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来的《周易》研究，是接着古代的研究而来。它最大的特点，就是有着和古代根本不同的目的，采取了和古代研究根本不同的方法。

一 古代的经学方式

《周易》是儒经之首，因而古代对《周易》的研究，都是一种经学研究。经学的方法，从《周易•大传》开始，就是借题发挥。即在经文的基础上，发挥自己的思想。自然，古代经学忠实原义的内容是有的，这些内容至今仍然是我们理解经书的基础。但这只是古代学者的出发点，而不是他们的目标。他们的目标，可以代表时代思想面貌的，主要是这种望文生义、或借题发挥的解释。

经学的方法，乃是古人的一种不得已。因为经书，乃是古人的认为的绝对真理，必须遵照实行。然而经书所说，又多是已经过去的事情，过去的问题。

虽然有些可以长期发挥作用，但毕竟大多不能如此。要把只适用于过去的内容，说成是“放之四海而皆准，质诸古今而不疑”（程颐语），并且使之适用于任何时代和任何环境，就必须重新加以解释，使经文的内容选用于当时的现实。这样，经学的内在矛盾，决定它不能忠实于经文本义，于是或望文生义，或借题发挥，甚至无中生有，杜撰揣猜，种种方式都出来了。

从科学的观点看问题，这样的解释显然违背经书的原义；从历史发展的角度看问题，赖有这种借题发挥和无中生有的注释，才有古代思想的不断发展。而古代的思想发展，也几乎只有借助这种释经方法才有可能。

这样的释经方法，是经书教条和现实矛盾的产物，也是解决这一矛盾的唯一方式。因此，就古代经学的总体来看，可说都不是对经义的正确理解。以中国儒学为例，清代人推崇汉代经学，认为汉代经学最正确地反映了经书本义。汉代儒者对字义的训诂、事实的考订，确有后人不及之长；但汉儒的释经，同样不以恢复经书本义为目的。汉代经学最重要的派别是《春秋》公羊学，而《春秋》公羊学的基本方法，乃是追求经书的“微言大义”。所谓微言大义，就不是经文的本义。这样的追求当然会发掘一些经书的深刻含义，但多数却是汉代学者的发挥和揣猜。其它经学和派别，也都是如此。至于魏晋玄学、宋明理学，就更是如此了。

清代学者反对宋明学者，认为宋明儒者的说经，乃是凿空虚言，不是经书本义。他们要求回到六经，以弄清经书本义为己任。然而整个清代的学问，不出汉、宋两家，清代学者弄清了多少经书本义，也就可测而知。

在汉代经学中，人们多以为古文经学重考据，不任意发挥。事实上王莽当政，古文经才得立于学官。而王莽和他的国师刘歆都信谶如命，其任意发挥和今文经没有本质区别。比如在他们之后，正是著名古文经学家贾逵，为了使《左传》得以立于学官，从《左传》中找到刘邦是帝尧的后代，以致遭到后代儒者的讥讽。

《周易》既然是儒经之首，经学的方法也就首先表现在《易》学中，虞翻的象数，王弼的义理，虽然从局部看，都有弄清经文的所在，但从总体上看，也都不是经文的本义。而古代解《易》，不出象数、义理两家，究竟谁弄清了《周易》的本义，弄清了多少？实在不能使人满意。

那么，我们今天应该如何研究《周易》。

二 现代弄清本义的目的和方法

自从辛亥革命之后，新的共和国建立，学校里就废除了尊孔读经。《周易》的内容，也就随之不再被认为是绝对真理。从此以后，学者们的研究可以不再面对古代之书、过去之事和当前现实的矛盾，因而可以不必借题发挥，而以弄清本义为目的。在以弄清《周易》本义为目的的情况下，出现了一批新的著作和新的说法，比如说，对于《周易》的成书，不再受世历三古，人更三圣或四圣的限制，而是依据历史资料，认为《易经》成书于商周之际，《易传》成书于战国时代，它们未必是文王和孔子的作品。至于《易经》的文字，则元亨利贞的贞，未必都是作守正解，而是认为贞乃是“卜”；守正的意思，也是从卜而来，因为占卜时要求虔诚和守正。如此等等。至于《易传》，则一般不再把它们作为对经文的正式注解，而主要是作为对经文思想的发挥，甚至作为独立的著作，置于中国古代思想史的研究之中。

这样一种方法，可以称之为是弄清本义的方法。然而，从乾卦“潜龙勿用”到未济的“有孚失是”，六十四卦辞，三百八十六爻辞，我们究竟能弄清多少本义，实在是未知之数。因为《周易》的卦爻辞本来就是占卜的记录。文字的考订，可以通过相互参照和考古发掘来帮助；字面的意思，也可参照古今注释。即使如此，许多问题也难以解决。至于为什么如此为吉？如此为凶？则当时的解释权就在专门的神职人员手里，后来就更加难以弄清。对于我们，那就是真正的千古之谜了。

虽然如此，这样的目的，乃是我们今天在经学之后，唯一可有的目的；这样的方法，也是我们在经学之后唯一可用的方法。怀抱这样的目的，用这样的方法，使我们了解到不少古代生活和思想的面貌。我想作为研究来说，其目的可说已经达到了。

自然，任何研究都不是发思古之幽情，而是为着今天的需要。然而，了解古代，认识古代，这本身就是今天的一种需要。因而就一般的意义上可以说，在这方面，对《周易》的研究，乃是一种历史的研究，思想史的研究。它的弄清本义的目的和方法，就像一般历史研究以弄清历史的本貌为目的一样。

当然，一般历史研究并不仅仅到弄清历史本来面貌为止，它还要总结历史发展的规律，以认识人类的现在和将来。思想史的研究，除了一般历史研究的目的之外，还有特殊的作用，那就是为后人提供已有的思想成果，以使后人在建构自己思想时，有所借鉴。

然而，后人建构自己的思想体系，是对历史素材的应用。而从历史研究本身来说，它自己的目的到弄清本义已经达到，而它的研究任务，到弄清本义也就为止。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弄清本义的研究，是应用的前提。

三 现代的后经学方式

然而今天的《周易》研究，还有一种方式，可以叫做“后经学方式”。这种方式继承了经学借题发挥的方式，同时又缺乏经学还保有的一点严格性，又是产生于经学之后，所以称之为“后经学方式”。

这种方式的主要特点，就是根据时势的需要，大胆发挥，而不管或基本不管是否合乎《周易》本义。而发挥出来的内容，大多是西方科学的内容。

这种方式不始于本世纪。早在利玛窦来华之后不久，中国学界就出现了所谓“西学中源说”。依这种说法，则西方学术，当时主要指传入的西方自然科学，其根源全在中国，西方的自然科学，不过是从中国传去的，现在又传回来了而已。依西学中源说，则浑天如鸡子、地如鸡中黄，是西方地球说之源；中国的天元术，是西方的代数之源；中国的勾股术，是西方几何之源。如此等等。为了说明勾股术如何传入西方，中国学者还杜撰了所谓“周朝灭亡，畴人子弟分散”，一部分逃到西方，带去了勾股术等等如同老子化胡之类的神话。

鸦片战争之后，西方传入的自然科学内容更加丰富，西学中源说的内容也就更加丰富。比如说“星气始于臾区，勾股始于隶首……机器创于班墨……气学出于亢仓……电学源于关尹……”（严复《救亡决论》）。此后，则更有所谓相对论、量子论源于《周易》说等等。五十年代之后，在大陆，则逐步有人把《易传》中一阴一阳之道说成是唯物辩证法，甚至是唯物辩证法的源泉。八十年代开始，则有人认为二进制的发明源于邵雍的《先天图》，甚至认为《周易》中包括了古往今来一切伟大的科学发现，包括了古往今来人们尙没有出现的伟大科学发现。因此，只要我们认真研读《周易》，去发现其中的奥秘，就会有空前伟大的发现，就会使中国成为世界上的一流强国，使二十一世纪成为中国的世纪。

这种后经学方式的特点，就是基本不顾从古到今《周易》研究所取得的基本成果，完全没有任何可以遵守的规范，望文生义的、随心任意的去解释有关《周易》的种种问题，把自己想要联系起来的问题联系起来。

在这种后经学方式的推动下，还兴起了两种《易》学运动，其一是发掘以黑白点《河图》为代表的易学图象之秘；二是所谓预测学运动，即在现代社会运用《周易》运行占卜活动。在这两项运动中，揭示的《河图》或《太极图》奥秘，不过是作者随心任意地把现代某些知识与这些图象进行附会；所谓预测学，其中许多已经大部或全部脱离了《周易》本身。与《周易》有关或者比较严格按照《周易》程序行事的，也主要是一种社会活动，而不在《周易》研究范围之内。

严复在《救亡决论》中指出，把中学说成是西学之源，不过是“于古书中猎取近似陈言，谓西学皆中土所已有”，以夸张博雅，并不符合事实。至于他以后直到今日的后经学方式的《周易》研究，就更是这种不符合事实的夸张。

四 展 望

《周易》是儒经之一，它在近二十年中特别被突出出来，是一种历史的因缘。被特别突出的结果，就是在一部分人的心目中，中国古代伟大的著作几乎只有《周易》。这是不符合事实的，因而如同时兴时灭的泡沫经济一样，迟早要被较为蹠实的认识所取代。对《周易》的研究，将会步入较为正常的轨道，恢复它作为中华民族古代优秀著作之一的本来面貌。自然，泡沫文化和泡沫经济一样，也总会存在，但以后兴起的泡沫文化，则未必就是《周易》。

对《周易》本义的研究，包括对一系列《易》学著作本来面貌的研究，将是一项伟大的工程。研究者之研究也会成为后来者研究的对象，因而这是一项近乎永久的事业，也是学者们所当用力的所在。这项研究，是社会的需要，因而将作为史学、或哲学学科的分支，为社会尽自己的责任。

然而深流虽是江河的本体，却总是处于泡沫和浪花之下；粮食、布帛虽然永远是社会的必须品，其价格却总在珠宝之下。至于空气和水，则有史以来几乎没有交换价值。然而作为学者，应该服务于社会最基本的需要。

社会在发展，社会最基本的需要也在变化，一台电脑，过去是闻所未闻，现在也成了社会的基本需要。创新的责任，也在学者。然而电脑的出现，基于电子学的长期发展。所根所据，皆蹠实不虚。思想上的创新，也当如此。为夸张博雅产生的泡沫文化中的泡沫结论，是担当不了创新基石的。

中华民族需要新文化，需要新科学。中华民族数千年的文化积累是包袱，还是财富？关键在我们后人如何对待，而不在文化积累本身。在这里，正确的态度只有一个：实事求是。

文化总是服从社会的需要，也总是要受制于社会的政治、经济环境。经济中的投机心理和投机行为，和经济本身一样古老和长久；文化中也有投机心理和投机行为，并且也将和文化本身一样长久存在。只是这样一种文化，为有责任心的学者所不屑为；就像一个正直的企业家不屑于投机经济一样。

中华民族发展到今天，成为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一个重要成员，说明中华民族自身不仅有健康的身体，而且有健康的心理，因而泡沫文化永远不会成为中华民族文化的主流。这是中华民族的希望所在，也是我们对于中华民族光明前途的信心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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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李申（上海师范大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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