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聂茂

一

王船山(1619-1692)，本名夫之，字而农，号姜斋，湖广衡州府衡阳县(今湖南衡阳)人，明末清初伟大的思想家、哲学家、史学家、文学家、美学家，真正百科全书式学者。因在衡阳县曲兰镇的石船山下著书立说数十年，并终于此，自称“船山老人”“船山病叟”“船山老农”，后人则普遍尊称他“船山先生”。

王船山出生于明万历四47年(公元1619年)夏历9月1日，祖籍江苏高邮，明永乐初迁入衡阳。其祖先是一名中下级军官，至高祖才以文墨教子弟。曾祖王雍“名著楚南”，“颇为豪盛”;祖父王惟敬不善营生，“徒四壁立”;到父亲王朝聘时，“薄田但供膻粥”，家道中落得十分明显。

王朝聘有三个儿子，王船山排最末，但资质最佳。他4岁伴大哥王介之读书，7岁读完十三经，14岁中秀才，20岁游学岳麓书院，才气过人，先后结“行社”，“匡社”，指点江山，激扬文字。

明崇祯15年(1642年)，王船山赴武昌乡试，中第五名举人。因风起云涌的农民起义军阻断了北上入仕之路，治国平天下的梦想被无情击碎，王船山忧心忡忡。农民军领袖张献忠攻入衡州，慕名邀请其入帐，王船山自毁容貌以拒之。

清顺治五年(1648年8月)，王船山在南岳毅然举起“抗清复明”大旗，与好友管嗣、夏汝弼等人组织起义。失败后，他辗转多地，千辛万苦投奔肇庆南明朝廷，得行人司行人一职。后又因越职弹劾大臣王化澄等弄权乱国，身陷囹圄，惨遭迫害。获救后，王船山投奔桂林瞿式耜继续抗清，不久桂林又陷。南明桂王亡命缅甸，且遭吴三桂追杀，南明灭亡。

王船山为避清廷缉拿，先后避身湘西、衡山、永州、郴州、常宁等地，甚至以瑶民示人，其间辛酸，无可言说。

清顺治17年(1661年)，清廷实行怀柔政策，局势稳定。王船山带着一家老小，隐居衡阳县曲兰镇湘西村，一筑“败叶庐”，继筑“观生居”，最后17年，他在石船山下竹花园垒筑“湘西草堂”，潜心著述，再无离开，直至1692年夏历正月30日病逝，享年74岁。

二

按现在的话来讲，王船山很牛，牛得让许多在别人眼里只能仰望的巨人、大咖都认为他确实牛。

王船山究竟牛在哪?

王船山牛在他不仅吃得苦，耐得烦，霸得蛮，牛在他上马杀敌以立功，下马读书以立言，一日三省以立德。

王船山牛在乱世之中，诸事瞬变，时势万变，但他忠心不变，信仰不变。

王船山牛在他能够忍受那些超出常人想象的孤苦、寂寞。

王船山还牛在他深处颠簸流离、生活难以为继的困境中，仍然埋首著书，写下了《周易外传》、《黄书》、《尚书引义》、《永历实录》、《春秋世论》、《噩梦》、《读通鉴论》、《宋论》等一系列彪炳千秋的文字，而这些作品生前皆未刊行。

直到道光十九年(1839年)，王船山裔孙王世全与邓显鹤开始搜集散佚，刻成《船山遗书》150卷(称邓显鹤刻本)，王船山才像一颗刚从地矿挖掘出来的金子，重见天日，熠熠生辉。

同治年间，晚清重臣曾国藩和他的弟弟曾国荃感受到王船山这块金子的灼眼的光芒，开始重刻其著述，计有172卷。曾国藩一生极为推崇王船山及其著作，还曾于金陵大批刊刻《船山遗书》，使王船山的名字和著作得以广为流传。

民国后，刘人熙搜辑散佚，又有补刻本;1930年，谭延闓、胡汉民、于右任等民国大人物纷纷重刊船山遗书，并分经史子集四都，凡70种，共358卷;1971年，台北船山学会重印《船山遗书全集》，共22册。

王船山如太阳，慢慢爬上浩瀚的天际。

据统计，王船山一生所写著作计有100多部，400余卷，共800余万字。这正是王船山牛的底气所在，也是被众多巨人、大咖折服之所在。

如此大的体量，在明末清初那样特殊的时代，可以说，王船山以一己之力完成了一个朝代都无法完成的工作，不得不说是创造了奇迹。

800余万字的写作是一个什么样的体量呢?当今人文社会科学的博士学位论文，一般要求是十几万字。而且，这里说的还是白话文的字数。如果用文言文来创作博士论文的话，一篇论文数千字就足够了，一万字的文言文绝对算是长论文了。

照此，王船山这800多万字的著作，可以说相当于写了800多篇当代社会的博士论文!

这是何等之牛!

更为重要的是，王船山的著述并非粗制滥造、以量取胜，而是既有高原，又有高峰。

他的《张子正蒙注》可以算得上是中国哲学思想上的扛鼎之作;

他的《学三部曲》可以看成是“为往圣继绝学”的代表作;

他的《“四书”学》姊妹篇是儒学思想中站在巨人肩膀上的巨人;

而《读通鉴论》完全有理由成为他“为万世开太平”的巅峰之作……

王船山太牛了，牛得你用任何话语去夸他都不过分。

中国当代新儒家代表性人物之一、“新心学”的创建者贺麟认为，王船山是王阳明以后第一人，他是集心学和理学之大成者，在中国哲学史上的地位，远比同时代的顾炎武、黄黎洲高。他不仅解除了心学和理学对立之壁垒，而且消融了程朱陆王(指“程颢、程颐、朱熹、陆九渊、王阳明”--著者注)之间的矛盾。他的《读通鉴论》和《宋论》二书，“明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将司马光的道德史观加以深刻、系统地发挥，注重夷夏之辨的《春秋》大义，以唤醒人们的民族意识，建立了独特的历史哲学、政治哲学和文化哲学，对中国历史哲学的贡献无人能出其右。

在贺麟看来，王船山牛，是因为他取得了以下主要贡献：

第一，因为王船山是先有了哲学的原则，然后才应用这些哲学原则为基础来观察、解释、批评历史事实，所以他有时可以说是纯自一根本原则或中心思想出发，采取以事实注理则，以理则驭事实的方法，借历史事实以说明哲学原理，将历史事实作为哲学原理的例证或证成。他用历史事实以例证或证成的根本原理，就是儒家的天道、仁和体用合一等观念。

第二，由看得见的古人的言与迹这些现象，去探求那看不见的心与道。“因言见心，因迹见道”这是王船山开启历史哲学的又一钥匙。

第三，坚持知行合一，知的方面教人虚心，设身处地，以体察古人的事迹;行的方面，求得其教训，以资自己立身处世的鉴戒。王船山用设身处地、同情了解的体验方法去得出历史结论。

谭嗣同形容王船山的牛：“万物招苏天地曙，要凭南岳一声雷”。天地交替，时代巨变，要靠王船山的思想火花去点亮，牛不牛?

梁启超更是对王船山的牛佩服得五体投地，他说:“王船山有他的一贯精神，借史事来发表，有他的特别眼光，立论往往迥异流俗。”以梁启超一贯的标新立异和心高气傲的个性，要他评价别人“迥异流俗”，绝非易事。

章太炎牛不牛?当然牛。但他在评价王船山时，满是崇敬之情，道：“当清之季，卓然能兴起顽懦，以成光复之绩者，独赖而农一家而已。”从章太炎口中讲出“卓然”、“光复”和“独赖”这三个关键词，唯王船山(字“而农”)有这样的资格。

而“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的毛泽东在谈起王船山时，则掷地有声道：“西方有一个黑格尔，东方有一个王船山。”

目前，欧美发达国家学者中越来越多的人研究王船山，认为王氏是中国500年以来最伟大的哲学家和思想家之一。

前苏联人弗·格·布洛夫就毫不掩饰个人的推崇：“研究王船山的著作是有重要意义的，因为他的学说是中世纪哲学发展的最高阶段……他是真正百科全书式的学者”。

一言以蔽之，王船山确实牛!

三

这是一个需要信仰的时代!

这是一个需要思想的时代!

这是一个需要榜样的时代!

这是一个需要力量的时代!

“伟大的心魂有如崇山峻岭，风雨吹荡它，云翳包围它;但人们在那里呼吸时，比别处更自由更有力。纯洁的大气可以洗涤心灵底秽浊;而当云翳破散的时候，他威临着人类了。”这是罗曼•罗兰在《米开朗琪罗传》(详见罗曼·罗兰：《名人传》，人民文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116页)最后写的一段话，用它来形容王船山是再恰当不过了。

今年是船山先生诞辰403周年，400多年来，心忧天下的知识分子总是与他遥遥相望，扼腕击掌，发出灵魂的回响，而这如同幽谷回音，如同晨钟暮鼓，叩问着整个民族，叩问着当今时代。

“新故相推，日生不滞” “名非天造，必从其实”“理者，物之固然，事之所以然也”，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亲自为王船山点赞，并多次在公开讲话中引用王船山的诗文。这个生前颠沛流离、寂寞深深的思想家，再次被推上时代的舞台。

时间和历史再一次证明，王船山非但没有成为明日黄花，相反，他的哲学思想、他的精神境界和他的人格魅力越来越焕发出绚烂夺目的光彩。

“六经责我开生面，七尺从天乞活埋”。王船山自比屈子，始终把民族利益看得高于一切，提出“不以一时之君臣，废古今夷夏之通义”的命题，把祸国殃民之徒斥之为妖孽、罪人。王船山逝世三百多年，人类世界已经进入了人工智能时代，他所坚持的和他所反对的，都已不复当初的模样，但他的核心价值理念在不同的时代里总是熠熠生辉，焕发出别样的光彩。

王船山作为百科全书式的学问大家、湖湘文化的优秀代表、宋明理学的批判总结者、中国早期启蒙思想家、中国古典哲学的集大成者，是当今社会重要的思想资源。王船山提倡经世致用，批判封建专制，倡导民主议政，主张改革田制，发展工商业，倡导征实、求实和务实的学风，致力克服玄之又玄的思想缺陷。他阐释和界定了“形而上”与“形而下”之分野：“形而上”是以思为中心、从可见通向不可见的当然之道，“形而下”则是以感性实践(“践下”)的方式使不可见的东西得以与可见相遇。这种思维的创新和精神的高蹈，足以让王船山在独辟蹊径、敢为人先的路上越走越远，这种思维和精神深刻地影响着湖湘文化、乃至中国传统文化。

同样，作为中国传统哲学思想的高峰，王船山影响了一代又一代中国人，至今仍然熠熠生辉。不管承认还是不承认，我们的血液里都与生俱来地携带者中国传统文化的因子。中国人的区分性和尊严感来自于对自身文化心理的高度认同。这种高度认同不是形式意义上的点头或者举手表决，而是深深烙在民族性格中、具有相同血脉基因和价值追求，并与文化修养相匹配的精神气质。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需要我们这个民族在性格上不断扬弃，名与实相符，学与用相适，认识到“名非天造，必从其实”，做到经世致用。脱离了这些，我们这个民族将会在浮夸的虚名中盘旋，堕入停滞甚至倒退的深渊。为了避免沉沦，王船山思想以他从不懈怠的进取精神、从不褪色的爱国情操和从不犹疑的务实品质，推动中华民族砥砺前行。王船山的务实思想从本质意义上是一种更高程度的超越，克服浮躁与虚华、缺陷与不足，去除不合实际的遐想，指引着中华民族以脚踏实地的态度克服一个又一个困难，迎接一个又一个挑战，攀登一个又一个高峰。

四

然而，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以来，国人对王船山的认识，对王船山的研究，与惊涛拍岸的时代大潮远远不相匹配，与文化自信语境下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对传统文化认知的要求还相距甚远。

不少人不知道王船山与王夫之的关系，甚至在很多非相关领域的知识分子队伍当中，很多人不知道王船山就是王夫之，更有甚者把王船山与王阳明搞混。

在西方哲学研究占据绝对上风的时间里，人们对哲学家和思想家的关注主要集中在西方哲学大家身上，曾一度把笛卡尔、黑格尔、罗素等作为思想的高级形态，他们的身影甚至超出了哲学和思想界，进而辐射到其他领域，而对王船山等中国优秀哲学家、思想家被有意无意地忽略了。尤其是晚清以来愈演愈烈的对西学一味认同的倾向，也使许多人对属于“朴素唯物主义”的王船山不屑一顾。相反，当下不少中国学者对古希腊哲学家如赫拉克利特、毕达哥拉斯、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阿基米德、伊壁鸠鲁等人如数家珍;对“近代哲学之父”笛卡尔了如指掌;谈及现代西方哲学家如洛克、康德、休谟、伏尔泰、卢梭、黑格尔、叔本华、尼采和马克思等人，更是眉飞色舞，滔滔不绝;至于对当代西方哲学家如哈耶克、汉娜·阿伦特、罗尔斯、诺齐克、福柯、哈贝马斯等人的了解，也都远远胜过对王船山的了解。

不少人对王船山的了解仍然停留在“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主义情操上，而对于王船山思想包罗万象的方方面面，与之研究的深度、广度和高度都远远不够。对船山思想的文化价值还未得到充分的挖掘和认识，还没有被全面、客观、正确地理解和运用。中国传统哲学思想中某些玄之又玄的论调，严重稀释了对人类社会的指导性意义。

王船山寂寞地看着这一切，就像他生前绝大部分时间的寂寞一样。他早已习惯了这种寂寞。但历史从不拒绝寂寞，历史公正地、坚定地站在了王船山这一边。

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历史郑重地告诉这个时代：王船山思想是中国优秀文化和中国古老智慧的集中体现，影响了整个近现代中国，也不可避免地影响着世界。他对事理的深刻洞见始终给人以深刻的启迪和批判的指引，不但不会死去、被人遗忘，还会不断出现在当代人面临问题和危机的思考中，他并未像有些人定义的唯物主义的低级阶段那样被遗弃，流水落花，一去不返;相反，他像黑暗中的火光，不仅活在我们的当代，也必将活在以后的时空中。

历史已经赋予并将继续赋予王船山无法掩盖的思想光芒，以及他在中国优秀历史人物长廓中的崇高地位。随着我们的发掘、了解和熟悉越来越深入，对王船山的认知、敬重和热爱也就越来越多。

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座谈会上强调指出，新时代的艺术家们应该进行无愧于时代的文艺创造，推动中华优秀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不忘本来才能开辟未来，善于继承才能更好创新。”包括王船山思想在内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根”和“魂”，是推动国家和民族生生不息、向前发展的力量之源，是先进文化的号角和灯塔，是扎根本民族、展示文化自信的最佳窗口，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根植的沃土，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桩基。

正因为此，重现王船山，研究王船山，宣传王船山，让越来越多的中国人认识、了解和热爱王船山十分重要，也十分必要。

特别是青年一代，是整个社会力量中最积极、最有生气的力量，国家的希望在青年，民族的未来在青年。他们出生在和平年代，大多没有经过血与活的洗礼，没有经过大风大浪的考研，面对网络信息时代受各种社会思潮和多元价值观的冲击，在一些青年的灵魂深处，忠诚、信仰、主义等精神价值层面的东西少了，思想容易缺乏定力和方向，甚至被物欲和名利所束缚，患得患失、急功近利、急于求成，分析处理问题容易玻璃心、情绪化、片面化和极端化，顺风顺水的时候看不出来，一到利益关头、一有风吹浪打，变暴露无遗。

王船山对于当代青年来说，恰如一杆旗帜、一把利剑、一剂良药、一团火把、一面战鼓。但当今对王船山的宣传和研究，往往起于学术、止于学术，大多在一个封闭的小圈子里打转，枯燥晦涩，有思想性缺可读性，对于那些喜欢阅读的青年读者来说，走近王船山、了解王船山显得遥不可及，也为时间所不能及。这也充分反映了我们用当下鲜活语言讲好船山故事的紧迫性之所在。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书写，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表达。王船山的名字包括“船”与“山”。在我看来，所谓“船”者，于王船山而言，装的是家与国、族与民、情与爱;装的是认识世界的方法论、改造世界的辩证法;装的是漂泊与迷漓，是失落与坚守，是历九死而不悔，是书生报国的执念;装的是对天地万物的深刻体察，是命运的不屈抗争与完美展示，是生命的苦难、孤寂、隐忍以及涕泪交织、悲喜交加的一切。所谓“山”者，是王船山智慧所拥有的宽度，是灵魂所触及的广度，是对世界的认知所达到的深度，是八百万文字所铺就的厚度，是王船山用忠诚和信仰所铸就的“风景这边独好”的精神高度。这个高度，也是王船山穷其一生，用一砖一瓦、一字一句垒起的生命高度、哲学高度和思想高度，更是后人对王船山如高山仰止般无比崇敬的高度，所有这一切，是船山精神永不过时的价值所在，也是船山精神永放光芒的底气所在。

(本文系湖南省社科基金规划项目《媒介视野下王船山生命哲学的当代价值研究》[批准号：19YBA346]之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

聂茂，湖南祁东人。中南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湖南红色文化创作与传播中心主任，东莞理工学院“杰出人才岗位”特聘教授。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国家社科基金通讯评委、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成果鉴定专家，教育部学位中心评审专家，鲁迅文学奖评委。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含重点项目)和教育部人文社科基金项目等10余项，出版文学作品40余部，作品入选《小说月报》《读者》《诗选刊》、大学生与中学生教辅读物80多篇(次)，曾获湖南省青年文学奖、《人民文学》散文大奖、中国文联文艺评论二等奖等。1999年出国留学，2004年被中南大学引进。在《文学评论》《人民日报》等发表论文130余篇，2018年推出7大卷、300余万字“中国经验与文学湘军发展研究”书系。学术专著《中国经验的文学表达》获国家社科基金中华学术外译项目立项，英文版在德国PETER LANG出版。2019年推出万行长诗《共和国英雄》，在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响。2021年推出5卷本、170余万字“21世纪都市文化跨学科研究书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