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文约5300字 | 阅读需11分钟

精 彩 提 要

政治史是中国近代史研究领域的重点、热点，2022年的中国近代史研究依然延续了这一特点，产生了一大批质量较高的论著，研究成果主要集中于近代中国政局与变局、近代人物与事件、军事、中外关系史等领域。本文拟从以上几个方面梳理，对其代表性研究成果予以回顾与总结。

01

近代中国政局与变局

1840年爆发的鸦片战争，是中国历史的一个分水岭。中国的国门被打开，中国遭受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极大地影响和改变了中华民族的发展道路和方向。面对这一大变局，晚清以来政府和民间在一定程度上在政治、经济、军事、法律、社会、思想等领域作出变革和应对。

在清末政治研究上，海丹《法律运行与法律认识：晚清上控研究》对晚清上控制度的审判实态和观念实态进行了考察。高月《清末新政时期中央政府对边疆地区的治理与统合研究》以清末边疆地区的新政为研究对象，细致梳理清末边疆新政内容和过程的基础上，客观分析了清政府通过边疆新政加强边疆治理、重新统合边疆地区的实际效果。冯玉东《清末变法修律与中国刑法近代化研究》介绍了清末修律背景和刑法变革历程，对《大清律例》《钦定大清刑律》进行了仔细梳理和对比，提出了重建中华法系的构想。熊元彬《“违法”与合理——清末暂行内阁研究》运用大量材料，对清末暂行内阁的历史背景、筹备、建立、运行及过渡进行了全面深入的考察，并横向对比了与英国和日本政治转型时期的立宪改革中内阁，肯定其施政时在诸多方面的作为及对中国政治、法制进程的推动作用。

在北洋政府时期的政治上，吴文浩《论〈民四条约〉的效力与北京政府的主张》从国际法发展史的层面考察了巴黎和会后北京政府在有关《民四条约》效力问题的讨论、各方的国际法依据及主张、活动等内容，强调了其在中国废约史及近现代中外关系史上的重要意义。周海建《内阁政制与北京政变后的北洋政权代谢》具体考察了1924年北京政变后北洋政权内阁制政的演变情势，指出由于内阁政制的复杂属性与各军阀间的矛盾冲突交互作用，北洋政府失去了原有的中心地位和代表性，进而导致了代议制政治的破产。

国民革命运动兴起后，“建设”成为主导话语，南京国民政府并以之相号召，学界对此时期的各项政治建设也进行了探讨。谢冬慧《民国检察的理论与实践：南京国民政府检察制度研究》专门关注了此时期的检察制度。杜慧、岳谦厚《民国建设团体与中国建设道路之探索》考察了协助政府动员民众参与建设并探求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各种社会团体，及其与政府的互动、对中国建设之进展及路向选择的影响等。段金萍《南京国民政府对招商局的改制与官商博弈》考察了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初期对招商局的控制及强势收归国有的过程，指出南京国民政府作为凌驾于整个社会组织之上的管理者，强制推行航业国有化的政策。刘大禹、王球云《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行政改革论述（1945-1949）》围绕抗战胜利后行政改革的启动、推行、深化、失败，考察了国民政府在抗战胜利后为“建国”所进行的行政体制机制的变革，认为从总体上而言是国民政府结束训政并向宪政过渡的重大政治改革内容之一，但最后改革失败。

此外，在通论性研究上，李怀印《现代中国的形成（1600-1949）》从全球史的视角，着眼于地缘政治、财政军事和政治认同三个要素，全面论述了17至20世纪现代中国的形成过程。

近代以来中国在西方的侵略和冲击下向着近代化的道路艰难探索、缓慢推进，在机构机制、组织管理等各方面进行变革，丰富和充实了相关这一时期的政治机制领域的研究。相较而言，学术界对海疆及西南、东北等的研究上有较大的拓展空间，期待边疆史的系统性研究。

02

近代人物与事件

在晚清人物研究上，陈玉兰《王韬上书太平天国考实》运用新材料，考证了太平天国运动时期王韬上书太平天国一事，证实王韬确曾化名黄畹上书太平天国，廓清了史学界一个世纪的争论。清末新政是近年来中国近代史研究取得丰硕成果的一个领域。随着研究的日益深入，作为新政的制定者与推行者，执政的满蒙权贵人物的作用及其价值得到重新审视。连振斌《锡良与清末新政》以锡良与清末新政为主题，多方面探察了锡良在清末新政中的改革举措，展现了旗族人物在应对清末危局时的不同面向。周志永《绅权扩张：谭延闿与清末湖南咨议局》探究清末立宪时谭延闿和湖南咨议局在湘省、在全国政治舞台上的角色和作用，详细阐述和分析了任湖南咨议局局长时期的心理转向，有利于廓清辛亥革命爆发前的政情与民情。严复是中国近代思想的启蒙人，黄克武《笔醒山河：中国近代启蒙人严复》从学术普及的角度简明扼要地勾勒了严复的生平和事迹、译事生涯和思想轨迹，凸显了严复在启蒙方面的重要性。

在民国人物研究上，张勇《梁启超与护国运动》就梁启超与护国运动的关系进行了深入研究，并修订了一些史实错误。孙毓斐《孙中山与桂系关系之研究——以第一次护法运动的财权博弈为中心》以孙中山与桂系双方在财政方面争夺和博弈为视角，通过梳理双方互动、博弈的史实，检视了第一次护法运动失败的原因。张维达《全面抗战时期张君劢与蒋介石关系探微》探讨了抗战时期蒋介石与张君劢之间关系从合作到分歧、从怀疑到紧张、再到有限缓和的过程，并分析其分合的几个影响因素。王悦《杨虎城与甘肃政变》以1930年代初甘肃政局的变动和权力角逐为考察视角，指出甘肃政变作为多方军政势力相互竞逐的具体例证，折射了民国时期权力角逐的游戏规则，蒋介石和杨虎城的关系由此划出一道分水岭，政变亦成为西安事变的一个渊源。顾维钧是20世纪上半叶中国最重要的外交家，经历了民国时期几乎所有重要的外交事件，是民国外交的亲历者和见证人。金光耀《以公理争强权：顾维钧传》一书，利用《顾维钧回忆录》、藏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顾维钧档案”、蒋介石日记、作者的访谈和亲自搜集的信件等大量一手史料，描绘了顾维钧的一生。

史料是史学研究的基础。王刚主编的《荣禄年谱长编》是关于晚清重臣荣禄的第一部资料长编，综合利用官方档案、私人日记、名人信札、近代中外报刊等基本史料，按编年体例，填补了荣禄相关研究的空白，对推进晚清人物研究与政治史研究作出了基础性贡献。张皓主编的《日本有计划有准备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军事档案选编》，主要选取并原件影印美国、日本各种档案资料、报刊、书刊等，具有极大的学术价值。

人是历史的主体，人物和事件是历史研究的重要内容。随着新史料的发掘和运用，学术界对近代人物和事件的研究，在视角、内容上都有很大的突破和创新，这无疑将推动中国近代政治史研究的深化。

03

军事史研究

在晚清军事研究上，《英国国家档案馆藏鸦片战争史稿》为英国陆军部组织编写，从英国官方立场对第一次鸦片战争过程进行了详细叙述。顾建娣《拒援临淮：同治二年李鸿章与曾国藩的战略分歧》考察了李鸿章与曾国藩在1863年是否派淮阳水师赴援临淮襄助湘军一事上的分歧及战局，背后关涉清廷、湘军、淮军三角关系，是李鸿章在政治上获得资本的重要节点，指出清廷对湘淮二系力量的平衡及曾国藩与李鸿章权力与地位的转移。赵鲁臻《危机下的变革：晚清陆军战术及训练研究》通过具体考证晚清军队在具体战役战术及日常训练问题，展现了湘军、淮军、新建陆军等晚清代表性武装在采用“西器”，学习“西法”之后战术及训练上所发生的变化，认为被动性和外源性是晚清中国军事发展缓慢以及军事现代化步履维艰的重要原因。

1938年中国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日、国、共三方战略与抗战格局出现了大转变。张展《一九三八年日军战略调整与国共抗战新格局的形成》通过论述日军战略流变，并结合国共双方对敌情的判断与应对，指出中共中央对战争格局的重构展现了其卓越的政治能力，成为决定中共命运与抗战成败的关键。臧运祜《抗战严重困难时期敌后根据地的军事建设》考察了在抗战严重困难时期中共领导下的陕甘宁、华北及华中各抗日根据地实行“精兵简政”的重要政策及根据地的全方位建设，不仅在抗战时期发挥了中流砥柱的作用，而且为人民军队和新中国的武装力量建设提供了宝贵的历史经验。汪谦干《外国友人对新四军的支持与帮助论考》从抗战时期新四军争取外国友人的支持与帮助这个角度，探讨了外国友人不遗余力地宣传新四军的抗战业绩和作用，新四军在国内外得到了广泛的同情和支持。何一民、郭明攀《1949年末蒋介石西南军事经略及其失败原因探析》考察了蒋介石对1949年西南战役中铤而走险、孤注一掷，其战略意图、军事部署最后失败，分析了失败的几方面原因，指出蒋介石经略西南军事的失败不仅是个人的因素，而且是大势使然。

战争是政治的呈现，军事与政治的密切相关，甚至直接决定政治的成败。学者们关注和研究较多。在近代军事史研究上，学界产出了不少论著，研究更为细化和深化，也为推进近代政治史的研究提供了重要支撑。

04

近代中外关系

晚清时期英、法、美、俄等列强加紧对中国的侵略和掠夺，日本在明治维新后对中国的侵略野心日益膨胀。世界局势的变化尤其是20世纪上半叶的两次世界大战等都是形塑20世纪世界历史的重大事件，这些大国的对华政策及重大历史事件深刻地影响了对近代中国的政治走向和民族发展道路。因此近代中外关系史是中国近代政治史研究的重中之重。

在晚清中外关系研究上，在新视野和多语种史料的发掘下，近代外交史研究围绕中国与英、法、美、俄（苏）、日等国的外交关系产出了一大批学术论著。欧阳哲生《庚申之变——1860年英法联军在北京》爬梳了英法联军在北京的关键活动，认为英法联军实际在北京时间不到50天，却是改变中西关系的关键时刻。从一定视角看，第二次鸦片战争才是中国近代史更具实质意义的历史转折点。崔志海《美国与晚清中国(1894—1911)》考察了从甲午战争到清朝灭亡这一时期美国与中国的特殊关系，以及美国政府对清末朝政的影响。法国是西方列强中与晚清中国发生关系的重要国家之一。葛夫平《法国与晚清中国》以法文档案为基础，并充分发掘多语种文献，考察了鸦片战争以来法国对中国的侵略和扩张，揭示了法国在对华政策上与列强之间的合作与竞争。中国东北在东亚地缘政治中居于枢纽地位，也是西方列强虎视眈眈的地区。近代以来，日本、沙俄、美国等觊觎东北，美国学者威廉·萨默斯《东北博弈：环境与地缘政治1910-1911》，以东北鼠疫以及由此而展开的治理公共卫生为研究对象，考察了日俄等列强在东北扩张权力的活动及博弈，及中国相关方面的应对。

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为中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黎世红《共产国际东方战略与中国北方大革命运动》按照共产国际在中国北方建立反帝统一战线的历史线索，指出共产国际和苏联支持以国民军为主要代表的反帝力量，建立起反帝统一战线，推动了北方反帝运动高潮的形成，但由于忽视了反封建的历史任务，潜藏着失败的危险性，揭示了国民革命中既能取得成就，又终遭到失败的历史根源。

巴黎和会是一战结束后中国最为关注和期待的会议，不论是官方还是民间均希望中国能够在巴黎和会上争取国家权益。严泉《试论安福国会对巴黎和会的反应与应对》，尝试从立法实践的新视角研究安福国会的权力运作，指出安福国会重视自身在外交方面的角色，以立法、行政监督等方式参与外交事务，并有意识对各国发出声音，表明中国外交立场，为近代中国议会外交的初试。侯庆斌《华洋诉讼中的法理与国权：熊希龄与华昌公司案研究》以公司民事纠纷案件一波三折的个案研究，透视1920年代中国高涨的民族主义情绪和北洋政府收回利权的努力，构成了租界法权变迁和近代中国废除治外法权历程的缩影。

国联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产物，在维护战后世界和平与安全问题上作用有限。面对日本对中国的侵略步伐加快并侵占中国东北三省，国民政府寄希望于国联对日本的侵略行为做出制裁。侯中军《九一八事变后国联外交与国民政府对日政策》指出英法美等国联的主导各方围绕日本撤兵问题展开交涉，但未能阻止日军的侵略。在中国共产党的号召及国内反抗日本侵略的救亡运动推动下，国民政府逐步认清了国联的作用和局限，认为中日问题非经决战不能解决，逐渐转变对日政策。马海天、张生《九一八事变后日本承认伪满洲国与各方因应》，考察日本采取的外交策略，以及与中国、国联、英国、美国的外交互动过程。

在近代中外关系史的具体问题研究上，李育民主编的《近代中外条约关系通史》，全面系统研究了晚清民国时期的中外条约关系。李珊《面向西方的书写：近代中国人的英文著述与民族主义》专门探讨了近代华人英文著述的发展脉络及其背后的民族主义书写。薛轶群《万里关山一线通：近代中国国际通信网的构建与运用（1870—1937）》关注了中国与日本、美国、欧洲国家及相关电信企业围绕中国的电信利权而展开的中外交涉过程。郭海燕《近代中朝宗藩关系的实像：朝鲜首批来华“军工留学生”研究》认为1882年朝鲜“军工留学生”来华是中朝两国为应对边疆与政治双重危机，改变朝鲜落后军备，稳固宗藩关系，培养朝鲜近代军工技术人才实施的一次有效尝试，推动了朝鲜近代化进程。

这些外交史论著成果勾勒出近代中国所面临的复杂外部形势和中华民族的艰难探索历程。在具体研究中运用多语种史料，辅以其他历史文献，大大拓宽了近代中外关系史的研究视野，提升了研究的整体性和丰富性，促动新的学术增长点。

视角的多维、方法的创新和史料的挖掘、多语种史料运用等是推进学术研究数量和质量的重要基础。2022年的中国近代政治史领域的研究取得了丰硕成果，但不可否认的是，对史料的解读运用更见功力，这方面的力作相对薄弱，期待学界同仁的力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