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沿动态】

书籍史是20世纪后半叶在欧美学术界逐渐兴起的一个跨学科研究领域。它以书籍为中心，研究书籍创作、生产、流通、接受和流传等书籍生命周期中的各个环节及其参与者，探讨书籍生产和传播形式的演变历史和规律，以及与所处社会文化环境之间的相互关系。

在20世纪中期以前，学者们主要探讨书籍制作的演变历程，同时书籍也一直是目录学者和文献学者的耕耘园地。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得益于以吕西安·费弗尔为代表的法国年鉴学派史学家的倡导，研究者不仅探究某一时代已成经典的书籍作品，而且将目光转向特定时代中所有可阅读的文字材料。他们通过对原始档案材料的大规模统计，试图重建书籍的流通过程，了解不同群体对书籍的拥有情况，据此对人们的精神世界以至整个社会文化思潮展开探讨。几年之内，书籍史便在法国学术界获得了肯定，并被认可为一门专门课程。

法国学界的研究热潮，很大程度上影响了英语国家的书籍史研究。美国学术界不管所研究的出版物形态如何，都将这方面的研究统称为“书籍史研究”。近年来，英国学术界也相继出版了数量可观的学术著作，在牛津大学等高等学府里，每年定期举行书籍史研讨班，而与此相关的学术会议也呈发展壮大之势。此外，学者们相继创办了新的专业杂志，如《出版史》《书目通讯》等。1998年，这一领域诞生了一本标志性刊物——《书籍史》。该杂志宣称，所有有关“书面交流的全部历史”的文章都是可被该刊采纳的论题。可以说在短短数十年里，书籍史研究已成为欧美学术界一个丰富而又多产的学科领域。用美国学者罗伯特·达恩顿的话说：“这块领地的富饶程度已经使它不再像是有待开垦的处女地，而更像是枝繁叶茂的热带雨林。”

书籍史研究之所以能引起如此广泛的关注，主要在于它包含了一系列新颖的历史研究方法与视角，其中既有技术史的，也有经济、社会、学术、文化史的，研究者通过开辟这些新路径，提出了有关人类社会发展进程的诸多新阐释。进入新世纪以来，研究者讨论的议题或显或隐地集中于书籍与不同社会历史时期的信仰、制度以及与权力变迁的关系上，并最终转向基本的政治发展演进问题（包括意识形态、权力支配与参与方式以及解决可能出现的争议的途径等），笔者认为这构成了新世纪以来书籍史研究的核心议题，也彰显出这项研究最富魅力的一面。

普林斯顿大学中世纪史学者赫尔穆特·雷米兹在对中世纪早期手抄本的研究中，没有拘泥于对最终版本的文字解读，而是运用数字技术提供的可能性，将每一个版本都视为知识传输链条中的一环，通过观察公元6世纪的文本是如何被抄写、修订、删节并重新组合的，以找出不同版本中出现的省略、篡改之处，从而改变了人们对公元6至9世纪法兰克王国政治意识形态巨变的理解。研究英国都铎王朝书籍问题的詹姆斯·卡利在《亨利八世及其妻子们的书籍》（2004年）中通过对英国国王亨利八世与安妮·博林王后在宗教改革时期阅读书籍的分析，重新塑造了国王与王后的思想变化情形，并据此分析了亨利发动宗教改革的真实意图。又如，英国近代早期史专家乔德·雷蒙德的著作《近代早期英国的小册子》（2003年）重点描述了由撰写小册子的“革命”而揭开的英国内战序幕、复辟时期和光荣革命期间小册子的利用情况以及随着小册子出版的衰落而兴起的报纸文化，并指出“小册子影响了公众意见，这种公众意见又极大地影响了上层政治”。

除了上述非常显著的有关政治与书籍关系的成果外，近年来研究者也特别属意于书籍在维持和建构阶级、族裔以及性别认同上的作用，这些成果则较为隐蔽地触及了书籍与信仰、制度，以及与权力变迁的关系。美国两家著名大学出版社出版的《英国工人阶级的智识生活》（乔纳森·罗斯著，2001年）与《被遗忘的读者：找回非洲裔美国人识字社团丢失的历史》（伊丽莎白·麦克亨利著，2002年）分别关注了书籍在英国工人阶级以及非洲裔美国人社会生活中扮演的角色。而英国书籍史研究新锐海伦·史密斯则探讨了近代早期英国女性作为一个独特的性别群体与书籍制作的关系（2012年）。尤其值得一提的是美国学者周绍明对中国书籍社会史的研究（2006年），该研究精妙地诠释了在科举制度下，中央和地方政府如何将带有文字的载体（诸如印刷品或者毛笔书写的纸张）神圣化，从而令士人获得受人尊敬的社会地位的历史过程。

书籍史研究的奠基者、法国学者让·马丁在《书写的历史与权力》中写道：“书籍史总归是构成传播交流史的一个侧面。”他由此号召“超越严格意义的书籍史，转向对传播与社会进行更具普遍性的历史思考”。达恩顿曾提出“交流圈”理论，旨在为汇集多学科研究者的书籍史提供统一的理论框架。事实上，此后的书籍史研究者也都在努力践行上述研究理念。他们力图将书籍放在社会总体体系内，考察其与经济、社会、文化系统之间的关系。正是由于书籍史的主题和涉及面愈发宽泛，书籍史研究者也越来越喜欢以“媒介”这一概念来设定其研究工作。从广义上讲，媒介是一种能够使传播得以发生的中介，但在实际应用中该词的词意有其特定指向，用来表示实现大众传播的技术形式、方式和手段。就书籍史研究而言，这个概念可以覆盖书籍从生产、制作到流通、阅读的全过程。两位英国学者戴维·芬克尔斯坦和阿利斯泰尔·麦克利里在《书籍史导论》（2005年）中就指出，“媒介”是一个关键性概念，它强化了书籍史和印刷文化含义的当代解释。此外，活跃于美国学术界的琼·谢莉·鲁宾在论文《什么是书籍史的历史？》（2003年）中也认为：“该术语摈弃了印刷品仅仅是作者文字的体现的观点，而表明了影响文本流传的诸多因素。”我国学者在刚刚开启这项研究时就积极采纳了“媒介”这一概念，如项翔的《近代西欧印刷媒介研究——从古腾堡到启蒙运动》（2001年）在考察近代早期西方书籍时的核心概念即是“印刷媒介”。

但是，这一概念的运用也引起一些学者的质疑：既然传播媒介史可以囊括书籍史，那么书籍史是否还有作为独立学科存在的必要？这一争论激发了学者们对于书籍自身特性的追问，从而提醒人们要充分考虑包括书籍在内的不同媒介形态的完整意义，即关注不同媒介在人类传播交流中所发挥的某些不可替代的作用。

如今，书籍史研究作为文明传播交流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已成为汇集历史学、社会学、传播学等多学科理论方法的交叉研究领域，得到学术界的广泛认可。美国学者帕特里克·格里最近指出，过去几十年欧洲中世纪史领域里最优秀的学术成果都有一个共同特征，即是对手抄本文化的重视。这也从一个侧面道出了书籍史研究在整个史学研究中地位不断上升的趋势。因为在书籍史研究者看来，历史上的各种书籍绝不仅仅是历史学家探讨其他问题时所依赖的基本资料，书籍本身的变化（不论是形态还是内容）就隐含着极为重要的信息，能够帮助我们更加全面完整地认识人类历史发展进程。

欧美学术界的研究不论在资料上还是在研究方法与视角上，都为我国学术界提供了有益的参照。不过，在欧美学者建立的书籍史研究框架里，西方之外的各种书籍文化所受关注有限。事实上，以中国为代表的东方书籍文化的特点，恰能在很多方面对其诸多书籍史理论予以修正或提供更加全面的认识视角。例如，美国书籍史名家伊丽莎白·爱森斯坦提出的“印刷革命论”，若能更多关注到中国雕版印刷与传统社会的融合情形，可以更好地理解传播技术与社会变革之间的互动关系。此外，在对书籍史核心议题的挖掘方面，欧美学者的相关研究都有意无意地避开了对人类社会发展更具决定意义的社会形态问题的探讨。上述这些缺憾，其实正是具备唯物史观与中国传统文化双重素养的中国学者应努力探究的方向。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17世纪英国社会舆论与政治制度发展演进研究”［16BSS043］的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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