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诺德·约瑟夫·汤因比是一个外国的历史学家，他的很多历史论点对于经常泡在国内史学家书籍中的人来讲，有耳目一新的感觉。他的很多论点也是具备积极意义的，以至于有些人爱拿汤因比来装面子。这绝不是没有依据，记得梁宏达在自己的节目里，剖析狼图腾的时候，抛出了一个地理决定论，读过西方著作，哪怕仅仅是彼得沃森的《人类思想史》，就会知道，这是布罗代尔的论点，但梁宏达把论点安置在汤因比的头上，这证明，汤因比比起一些国外的学者，是受欢迎的，他的论点也更容易被人接受。汤因比对于中国的儒学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并且认为能将人类社会带到一个新高度的，肯定是儒学。至于附会汤因比指的是儒学和大乘佛教的，多半是净空大师的弟子吧，至少我不知道汤因比把大乘佛教提高和儒学相提并论的地步。

阿氏的许多理论不见得不可以修正，但他的伟大之处在于强调道德，人类的良知的作用，延伸到史观，他既没有采取流行的“国家至上论”，也没有采取马克思的“经济决定论”，而是文明决定论，并且运用人类生物机体的演变来推演文明的演变，但人作为一个生物，会死亡，但许多文明并没有死亡，汤因比认为这要看这个文明能否对外来文明的挑战进行持续的应战，旧文明即便解体，在旧文明基础上产生的新文明也比旧文明先进，具体表现在政治，经济，文化多个方面。不同于一般的观点，近代以降，随着西方文明的兴起，世界可以解触，阿氏认为世界文明，一开始就在解触中，文明的相互接触包括同时代文明在空间中的接触和不同时代文明在时间中的接触。由此他认为，要实现政治与精神的统一。汤因比指出，在过去的五百年中，技术和经济高速发展，但是人类并没有在精神上和政治上取得同样的发展，而是存在着诸多严重的问题。现在，人类已经有力量终结人类历史甚至全部生命。走到悬崖边的人类必须迅速觉醒、调整方向，才不至于跌落万丈深渊。人类需要从根本上改变自己的目标、思想和行为，这是人类继续存在下去的不可或缺的条件。在汤因比看来，由于过去五百年中西方人的活动范围的扩大，形成了世界范围的技术、经济关系的网络。当代人类正共同面临着许多迫切的问题。汤因比期待并预言人类将在历史发展的下一阶段实现政治和精神上的统一。但是，他强调，这一巨大变革必须以全人类的平等为前提，以自主的方式加以实现，而不是继续以一部分人统治另一部分人的方式去实现。西方将把它过去五百年中的主导权转交给新兴国家。令他啧啧赞叹的是中华文明的大一统，而且很盼望并认为中国一定能够在未来对世界在政治上和精神上的统一做出主要贡献。汤因比很欣赏中国长久保持国家统一的政治与文化传统——尽管历经两千年的改朝换代，但直到现在仍然保持着政治和文化的统一。他认为在全世界找不到第二个这样的大一统的局面。但是，他却不知道，中国的儒学虽然有助于大一统，但儒学似乎没有想过统一全世界，但像阿氏这样，对儒学具有深厚感情的，还是难能可贵。因为他说过，想生活在中国的宋朝，宋朝正是儒学兴盛的时候。至于他和池田大作说，想生活在佛教早期传入的新疆，我持保留意见。

（《清明上河图》中的宋代市井情况）

我着重研究的是，汤因比认为西方国家应该把话语权交给新兴国家，但他认为西方文明不会消亡，看得出，他认为文明就是车轱辘，总体方向向前，但车轮子的每一面都会着地。这有点轮回的感觉，他也毫无疑问对宗教的问题过于执着，以很多的笔墨来叙述宗教对文明的影响，这是客观的。但也使他饱受批评，因为不够理性。历史文明的推演，是很多因素决定的，过于强调任何一种因素都是偏颇的，能从马克思等人的理论中挣脱出来，已经难能可贵了。而新兴国家的概念是什么呢？至少作为一个几千年文明的国家，中国即使重新掌握了话语权，也不能算新兴国家吧，汤因比把眼光转向了非洲，他说虽然非洲现在没表现出潜力，可按照文明的规律来讲，非洲或许未来很有潜力。我今天讨论的就是这个，非洲是不是很有潜力。

我个人观点，非洲早已经失去了发展的黄金时期，人类历史，宏观的看，并没有多少年。早在东西方文明起步的时候，非洲就被拉开距离了，现在他想赶也赶不上。东西方文明的“轴心时代”，西方有苏格拉底，东方有老子，孔子，印度，也有释迦牟尼。而非洲和美洲都没有。但自从轴心时代后，东西方文明的发展已经产生了变化，这也是很多人攻击儒家，乃至攻击传统文明的依据，说中国的落后不是满清，从那个时候已经落后了，言外之意是中国的思想家，历史学家不敢质疑，只会给孔孟两位夫子倒夜壶。但是西方人自己怎么说的？几千年的哲学思想都是给柏拉图做注脚。文明的演变是多种要素，布罗代尔认为，英国天气不好，人们必须待在户内，消磨时间，就会做家具，然后引发了工业革命。而中国一年四季在户外忙农活，没时间改进机械，诸如此类观点，可以参考，不能当真。但几乎所有人都承认，东西方有文明，但非洲到现在，给人的印象就是战乱，疾病，贫穷，按这样的发展，来掌握话语权简直是天方夜谭。有人会问，那么美国如今为何会后来居上呢？那是因为到美国的人是英国的新教徒，追求信仰自由，为了摆脱天主教的桎梏，而当时的美国一片蛮荒，生存和发展的过程中，肯定是靠自己的头脑与双手，在这过程中，形成了超越的思想。

好比儒学的发展历程，“古称邹鲁，今称闽越”，闽越苏浙的文化后来居上，也是北方的士人南迁的结果，也就是就算去了一个蛮荒之地，没有已经形成的旧文明的压力，也得你自己先具备成熟的思想。汤因比也说过，宗教，思想并没有在他的发源地兴盛，而是漂洋过海，到了一个新地方生根发芽，典型的例子就是佛教，印度现在并没有多少佛教徒，反倒是中国，日本的佛教很兴盛，他的这句话，也值得商榷，因为中国佛教的情况也很特殊，好歹他没有像马克思韦伯那样，写了一本《儒教与道教》，直接把儒家定义为宗教。商鞅的法家思想也是在中原没有市场，因为违反人性，传统的周礼依然可以感觉到温情脉脉，中原更容易接受。商鞅只好只身入秦，蛮荒的秦国，不知人伦礼仪，一下子接受了他的思想，包括李斯的同门师兄弟韩非子在自己的国家满腹牢骚，却在千里之外的咸阳遇见了知音，这本比马基雅维利《君主论》有过之而无不及的《韩非子》，竟然超越《吕氏春秋》，成为秦国的治国思想。法家思想的流毒且不论，他的被认可，也是符合汤因比的定律的，但商鞅也好，李斯也罢，包括韩非子这些人至少是有自己的一套的系统的思想的。光看到历史上后来居上这些屡见不鲜的例子，而没有看到为何会后来居上，兴许是汤因比无意之过，因为汤因比是很注重思想，宗教这些要素的。但他的定律可以启迪我们的是，如果一个成熟的思想，无论法家还是儒家，任何一家思想，有一定的组织和动员能力，如果到非洲这样的蛮荒之地，这里未尝不可以发展为这一家思想的大本营。如果没有先进的，成熟的思想注入，非洲想后来居上，那是绝对不可能。

（汤因比《历史研究》）

汤因比的历史观毫无疑问是值得研究的，比之一般西方的历史学家，他要认真严谨的多。他也为我们提供了一些新的视角，而对于思想对于历史演变的重要性，其实诸如徐复观先生他们，早就有深刻的认识了。奇怪的是，依旧有人认为，汤因比的历史观领先国内的学者，这就有点妄自菲薄了。就汤因比来说，我也不敢说读懂多少，只看过他的《历史研究》，看法也难免以偏概全，希望诸君斧正。中国自古就有“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说法，如果我有机会，能亲自去一些地方考察，一定会有助于我更加理解汤因比。历史观也很难说对与错的问题，一个比较成熟的历史观，只能说哪种更务实，哪种能符合实际，没有宏观的历史观，不可以，没有抽丝剥茧的研究，也不可以。研究历史，缺一不可。至于布罗代尔，亨廷顿等人的一些看法，若是有机会，在以后的文章中，我们慢慢讲。

（注：阙里书院系头条号签约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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