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苏区史研究新史料的拓展

价值与路径

一、引言

中央苏区史料，是中央苏区史研究立论和创新的基础。中央苏区史料是指中国共产党在中央苏区时期领导军民在苏区历史发展过程中所遗留下来的革命文献、文物、文学艺术作品和革命遗址、纪念地等，能帮助我们认识、理解和重构苏区历史过程的痕迹。中央苏区史研究新史料则指未使用或未阐释新见的实物史料和文献史料。中央苏区史研究新史料的拓展，不仅有助于推进中央苏区史研究，构建中央苏区史料学，而且对于当代传承红色基因，弘扬苏区精神，不断加强党的先进性纯洁性建设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但目前学术界关于中央苏区新史料拓展的专题研究仍较薄弱。

二、中央苏区史研究目前使用的基本史料概述

中央苏区史料可分为实物史料和文献史料两大类。其中中央苏区实物史料主要有革命遗址遗存和纪念场馆等。如赣南目前共有遗址旧居及纪念设施近500个点，其中有4处53个点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有33处列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的革命遗址遗存。中央苏区文献史料是研究的主要来源。目前，中央苏区史研究使用的基本文献史料大致可分为以下六类：

第一，中国大陆党政机关、党史研究系统、高校研究机构收集整理出版了一批革命文献资料，是中央苏区史研究的重要史料来源。中央苏区革命史料是党史资料征集、整理与编撰的重要内容。新中国成立后，尤其是自20世纪80年代初期以来，随着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与各地方、各部门党史资料征集机构的普遍设立，在各级党史资料征集机构、档案馆及有关部门和党史工作者的努力下，涉及中央苏区史的大量档案资料和革命回忆录被收集、整理和出版，由此奠定中央苏区史研究的坚实史料基础。一是党的重要文献。如《毛泽东选集》（1-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毛泽东文集》（1-8卷），人民出版社1993-1999年版；《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周恩来选集》（上、下），人民出版社1980年、1984年版；中央书记处编：《六大以来》（上、下），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18 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5-1992年版，等等。二是人物传记、年谱、回忆录、调访资料等。如《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周恩来传》（上、下），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朱德年谱》，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1980年版；《周恩来年谱》（1898-1949），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89年版；《张闻天年谱》（上卷），中共党史出版社2000年版；《毛泽东传》（1893-1949），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周恩来传》（1898-1949），中央文献出版社1989年版；《朱德传》，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张闻天传》，当代中国出版社2000年版；《回忆中央苏区》，江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刘英自述》，江西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一个革命的幸存者——曾志回忆实录》（上），广东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康克清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93年版；《李坚真回忆录》，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年版等。三是中央革命根据地历史资料汇编。其中有《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上、中、下），江西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中共江西省省委党史研究室等编写《中央革命根据地历史资料文库》，中央文献出版社，江西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专题资料汇编主要有：《福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江西革命历史文件汇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法律文件选编》、《中央苏区教育史料汇编》、《中央苏区卫生工作史料汇编》、《江西苏区妇女运动史料选编》、《闽西苏区教育资料选编》、《中央苏区革命文化史料汇编》、《中央苏区粮食工作资料选编》、《中央苏区司法工作文献资料选编》、《中央苏区财政金融史料选编》、《江西工人运动史料选编》、《赣南妇女运动史料选编》、《江西党史资料》以及赣南各县市区革命史、组织史等史料汇编。四是中央苏区时期红色报刊的影印资料。如1980年代初期，公开发行的中央档案馆收藏的《红色中华》、《青年实话》、《斗争》和《红星》等报刊的影印件。上述资料的编辑出版，为中央苏区史的研究、宣传，提供了较为丰富的史料。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徽

第二，民国年间国民党出版系统编撰的档案、调查资料及文集等。如石叟文集（即陈诚文库）；藏于”国史馆”的蒋中正档案及党史会的各种苏区调查报告；藏于江西省图书馆的赣南19世纪20、30年代17县农村调查报告。此外，退台后的国民党当局也编了一些资料。但国民党编撰的材料，在使用时应注意其史观，不应忽略这些史料在编撰上的局限性。

第三，苏联、美国、日本等国有关中央苏区的档案、资料。目前，有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译编的《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苏维埃运动》（1-17卷），中央文献出版社、中共党史出版社2002-2007年版。此外，苏联出版的俄文版《共产国际历次会议速记录》（47 卷），日本学者编辑出版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国解放区婚姻法资料》，美国学者编译的《1927-1930年中国共产党文件集》等，收录了一些中央苏区资料。

第四，中央苏区留存的报刊等文献资料。中央苏区时期曾出版、印刷了大量报刊文献资料。如《红色中华》《斗争》《红星报》《红旗周报》《苏维埃中国》《苏区工人》《青年实话》等。1934年1月，毛泽东指出：”中央苏区现在已有大小报纸34种，其中如《红色中华》从三千份增至四万份，《青年实话》发行二万八千份，《斗争》二万七千一百份，《红星》一万七千一百份”。据统计，中央苏区创办了160余种报刊，目前已发现报刊130余种，其中江西苏区各县创办的报刊98种，仅赣南就有80余种。

第五，第三方的报刊记载及海外记者的报道材料等。如《独立评论》《申报》《民国日报》《大公报》《益世报》等。此外，还有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1年出版发行的尼姆·威尔斯著的《续西行漫记》，此书记录了毛泽东、朱德、蔡畅、康克清、邓颖超、贺子珍、刘英、刘群先等苏区领导群体1930年代的采访材料。

第六，实地调查材料。如调访资料、口述史料等。调访资料主要是访问录，如中央苏区亲历者访问资料，除了少部分编入《星火燎原》《红旗飘飘》外，大部分仍存于各地的党史研究室、档案馆、纪念馆等地，中央苏区研究应充分利用这些材料。此外，赣南、闽西各县党史研究室、档案纪念馆等还保存有大量的资料可供利用。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货币

三、中央苏区史研究新史料拓展的价值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革命根据地的创建和发展中，在建立红色政权、探索革命道路的实践中，无数革命先辈用鲜血和生命铸就了以坚定信念、求真务实、一心为民、清正廉洁、艰苦奋斗、争创一流、无私奉献等为主要内涵的苏区精神。”因此，中央苏区史研究新史料的拓展，对丰富中国革命历史的文化资源和教育资源，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中央苏区新史料拓展的价值，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具有存文存史的史料价值。一是加强中央苏区新史料的收集、整理和研究，有助于拓展中央苏区史料收集的范围。这不仅有利于抢救和保护中央苏区史料，而且将为今后深入开展中央苏区的多学科、多视角研究，提供更为全面丰富的史料来源。如关于中央苏区时期党的政治建设。可确定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的政治路线；民主集中制等重大制度的完善；党中央权威与集中统一领导的确立；局部执政时期为民造福的根本政治担当等基本线索收集新史料。古田会议决议强调”红军党内最迫切的问题，要算是教育的问题。为了红军的健全与扩大，为了斗争任务之能够负荷，都要从党内教育做起。不提高党内的政治水平，不肃清党内各种偏向，便决然不能健全和扩大红军，更不能负重大的斗争任务。因此有计划的进行党内的教育，纠正过去无计划的听其自然的状态，是党的重要任务之一。”决议案还具体规定了对党员进行政治教育的10种材料和18种党内教育方法。二是有助于拓展中央苏区史料收集的广度。以市、县、乡、村为重点收集区域，通过调查、访谈等方式，将中央苏区史料收集的范围延伸至基层社会。如关于党的宣传工作，赣州市委党史办保存的中共苏区中央局宣传部于1932年4月15日编印的《怎样做宣传鼓动工作》小册子中，专门提出了搞好宣传演讲的具体要求：“事前要有充分的准备”“要先去找当地群众谈话”“讲演的内容，要注意抓住问题的中心”等。三是有助于拓展中央苏区史料收集的视角。如关于政治建军。萧克回忆：“通过古田会议精神的贯彻，军队的政治工作也加强了。非无产阶级思想和不良倾向得到了逐步克服，如打骂士兵的现象少了，枪毙逃兵的事也没有了，呈现出一片新气象。”再如关于党的纪律建设。1932年2月，红三军团全军团党的组织会议决议案强调：“纪律要从日常生活去建立”“纪律的执行须经过会议的讨论，带有充分的教育意义。”

苏维埃区域及长征路线图

第二，具有推进苏区研究的学术价值。加强中央苏区新史料的收集、整理和研究，对促进苏区史研究具有重要价值。一是能为中央苏区史研究提供新史料。以中央苏区史新史料的收集、整理和研究为主要对象，更加全面地研究中央苏区在近代历史变迁中的社会状况及其变动情况，以及社会状况、社会因素对苏区革命和中共历史发展的影响，进一步深化中共党史、中央苏区史研究。以中央苏区史料的收集、整理与研究为契机，促进史料与中共党史资料的互证，从而拓展中央苏区史研究主题，丰富中央苏区史研究内容。如关于苏区工农剧社及”蓝衫团”问题，李伯钊回忆：”在苏区中共中央宣传部的领导下，由潘汉年和瞿秋白负责，成立了高尔基戏剧学校……当时比较有名和影响较大的话剧《我——红军》……另一个戏是《战斗的夏天》……第三个剧是胡底同志写的《红色间谍》……还有一个名叫《无论如何要胜利》的戏……这些演出，对培训学员和推动当时的群众文艺都起了示范作用。”二是能为中央苏区史研究提供新视野。以史料的发现和解读为线索，对中央苏区史研究领域的一些重大问题进行尝试性的突破。通过对中央苏区史料的深入挖掘，深化中央苏区史的研究。三是能为中央苏区史研究提供新观点。如关于”九月来信”与群众路线的缘起，”九月来信”对红四军提出：”对于需用品可以渐次做到由群众路线去找出路……能由群众供给与募集才能建立红军与群众的更密切关系。”“筹款工作亦要经过群众路线，不要由红军单独去干……筹款时要用群众组织去执行才有意义。”可见，中共中央的”九月来信”，第一次对处于萌芽状态的群众路线理论进行了重要而深刻的阐释。再如关于中央苏区马克思共产主义学校的史料搜集，通过实地调查研究， 1933年3月，马克思共产主义学校在江西瑞金叶坪洋溪村创办，标志着中共中央党校正式建立。因此，应以关注中央苏区史重大问题为重点，用史料丰富中央苏区史的研究内容，进而推进中央苏区史研究。

第三，具有资政育人的应用价值。一是加强中央苏区新史料的收集、整理和研究，能全面促进中央苏区红色文化资源的保护、开发与利用。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苏区精神是我们党的宝贵精神财富，要永远铭记、世代传承，教育引导广大党员、干部在思想上正本清源、固根守魂，始终保持共产党人政治本色。”因此，应充分利用文字、图画、电子文本、音像制品等形式，保存红色文化遗产，充实红色博物馆藏品，并对红色文化资源所承载的政治、经济、社会、文艺等多重价值进行深度挖掘，特别是苏区精神和苏区干部好作风专题史料要充分挖掘，赋予其时代特征，从而转化为红色文化教育的宣传资源，让红色文化资源活起来。二是深入研究阐释中央苏区史料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用中央苏区史料所蕴含的革命精神资源教育干部群众。中央苏区史料蕴含着丰富的红色文化、教育与旅游资源。对这些史料的收集整理与开发利用，能为红色文化教育和红色旅游资源开发提供丰富的参考资料与思想资源，激发干部群众弘扬苏区精神，积极投身于苏区振兴发展，不断促进革命老区的社会经济发展与文化繁荣兴盛。三是建好中央苏区新史料的教育与宣传平台，壮大中央苏区的研究与宣传队伍，并通过多种形式还原中央苏区的历史场景，提升中央苏区红色文化的教育功能。

打土豪分田地

四、中央苏区史研究新史料拓展的路径

第一，开展实地调查搜集中央苏区新史料。首先，要注意搜集苏区实物史料。例如应加强对革命遗址遗迹和革命纪念馆实物史料的保护和利用，制定方案，编制目录，绘制图谱，并加强数据库建设，开发利用好苏区实物史料的功能。如通过实地调查可知：1933年3月至4月，马克思共产主义学校在瑞金叶坪洋溪村创办；1933年5月至1934年6月，马克思共产主义学校在瑞金沙洲坝大埠村黄竹堪下办学；1934年7月至10月，马克思共产主义学校在瑞金云石山田心村办学。再如中央苏区时的红军学校主要有中国工农红军学校、中国工农红军大学校、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步兵学校、中国工农红军第二步兵学校、中国工农红军特科学校。同时还要加强对苏区漫画、标语的搜集整理与研究。据不完全统计，目前，赣南各县市区仍保存有600余条（幅）苏区时期的宣传画、漫画和标语，有待加强搜集、整理、保护和利用。仅以宁都县为例，目前珍存的中央苏区的红军标语门类众多，分布很广泛，主要分布在宁都县的黄陂、小布、东山坝、东韶、梅江等乡镇。内容非常丰富，如“共产党是替工农谋利益的政党”“红军是工农的子弟兵”“实行土地革命”“实行男女平等，打破包办婚姻”“加速春耕运动”等。此外，还要加强中央苏区图像和记忆史料的搜集整理与研究，并建立数据库。

其次，要注意搜集苏区文献史料。要开展实地调查，去中央苏区六大核心县城（瑞金、兴国、于都、宁都、长汀、宁化），基本区域（如会昌、安远等县）进行实地考察，搜集纪念馆、档案馆、陈列馆等馆藏资料。开展苏区行，石仲泉提出“走走党史”，走出书斋，努力掌握第一手原始的、实际的可靠的材料。要利用中央档案馆资料、南京第二历史档案馆资料，将苏区史与民国史联系起来研究。其中石叟文集（陈诚文库）是重要资料。此外，鉴于苏区方面的档案尚未得到充分利用的现状，要系统运用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的解密档案材料。如关于长征的准备，共产国际6月25日批复战略转移，可见长征是有准备的。例如苏区的《红色中华》《斗争》《红星报》等34种报刊材料应进一步收集、整理与研究。还要加强对毛泽东寻乌调查及寻乌平民合作社有关史料的收集、整理与研究。1925年10月上旬，在梅县求学的古柏、刘维轳、王月庭、何家常等联合发起创办了“寻乌平民合作社”，下设旅梅分社和旅赣分社，编发《石溪新潮》《犁头周刊》《告民众书》等进步刊物和传单，宣传革命思想，传播马列主义。再如还要加强对红色歌谣的调查研究。“红军打来晴了天，红色歌谣万万千”。应加强对兴国山歌的收集整理。

兴国山歌从“苦情歌”发展为红色歌谣。当时出现了一批像“苏区干部好作风”“十送红军”“分田歌”“当兵就要当红军”等红色经典，产生了“一首山歌三个师”的效应。又如搜集中央苏区亲历者口述史料。1960年代以来，相关机构和部门就以尚健在的中央苏区亲历者为对象，先后开展了三次大规模的调查与访谈。第一次是1960年代，第二次是1980年代，第三次是1990年代初以来，由此形成了由访谈记录等构成的调访资料。如现今保存在瑞金党史办的1961年访问罗志才的访谈记录。又如现保存在兴国党史办的1983年3月访问危秀英的访谈记录等。上述调访资料以历史事件与人物为中心的回忆性、访谈性史料，都是亲历者本人亲历、亲见的许多细节，反映了中央苏区亲历者群体性的历史记忆，具备第一手资料的性质。据笔者实地调查可知，赣南、闽西各县的党史办、档案馆等或多或少地都保存着一些中央苏区亲历者口述史料。加强对中央苏区亲历者口述史料的收集、整理与研究，会极大地促进中央苏区史研究的创新。吴永明、戴利朝在《苏区研究》2017年第5 期发表的论文《民间史料与苏区史研究》中提出：”当前深化与创新苏区史研究的关键途径之一，是民间史料的全面收集与系统整理。”因此，加强苏区民间史料的收集整理，是拓展中央苏区新史料的重要路径。

《红星报》

第二，进行中央苏区专题史料收集、整理与研究，梳理史料，阐发新见。首先，中央苏区史研究的主要参考书及使用的基本史料应进一步爬梳。如关于赣南省的研究，1934年7月下旬，”中共中央局和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决定设立赣南省，划粤赣省的于都、寻安、门岭、登贤、信康赣、兴（宁）龙（川）和江西省辖杨殷、赣县等县为辖地”，月底，中共赣南省委在于都县城成立；8月，赣南省苏维埃政府在于都县城成立。再如各地方志、族谱、回忆录、调访资料等均能找到新的史料。其次，要开展专题史料收集整理研究。对中央苏区史重大问题、重要历史人物进行专题史料收集整理研究。主要有：20世纪20、30年代赣南闽西农村社会经济状况（农村宗族、农民生存状态、土地问题、土匪问题、妇女儿童生存状况等）；中央苏区时期中国共产党对乡村宗族的认识与政策；中央苏区党的建设；中央苏区的政治建设；中央苏区经济建设；中央苏区民主法制建设；中央苏区的纪律建设与反腐倡廉建设；中央苏区文化教育；中央苏区群团建设和群众工作；中国共产党与苏区时期的农村调查；中央苏区时期党的群众路线的理论与实践；中央苏区社会建设；中央苏区时期中国共产党局部执政的历史经验；中央苏区亲历者调访资料收集、整理与研究；中央苏区妇女运动；中央苏区妇女亲历者口述史料收集、整理与研究；第五次反“围剿”时期中国共产党、红军与苏区民众；长征起始阶段研究；苏区干部好作风；苏区精神；红色文化资源保护与开发（红色教育资源研究、红色旅游的开发与规划、红色文化资源数字化建设、红色文化产业化研究）；三年游击战争；中央苏区时期中国共产党教育理论与实践，等等。上述专题史料的收集、整理与研究，将极大地推进中央苏区史研究的深化。

第三，创新中央苏区史料数据库建设。随着科技的进步和计算机技术的发展，”互联网+ “、大数据、现代数字摄影、三维信息获取、多媒体等技术的应用日趋成熟，史料资源的数字化保护已经成为一种可靠且有效的方法。对中央苏区史料进行数字化研究，形成专题研究成果，可供决策参考，有利于拓展中央苏区的研究领域，在学术上具有拾遗补阙的意义。中央苏区史料的数字化保护，有利于在更广范围内传播与弘扬苏区精神，增强红色文化的吸引力和感召力。这对促进革命老区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无疑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广阔的应用前景。因此，加强对中央苏区史料的保护、开发与利用，中央苏区史料数据库建设以及中央苏区史料综合服务平台应用研究，是拓展中央苏区新史料的重要路径。

《斗争》杂志

五、结语

综上所述，中央苏区史料可分为实物史料和文献史料两大类。中央苏区史研究新史料的拓展，具有存文存史的史料价值、推进苏区研究的学术价值以及资政育人的应用价值等多重价值。开展实地调查搜集中央苏区史料；进行中央苏区专题史料收集、整理与研究，梳理史料，阐发新见；创新中央苏区史料数据库建设等，是拓展中央苏区新史料的重要路径。这不仅对于深化中央苏区史研究，建构中央苏区史料学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而且对于当代传承红色基因，不断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都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因此，以更加丰富的史料阐释中央苏区历史及苏区精神，把红色资源利用好，把红色传统发扬好，把红色基因传承好，是苏区研究的初心和使命。

作者简介

谢庐明，女，赣南师范大学中央苏区研究中心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中国史一级学科硕士学位点负责人，江西省优秀研究生指导教师，江西省高校中青年骨干教师，江西省党建研究会理事，江西省党史研究会理事，主要从事中央苏区史研究。主持完成省级课题16项，出版专著3部，在《中共党史研究》、《史学月刊》等学术刊物发表论文近50篇。其中研究成果分别获省第十、十一次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三等奖，多篇文章被人大复印资料转载，产生了一定的学术反响。 2017年入选长安大学中国人文社会科学评价研究中心马克思主义学科和中共党史学科最有影响力学者排行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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