物品等的中琉交往遗存，进行了考察。尤淑君《明末清初琉球的朝贡贸易与其多重认同观的形成》(《世界历史》第3期)借助明清之际琉球放弃南明，改投清朝的个案，指出认识17世纪东亚国际关系的变化，需跳出朝贡体制的框架局限，从周边诸国角度出发。

张先清《小历史：明清之际的中西文化相遇》(商务印书馆)从“小历史”着眼，对晚明士大夫与耶稣会士的文化接触，进行了细致刻画。周书灿《明末清初中国民族文化起源的中西“道统”之争》(《浙江社会科学》第1期)指出耶稣会士带来的中国民族、文化“自西徂东说”，严重冲击了中国传统的古史体系。肖清和《“天会”与“吾党”：明末清初天主教徒群体研究》(中华书局)考察了明末清初天主教群体的形成及其与其他社会群体的关系。刘小珊等《明中后期中日葡外交使者陆若汉研究》(商务印书馆)考察了身兼传教士、葡语翻译、贸易代理人等多重身份的葡萄牙耶稣会士陆若汉，周游于东亚世界，推动日本基督教的发展、明代中国引入西欧火器的历史活动。

六、宏观研究与理论构建的尝试

本年度几位学者在长期研究的基础上，继续深化了相关理论认知，从而提出或完善了各自对于明清社会认识的框架体系。

赵世瑜《从移民传说到地域认同：明清国家的形成》(《华东师范大学学报》第4期)从明清时期流传的祖先移民传说个案入手，指出明朝并不试图维系元朝的巨大版图，统治集团也不具备蒙古人那样的能力，但在相对内缩的版图内，通过制定各项国家制度，强化对土地、人口的管控，从而形成比元朝更强的内在凝聚力。在全球化背景下，由于区域开发、人口流动性加大、国家对各种资源的需求加大等因素，开始逐步向外扩展。清朝对基层社会支配方式几乎完全延续明朝，只是更加规范化、制度化，支配强度更大。故从明至清，正是国家认同形成的关键时期。

赵轶峰《明清帝制农商社会说要义》(《求是学刊》第2期)超越西方中心主义历史叙述，提出了关于15至19世纪中国社会形态与演变道路的假说——“明清帝制农商社会说”。所谓“明清帝制农商社会”，指在中央集权的帝制体系框架内展开的以农业、手工业生产为基础的商业化程度日益增强的社会，其基本特征是帝制——官僚——郡县体制与农商混合经济达成具有一定稳定性的共生态。明清帝制农商社会覆盖广袤的地域和众多的人口，具有独特的文化传统来保持基本社会平衡和持续性，具有独特的性征和演进倾向，应该被看作是人类历史上一种独特的社会形态。对其生成轨迹的梳理有助于重新解读秦以来中国社会结构演进的历史，对其遗产的考察则有益于把握现代中国社会结构的历史渊源。赵轶峰《世界大变迁与明清中国：对现代早期东西方历史进程的再思考》(《社会科学辑刊》第6期)将西方现代早期与明清中国相对比，指出二者虽有一定相似性，但差异甚大，单纯以某一指标来衡量，比如雇佣劳动关系、GDP、伦理价值，是偏颇的。

万明《传统国家近代转型的开端：张居正改革新论》(《文史哲》第1期)指出张居正改革是在全球化开端的历史背景下展开的，推动了财政体系从以实物为主向以白银货币为主转型，与全球经济发生了密切关联，标志着中国从传统国家向近代国家的转型。

陈宝良《明代的时代转移与风俗变迁》(《中州学刊》第10期)认为历史变迁存在若干重要的时段，这便是“时代转移”。明代的时代转移节点是正德时期，整个社会风气在此前后发生了从纯朴至新异的巨大改变。樊树志《晚明大变局》(中华书局)从全球化的角度指出晚明中国的历史变迁，是中国历史发展中至关重要的一个环节，是晚清以后中国社会发生颠覆性大变局的思想和文化潜源。赵现海《新农战史研究大有可为》(《中国社会科学报》10月27日第1版)在对包括明末农民战争在内的中国古代农民战争整体审视的基础上，倡导对中国古代农民战争进行“区域农战史”的研究，将之置于中国历史，乃至世界历史的视野下，审视其对中国历史的整体意义与历史影响，建立具有中国本土特色的农民战争史理论体系，即“新农民战争史”。

万明《整体视野下丝绸之路的思考——以明代南方丝绸之路为中心》(《中华文史论坛》第9期)提出“整体视野下丝绸之路”的概念，以审视明代丝绸之路与全球一体化的内在关联。陈尚胜《朝贡制度与东亚地区传统国际秩序——以16—19世纪的明清王朝为中心》(《中国边疆史地研究》第2期)从理论上进一步质疑了费正清提出的“朝贡制度”，指出东亚地区传统国际秩序应称“封贡体系”较为周全。封贡关系的要义在于“事大”与“字小”。石元蒙《明清朝贡体制的两种实践：1840年前》(知识产权出版社)指出中国传统朝贡体制以“怀柔远夷”为主题；面对欧洲人的东来，中国开启了朝贡体制中“保持自主性”的实践。李焯然《中心与边缘：东亚文明的互动与传播》(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讨论了明清时期儒家思想、宗教信仰、中华典籍在东亚世界的互动与传播。沈定平《“伟大相遇”与“对等较量”——明清之际中西贸易和文化交流研究》(商务印书馆)提出从世界史的视角研究明清史，认为明清之际的中国是正在形成中的世界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西学东传促进了中国的早期近代化，中学西传促进了西欧的启蒙运动。

七、结论

从以上所述来看，政治史、经济史依然是明史研究中成果最多的研究领域。经济史依然是在理论思考、框架建构上，最为自觉地与西方话语体系进行对话的研究领域。边疆研究则开始发力，劲头甚猛，这既与国外边疆研究热潮的兴起有关，也与当前中国边疆治理存在诸多问题与隐患有关。另外，对外关系史的研究，由于借鉴西方史学方法，开始更多地从东亚史，乃至世界史的视野出发，也开始进一步走向深入与宏观。与之相比，近年来思想、社会、文化的研究，在一度兴盛之后，显得较为冷寂。

未来的明史研究，应在充分梳理学术史的基础上，对同行的研究进行充分借鉴与批评的基础上。充分借鉴国内外史学与其他学科的相关研究理论与视角，对明代在中国历史，东亚历史，乃至世界历史之地位，进行更为全面而深入的思考，从而建立自身的理论体系与研究框架。比如蒙古帝国解体后，欧亚大陆各文明在恢复自身民族本位的同时，对于蒙古因素都有所吸收，历史现象从而在更为纷繁复杂的同时，也预示着文明的整合与历史的发展。因此，君主专制的加强、宗教地位的下降、民族文化的复兴、对外交流的扩展、疆域的开拓，都是这一时期欧亚大陆各文明的共同特征。因此，对于明代的相关研究，可以从欧亚大陆的视野出发，审视这一时期中国历史道路的普遍性与特殊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