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观中国古代哲学的发展历程，大体可以分为先秦子学、两汉经学、魏晋玄学、隋唐佛学、宋明理学这样几大阶段。这些学术思想的出现，无不是社会发展的产物。 宋代理学的形成也不外乎如此，也只不过是适应新的封建国家中央集权统治所需要的产物。

由于时代的发展，传统儒家经典教条并不能完全满足当时的需要，这就要求对儒家经典加以重新阐释以至于作哲学论证。为了使儒学在哲理上与佛、道相抗衡，理学家们大量吸取佛、道思想的思辨成分，构造出严密的哲学逻辑结构，而同时又注重将佛、道的修行体系引向儒家的“齐家”、“治国”、“平天下”，使其虚昧的出世观念重新回到现实的人世，使哲学的终极关怀从彼岸回到此岸。理学因此具有了广泛的实用性与操作性，不仅被统治者所认同，成为封建社会后期的官方哲学和统治思想。而且它也易于深入人心，使人人得以遵照执行，从而也对社会心理产生巨大而深远的浸漫和影响。

一、宋代理学兴起的原因

宋代理学作为一种影响广泛而久远的学说与思潮，其兴起、形成乃至确立、发展，自有多种因素的促进作用，而归根到底则与一定的社会经济、政治体制乃至文化型态密切相关，是一个时代的产物。

首先，理学的兴起与宋代经济、文化的发展密切相关。宋代社会的安定，使战乱中遭到破坏的农业生产得到迅速恢复和大规模发展。

北宋初年的半个世纪中，耕地面积增加了一倍，农业生产技术与效率不断更新提高。与农业发展相适应，手工业也得到迅速发展，宋代的冶炼、煮盐、制茶、纺织、烧瓷及造船业，在当时世界上都是先进的。在生产发展的基础上，宋代科学文化的进步尤其引人注目，不仅像活版印刷术、指南针、火药等重要的发明出现于宋代，而且宋代的天文、历法及数学也已相当发达。北宋沈括写的《梦溪笔谈》，就是对当时许多自然科学成就加以总结，甚至被英国的中国科技史专家李约瑟称为“中国科学史上的坐标”。

哲学的建构本来就以自然科学的发展为基础。作为宋代哲学核心的理学，对自然及社会规律的思考乃至理学中《易经》象数学派的形成，正是宋代科学文化发展的必然结果。

其次，理学的兴起与宋代政治特点密切相关。宋王朝的建立，结束了唐末五代十国长期混乱、分裂的政治局面，重新确立了大一统的中央集权体制。但是，长期的分裂和混乱，特别是五代那种毫无信义而言的互相替代方式，无疑使得传统的伦理道德规范遭到极大的摧残和破坏，作为这种道德规范的儒家思想亦随之崩坏无遗，这种局面显然不利于大一统政治的稳定和巩固。正是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为了加强与政治统治相适应的思想统治，宋统治者一开始就倡导尊儒读经，宋代的儒学复兴亦便由此而逐渐形成。

同时，极力提倡重整伦理纲常、道德名教，也就成为宋代儒学复兴的一个显著特点。如宋学的奠基人物欧阳修在其编修的《新五代史》中，就将“三纲五常之道绝”、“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之道乖”当作社会衰败的最主要原因。所以，伦理化特点正是宋学的基本内核，理学也正是在这样的时代需求中成为了宋学的核心。

最后，理学的兴起与思想史自身进程也密切相关。晚唐时期儒家思想受到巨大冲击，面对佛、道的挑战，韩愈等人提倡运用儒家的“正义”、“道统”抗衡佛家的“法统”，以此构建儒家的心性学说及修身理论。他们打着“复古”的旗帜，主张恢复孔孟儒家思想的正统地位，用儒学取代佛、道的晚唐古文运动于是应运而生。

北宋建立后，构建儒家的心性学说与修身理论成为宋儒孜孜以求的目标。北宋庆历年间实行了以儒家思想为理论依据的改革即“庆历新政”。在“庆历新政”中，以范仲淹为首的改革派依据儒学精神特别是“儒家六经”的精神在全国办学、讲学。与此同时，他们积极发挥儒家“经世致用”思想对抗佛、道二教的出世思想，反对把儒学凝固化、神学化。

在此背景下，一些著名的知识分子要求对儒家经典进行新的解释，这为儒学的复兴开创了全新局面。在此之后，北宋五子周敦颐、邵雍、张载、程颢、程颐凭借各自对儒学的理解建立了不同的思想体系，他们有许多共同点：首先，确立了以“理”为宇宙万物本质的本体论哲学观，突出强调“理”为万事万物的最高存在；其次，在道德修养方面，重建以儒家心性论为核心的道德形而上学；还有就是儒家“天人合一”思想被重新定位，即通过主观的努力(主要是加强思想道德修养与实践)追求“天人合一”的境界，这些都标志着理学真正的产生。

二、理学的兴起

上述的社会背景及文化发展的趋势，终于导致一种新的思想文化形态的出现，这就是理学的形成。理学的形成是儒学复兴运动的产物，也是“三教合一”思想文化的新形态。

宋代理学家是一批要求复兴儒学、敢于怀疑经典、倡导义理之学的儒家学者。但是，他们在注释儒经时不仅要否定汉唐注疏传统，阐发道德义理，尤着重在建立一套包括宇宙论、心性论、修身工夫论等各种理论问题在内的思想体系，以便与释老之学相抗衡，复兴儒学并承传道统。周敦颐被称为理学的开山祖，因为他的《太极图说》、《通书》首次将儒家伦理观念纳入到一个无极太极、阴阳五行、万物化生以及立人极的宇宙论思想体系中去，为理学思想体系奠定了基本的框架，故而他被推崇为“道学宗主”。

张载则进一步以“太虚即气”的气本论来统一宇宙本体，建立起包括太虚、气、神、性、心、诚、礼等范畴在内的思想体系。而二程为了强调儒家伦理原则的绝对性，将其提升为“天理”，以天理论来统一宇宙本体。同时，还倡导“性即理”、“格物致知”，以建立 “性与天道合一”的理学思想体系。二程的洛学经过其弟子们的传播，到南宋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朱熹是二程的四传弟子，他综合了濂（周敦颐）、洛（二程）、关（张载）等各家学说，建立了包括理气论、太极阴阳论、天命之性与气质之性论、心统性情论、格物致知论在内的“致广大而尽精微”的博大的理学思想体系，从而完成了理学的集大成的任务。

理学先驱——北宋五子

三、宋代理学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儒学的贡献和革新

自汉武帝开始“独尊儒术”，从而确立了儒学在学术思想及政治需求上的主体地位。然而，到了魏晋隋唐，佛学、道教在这段时期内取得的巨大成就，使儒学的地位开始动摇。

而宋代理学的兴起，其目的就是宋朝的儒士们想要恢复儒学在学术思想上、政治上的主体地位。理学的形成，完成了以儒学为核心的思想综合，建构了一个融合儒、佛、道的思想体系，使中国思想文化的发展达到了一个空前的高度。

首先，儒家原典受到重视并获新的诠释。宋庆历以降形成的疑经风气，并不是要怀疑儒家经典本身，而只是对汉唐诸儒所垄断的传注经学体系提出怀疑，而其真正目的则是他们希望根据新时代的需求和自己的深入思考，以重新解经并确立儒学经典的权威。

这种对儒家经典解读的迫切需要，又与复兴儒学、孔孟道统的思想相结合在一起。使得宋代形成疑经风气的同时，又形成了一股强大的读经、研经的热潮。他们不仅热心探讨《诗》、 《书》、《礼》、《易》、《春秋》等汉唐诸儒十分重视的五经，还对《大学》、《中庸》、《论语》、《孟子》这四书表示出强烈的兴趣。学习经典、研究经典、讨论经典，很快成为宋代学术界一种十分盛行的现象。宋朝学人对儒家经典的尊崇态度和钻研精神，较汉儒是有过之而无不及的。

他们认为：“六经是三代以上之书，曾经圣人手，全是天理。”“学者于《庸》、《学》、《论》、《孟》四书，果然下工夫，句句字字，涵泳切己，看得透彻，一生受用不尽。”（《学规类编》）正是由于这种尊经的态度和研经的精神，使得宋人的经学研究达到了中国哲学史上的一个新高峰。

其二，儒家道统得到了确立。唐中叶韩愈率先提出的“道统”说，到了两宋时期开始受到普遍认同。从孙复，石介，胡瑗的“宋初三先生”到“北宋五子”，再到南宋朱熹、张栻、陆九渊等理学家，无不倡扬“道统”说。

其实，“道统”说的基本精神，不是为某个学派争正统，而是要确立儒学在中国学术上、文化上的正统地位，以贬抑、否定佛教的“法统”说。韩愈在最初提出“道统”说时，就讲得很清楚，“斯吾所谓道也，非向所谓老与佛之道也。”“道统”说所讲的上古时期的圣人，包括伏羲、尧、舜、汤、文王、武王、周公等，都是古人非常崇敬的圣君，也是中华文化的创造者、传承者。

所以，将儒学与他们联系起来，更能确立儒学在中华文化上的正统地位。总之，宋代道统观的盛行，也是儒学主体地位得到确立的反映。

其三，儒家伦理被尊崇为思想文化的根本。宋代儒家学者要求复兴儒学，却又否定汉唐诸儒，是因为汉儒专讲章句训诂，而忽视了只有儒家伦理才是为学的根本。朱熹提出：“世之为士者，不知学之有本，而惟书之读。则其所以求于书，不越乎记诵训诂文辞之间，以钓声名于利禄而已。”朱熹等宋儒均激烈批评汉唐的“记诵训诂文辞”之学，因为这种学问的最大错误就是用解释字义、词义，分析断句的训诂知识去取代仁义礼智等哲学上的义理。

所以，宋儒不仅批评魏晋隋唐盛行的佛老之学，同样也否定两汉时期以研究儒家经典为对象的传注训诂之学。他们要求回复到先秦时期孔孟所创立的儒学，也就是将振兴儒家伦理作为治学的根本。因此，尽管两宋时理学大盛，学派林立，理学家们均热衷于讨论太极、道、天理、阴阳、气、性、心等抽象的理论问题，但所有的理论均围绕一个核心：儒家伦理。他们的天道论是为了证明儒家伦理即是天理，他们的心性论是为了肯定仁义礼智存在于人的本性之中，他们的格物致知论是论证如何体认儒家伦理。说到底，理学就是重振儒家伦理之学。

其四，实现了以儒学为主体的“三教归一”。两宋时期所复兴的儒学，已不是先秦、两汉时的儒学，而是融合释老的新儒学。宋代理学家们反佛、道最为激烈，但这并不能排斥他们对佛、道之学的吸收。那些成就较高的理学家们，几乎均有深入释老之学的经历，并在他们的义理之学中大量引进佛、道思想。

尽管周敦颐因建立了一个完整的宇宙论，完成了儒家伦理“推本太极”的功绩而被推为“道学宗主”。然而他的思想体系中的许多思想观念，包括“无极”、“主静”等概念均是从佛、道之学中引进。张载、二程均曾出入释老，研读佛、道，故而在其学说中也吸收了佛老之学。张载人性论有一个新的见解，就是提出了“天地之性”、“气质之性”的观点。而这种观点在同时代的道教金丹派南宗创始人张伯端那里有完全一样的说法：“形而后有气质之性，善反之，则天地之性存焉。”

另外，张载提倡“立天理”、“灭人欲”，二程提出 “去人欲、存天理，”均是受佛、道禁欲思想影响的结果。

南宋理学集大者朱熹的思想博大而精深，就与他能够吸收佛老之学有关，他承认自己“好释老者十余年，”并注道经《参同契》。朱熹为论证“理一分殊”的原理，还大量吸收佛教华严宗关于“一”与“多”及“月映万川”的思想。与朱熹理学思想相对立的陆九渊的心学派，其思想也主要受佛教禅宗的影响。陆九渊关于“本心”、“明心”的心学观念就显然受禅宗《六祖坛经》中“若识自心见性，皆成佛道”的影响。 关于宋代理学家对佛老的吸收，成为宋代思想史上的一个整体特征，学者全祖望说：“两宋诸儒，门庭径路，半出于佛老。”这确是道出了宋代思想史上的一个事实。

四、在理学影响下所体现的学术精神

理学作为一种新的学术思潮开显出了一种新的学术精神，这种学术精神既是中华学术精神的承传，又是当时时代学术精神的显现。

第一，求理精神。宋明理学继承和发展了儒学理性主义学术精神，其最切近的学术目标就是要“格物穷理”或“即物穷理”。其学就是“穷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践其实，而以居敬为主。”知即知识。致知就是把我的知识推到极致；格物就是穷尽事物之理。具有追求知识的学术特征。理学的“理”所体现的理性主义学术精神必须建构在知识主义的“推极”和“穷至”事物之理的知识之上，否则“理”就无根底和不合法。

宋明理学的理（天理）并非是先验存有，也非无中生有，更非空无所有，而是朱熹讲的“穷至事物之理”的存在，是乃“即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穷之，以求至乎其极。”这种“以求至乎其极”的寻根究底的学术精神，显然不是蒙昧主义的，而是理智主义的。

由此可见，求理精神是宋代理学一种基本精神。它是社会学术思潮和民族精神的标示，它体现了中华民族最深层的生存方式和学术核心，以及由这种生存方式和学术核心所转化的自觉生存智慧和价值观念。

第二，求实精神。宋明理学以求实为其学术旨趣。宋明理学家均坚持儒家的入世精神，以社会国家的命运为命运，为化解现实社会的积贫积弱和学术思想的儒衰佛盛的危机而建构道德形上学。因此，贴近社会现实和人生生命，是其学术的基本精神。

宋代理学家无论是理学、心学还是气学，都在追求一个“实”字，实事、实功、实学是其学术的基本特征。其实，区分学术思想空谈与非空谈的标准，不能是简单与直接的功利效果。从形式上看，任何理论性的学术研究和思想论争都有务虚的一面，这些似乎是无实无用的空谈。学术研究和思想的“实”是体现现实理论之“实”，呈现时代精神之实。学术争论之用是推动思维发展的逻辑之用。

理学家谈论心性，辨析义理，旨在重建社会道德价值理想和社会伦理生活秩序。他们讲道德性命，讲理气心性，都有其针砭时弊的现实性和逻辑思维的实理性。

第三，道德精神。宋明理学建构了道德理性的形而上学。鉴于唐末五代以来的礼乐崩坏、道德沦丧、社会失序，宋以来的各派儒士学者都以重建伦理道德为要务。他们重伦理，尚德行。相对于倏然即逝的现象世界，他们探究常住的现象世界背后的东西。

他们或用理气心性或用太极阴阳、礼乐、道器来解释人之为人、物之为物的内在根据和终极原因，以及其与现象世界的关系，论证人的理气心性本体及其道德价值的形上性和终极性。在功利与理想、利益与公德、公与私的冲突中拔高理想道德和公的地位，主张以公灭私、以理统欲。他们把儒家仁义礼智信的五常道德规范抽象化、本体化，使其成为颠扑不破的价值原则。同时又依据这些理想化的原则处理实际的人伦关系，提出了“存天理、灭人欲”的道德目标和修养准则。这一主张具有禁欲主义的色彩，但把它作为完全禁欲主义而加以否定， 又失于偏颇。故而需要深究理学家们的本义和其用心之所在。

理欲之间怎样划界？存理灭欲实际所指是什么？这是需要辨析的。朱熹曾有一个解释，他说：“饮食者，天理也；要求美味，人欲也。”饮食男女是人生生理的基本需求，就是圣人也不可避免。因此饮食男女之欲，不是人欲而是天理。存理灭欲实际所指是那些奢侈无度、大肆挥霍的官吏，而不是指饥寒交迫的老百姓。然而历史的发展往往事与愿违，原本是批判制约官吏、规谏统治者使其心术端正，从而国强民富的道德教化主张却被统治者和一些官吏接过来，变成了他们针对老百姓的工具。使理欲之辩由道德修养和超凡入圣的工夫，变成了压榨百姓的政治工具和奴役人民的理论根据。这种历史的演化，是宋代理学家所始料不及的。

第四，忧患精神。忧患的精神是指人处于忧患境遇或国家民族处于危难之中时，对人性的伟大和尊严，以及人之所以为人的存在意义与价值的深沉体认，并力求通过人自身的生命力量超越或改变忧患境遇或化解危难情境，达到真善美和合的境界。宋初儒家学人面对唐末五代的情境，道德文化与学术思想的当务之急是重新建构社会理想和人格理想，重新确立儒家伦理规范和道德原则，重新构筑终极关怀和精神家园。宋代思想家们怀着“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忧患意识，积极参与社会政治经济改革。“庆历新政”、“熙宁变法”把很多士大夫精英吸纳了进来。“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横渠宏愿转换为无限责任意识与使命意识，以及由自我心灵发出的无限的爱人及物由己及人、及物的悲愿。

同时他们对于未来社会亦充满忧患。从而把自我美好愿望提升为现实的社会理想。自觉而深沉的忧患精神煎熬和锤炼了一代又一代学者的意识，驱动他们不断超越所处的当下社会，从形而上学道体的思维高度，反思人伦的存在价值，学术的生命意蕴和道德的永恒力量，迫使其打破学术的派别门户之见，出入佛老，游思空无，综罗百代，融会三教。经几代人的不懈努力，终于使以儒家伦理为代表的中华民族学术展示出崭新的姿态。

第五，主体精神。宋代的理学是以中华民族现实生存为根基而开出的群体主体精神。这种学术精神强调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的和谐共存。强调张载所说的“民吾同胞，物吾与也”及“天地万物与吾一体”的大我的主体精神。我与自然万物，社会人群是一体的，都是平等的、自主的，人与万物没有特殊之处。人只有依靠自身的智慧和力量，发扬自我主体的自强不息的精神，才能创造有别于万物的现实社会和生存世界。

宋明时期的主体精神关心的是学术“道统”生命的生生不息，向往的是“廓然大公”、“人人圣贤”的至德之境。理学家们曾借助理欲心性、理气道器等范畴，精致辨析，将人的道德存在，伦理特性和价值尊严提升到了宇宙本体的形上学位置。视人为天地万物的价值主体，并抽象地证实了“天地之性人为贵”的儒学信念。

古代中国社会，是以农业为主的宗法社会。人们必须按照天地变化，四时运行的自然法则制定节气，依据节气安排耕作活动，于是不误农时就成为人们必须遵循的自然法则。自然环境的变化既带来风调雨顺的丰收的喜悦，使人普天同庆。又可导致旱涝瘟疫等大面积的灾害，让民生凋零。怎样协调人与自然天地关系、人与万物的关系，达到天人合一的状态就成为传统学术所探索的首要问题。

与此同时，如何协调人伦关系，规范宗法秩序，强化群体意识，提高群体智慧和力量以化解各种灾害，从而达到政通人和的目的，也成为传统学术的基本问题。理学的这一主体精神，深深地根植于中华民族的这一生存环境及其学术价值理想之中。他们以天下为己任，以天地为己心的情怀，正是宋代理学主体精神的体现。

张载有名的横渠四句教

五、结语

宋代理学作为中国古典哲学发展历程中最后一大阶段的代表形态，体现出古典哲学新阶段的特质，标志着理论思维方式的一次重要跃迁。精神文化的发展具有其内在的逻辑与规律，并且受到极其复杂的各方面因素的综合作用与潜在影响。

建立起怎样一种具体形态和特质的学术体系，是离不开思想史的内部渊源的承继、包融与整合，以及社会文化史新生价值观念的接受、认同乃至冲撞。因此，理学的建构，既表明为哲学史阶段性的重要一环，又体现出文化史广泛领域的融纳整合。也就是说，宋明理学在文化史上的宏观视野下，已经超越了哲学思想史的狭隘范围，而是在对社会文化领域的广泛参与下，形成一种特殊的亲和力与结合性，从而在特定社会心理条件下对人类精神世界产生全面的影响和深刻的渗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