站上历史学与影像史学研究的新前沿

——在重庆市文物考古研究院的讲话

2022年5月25日

今天，重庆市文物考古研究院、重庆市重庆史研究会、重庆市复归文化艺术研究院签订战略合作框架协议，揭牌成立“重庆历史影像和口述历史研究中心”。这是我们重庆的历史、考古、影像三个学科的第一次牵手，也是三个机构的强强联合。

市文化旅游委副主任幸军的出席，代表了市政府文化文物管理部门对我们的关心和支持，尤其是他对这件事的前瞻性、基础性的认识，更是我们可以预期的政府支持重庆影像史研究的重要举措。

重庆史研究会与文物考古研究院以协议方式的合作，这是第一次。但是，我们两家的合作可以追溯到40年前。1981年，经市委批准，在孟广涵同志的领导下，重庆市政协文史委牵头组成了重庆地方史资料组，与市政协文史办合署办公，由周永林主持工作。同时创办了《重庆地方史资料丛刊》。当时，重庆还没有党委政府的党史研究室、地方志办公室等机构，经费也极度匮乏。因此政协的文史工作、地方史工作就包括了革命史、地方志等诸多方面。当时的学术机构也很少，只有重庆市博物馆最为专业，因为他们有邓少琴、董其祥、徐文彬等老先生，当时的考古队，就是今天的文物考古研究院，在重庆博物馆里。所以重庆市地方史资料组成立后便大力支持重庆市博物馆，编印的第一部关于重庆历史的著作就是《重庆简史和沿革》，由邓少琴等编著，成为《重庆地方史资料丛刊》的第一种。随后，又陆续编印了重庆市博物馆的《明玉珍及其墓葬研究》《近代川江航运简史》等，由此开始了我们两家40年合作的历程。

今天，我将孟广涵、周永林两位老先生的著作捐赠给枇杷山书院，就是为我们40多年前合作留下历史的记录。

说到今天的签约，有什么意义呢？

第一，“影像史学”是近年来逐渐兴起的新学科、新视野、新领域，今天的签约使我们站上了历史学（考古学）研究的新前沿。

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影像史学”兴起于美国。1988年美国历史学家海登·怀特第一次提出了“影视史学”的概念。旨在创立一种新的历史叙事方式，即以历史影视片为载体，以视听为阅读方式，以此区别于以文字为主要方式的传统历史著作。到90年代，影像史学进入中国台湾和大陆。目前，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的历史影像实验室，是中国大陆影像史研究的主要基地。2015年以来，他们先后主办了四届全国性的影像史学研讨会。

2008年以来，重庆实施“中国抗战大后方研究和建设工程”，我们搜集到一大批海外有关抗战大后方的影像史料。仅电影历史视频素材就达830余部，时间总长度在270余小时。这些史料主要来自于美国国会图书馆、中国台湾中央研究院、美国陆军部——陆军航空队、美国陆军通信兵、美国战时新闻服务处、美国战略服务处、美国哈曼基金会、美国新闻公司、大英百科全书电影公司、日本随军记者，以及若干独立摄影师和私人收藏等等。其中最重要的是美国电影纪录片《苦干》，2014年发现，2015年引进，受到中央高层的关注，随即被国内外新闻媒体广泛传播，成为当年的一个新闻现象。以这些影像史料为基础，经过几年的努力，2015年我们制作并播出了大型纪录片《大后方》，片长12集，600分钟。获得了海内外的同声赞誉，更得到党和国家的充分肯定，《求是》杂志专门为此发表评论。

这项工作也催生了我们的一个新的研究方向，那就是“影像史学”，其特点是“海外抗战大后方历史影视资料搜集整理”工作。目前正在翻译这些来自西方的影视作品，把它呈现给学界；同时，撰写学术论文，研究《苦干》所蕴含的论题，与国际国内学界探讨交流，努力为影像史学的发展做点实实在在的贡献。

考古学是历史学门类中与中国史并列的一级学科。重庆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对影像史学、口述史学如此重视，这在全国是不多的，这表明他们正走在学科发展的最前沿，值得点赞。

第二，历史影像的大量出现并使用，和我们中心的成立，将大大深化我们对于中国城市史、重庆城市史的认识，拓展重庆城市史研究的新视野、新领域。

当今时代，由于技术的发展，历史影像资料已经大量涌现，为历史研究尤其是城市历史研究提供了有利条件。历史影像的出现是近代西方工业革命的产物。近代以来，随着西方列强向中国内陆的侵略，一批西方商人、作家、记者、外交官等来到重庆，留下了一大批近代重庆城市风貌和重大事件的历史影像。到了抗日战争时期，美国、英国、荷兰、苏联都派有新闻机构前往中国拍摄新闻作品（纪录片、照片等）。更成为记录这场伟大民族抗战的珍贵史证，也为我们留下了重庆这座战时首都、反法西斯名城的独特史料，极具客观性、真实性、直观性、亲临性。尤其是海外第三方拍摄的影视资料，更具有可信度和影响力，极大地开拓了中国抗战研究新领域。

当时以重庆为中心的抗战大后方是中国战时首都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国战场统帅部所在地，在这里产生了大量国际性的影视作品，积累了大量的影像素材。运用这些极其宝贵的影像史料于历史研究，这对于深化研究中国与世界的关系、中国抗战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地位、重庆作为战时首都的作用，可产生独特的作用。

第三，中心的建立和对历史影像的研究，将深化我们对中国史、考古学研究的认识，有利于完善中国近现代史、考古学研究的新体系。

历史影像是近代以来记录人类社会历史的重要载体，也是历史研究的重要资料。近年来，历史影像的大量发掘，为传统史学研究提供了新的史料和新的方式，在深化历史研究、推动史学现代化的过程中，越来越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

随着科技的发展，人类历史的记录和传播方式越来越依赖于信息技术，越来越多地使用影像手段来记录历史进程，尤其是关键的历史时刻，因此影像史学应运而生。由于它以影像为载体来记录、传播历史信息，就创造出一种不同于文字书写的全新的历史资料表达形式，显示出广阔的前景。

在可以预测的将来，人们运用影像来解读历史，将与我们今天运用档案文献解读历史一样，呈现并行不悖的情景。历史学家、考古学家应当顺应这一潮流，在熟练搜集和运用传统史料、掌握传统史学研究方法的基础上，努力掌握“影像史学”的技术手段与方法，给古老的历史学、考古学注入崭新的时代气息，从而获得对历史的真实再现和深刻认识。

因此，在影像史料披露和影像史学建立的基础上，成立重庆历史影像与口述历史学研究中心，是顺应学科发展趋势、抢占学术制高点的前瞻之举。今天，重庆历史影像和口述历史研究中心揭牌成立，标志着我们开启了传统历史学（考古学）与影像史学双重研究的新征程。

近年来，研究会从世界各地收集了大量有关重庆的珍贵历史图片。目前正在由专家们的翻译、研究，将陆续和市民们见面。希望历史学者、考古学者与影像史学学者携手合作，诠释历史、记录历史、展现历史。

同时希望摄影艺术家和影像研究者们在“重庆原创”上不断地追求，不断地记录历史，不断地指引未来。希望这些重庆的学者们，扭住重庆的题材，由重庆机构去做，把“重庆”用最好的方式保存下来，奉献更多更好的“重庆原创”文化作品。真正承担起研究会“为城市存史、为市民立言、为后代续传统、为国史添篇章”的使命。

刚才白九江院长介绍了中心成立以后将要做的六方面的工作，其中就包括出版影像和口述史料。我认为，这是非常重要的务实举措。

我希望，我们三方立马探讨合作实施第一个项目，为新成立的中心打造一个品牌，迈好第一步，在全中国影像史学界树立起重庆影像史学的旗帜来。

我的具体建议是：在十四五期间，做出一套三卷本的《近代重庆城市图像史（1860-1946）》，记录下清末、民初、抗战这三个时期的重庆城市独特风貌。

其突出特点，一是用城市史的理论和方法，以影像为主要手段，全面系统地建构近代重庆城市历史；而不是以政治史为主体的通史的插图版。这是极大的创新。而重庆在中国城市史研究领域是走在前列的。二是用来自于西方国家珍贵影像记录清末重庆。用西方和中国摄影家的珍贵影像反映民国和抗战时期的重庆城市。这将是第一次系统呈现。三是对每一张图片的解读、考证、呈现，将是独一无二的。

300多年前，清人何明礼作《重庆府》，有“要使前贤畏后贤”句。这是重庆人的胸怀，也更是当下重庆人所需要的敬畏前贤，超越前贤的精神品质。

这也是我对白九江院长、张真飞院长和团队最大的希望。

文稿：周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