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异化”在黑格尔、费尔巴哈等人的哲学体系中起着重要的杠杆作用。没有异化这一环，黑格尔就难以建构起他的绝对体系，费尔巴哈也无法从感性的唯物主义层面进行旧的宗教批判。同样，深受黑格尔、费尔巴哈思想熏陶的马克思也立足异化来探究现代性问题之根。异化是马克思哲学思想中的一个中心概念。俞吾金教授曾认为，异化是贯穿马克思一生的重要概念。在马克思青年时期的著作，如《论犹太人问题》《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神圣家族》等中，有多处对异化的阐释和使用。即使在马克思的成熟著作如《资本论》中很少出现异化一词，但也从具体的经济事实中展开对异化的历史存在论分析。但马克思的异化思想不是突然就有的，而是经历了一个从黑格尔的绝对唯心，到费尔巴哈的直观唯物，再到社会现实的历史过程。马克思从来都不一味地坚信黑格尔抑或费尔巴哈思想中的东西。即使在他尚未真正形成自己的唯物史观时，他的异化思想也是与黑格尔、费尔巴哈有很大不同的。因此，梳理马克思异化概念的具体的历史脉络，可以很好地把握马克思异化思想的内在体系，也有助于探寻马克思关于现代异化的本质。

一、从思辨异化到宗教异化

在马克思生活的时代，黑格尔哲学盛极一时，马克思早年是一个黑格尔主义者。他的早期思想理论中蕴涵着黑格尔思辨的辩证法的深刻影响。在他的博士论文《德谟克利特的自然哲学和伊壁鸠鲁的自然哲学的一般差别》中，马克思就围绕黑格尔的“现象是本质的异化”观点探讨了现代异化问题，论及现象与本质的异化关系。如他在谈到伊壁鸠鲁对德谟克利特原子论的改进时曾说：“只有在伊壁鸠鲁那里现象才被理解为现象，即被理解为本质的异化”，并且这种异化在现实社会中是通过某种现象体现出来的。具体来说，现象是本质(原子)的异化。原子，是抽象的自我意识自我否定、异化的结果。这里，马克思是沿用黑格尔思辨的外化探讨异化的。因为原子在获得质的同时也“设定为外在化了的、同它自己的本质相区别的存在”。但后来马克思异化概念走出了思辨，倾向于青年黑格尔派，特别是费尔巴哈所进行的宗教批判。其实，整个青年黑格尔派都是基于一种宗教批判来发展抑或反思黑格尔的。如布鲁诺·鲍威尔批判施特劳斯的“神话起源说”，认为福音书是作家们“自我意识”的结晶。鲍威尔的自我意识可以说是黑格尔绝对精神的延续，并被设定为社会历史的绝对主体。在《基督教真相》中，鲍威尔认为：“自我意识设定世界、设定差别，并且在它所创造的东西中创造自身，因为它重新扬弃了它的创造物同它自身的差别，因为它只是在创造活动中和运动中才是自己本身。

”这里的创造活动是自我意识的运动。在鲍威尔看来，现实的实体如宗教是自我意识的异化，是一种压抑、束缚人的异己力量。要消除宗教对人的异化统治，就要在人的自我意识中进行批判、革命，主张自我意识批判宗教并在批判中认识到自身，克服宗教的异己性，从而回返自我意识，达到真正意义上的自由。从某种意义上说，鲍威尔对宗教异化的阐释与黑格尔的异化思想如出一辙，并没有太大区别。费尔巴哈站在自然人本主义的立场批判黑格尔、鲍威尔的异化观，认为黑格尔外化的异化是抽象的，异化的克服也不具有直接性。如费尔巴哈所言，黑格尔哲学“诚然将它分离开的东西重新等同起来，但是用的只是一种本身又可以分离的间接方式”。黑格尔在其哲学中所表现的统一性、确定性、真理性的东西可以说缺少一种直接性的特点。费尔巴哈以感性的、直观的人超越黑格尔、鲍威尔绝对的精神和自我意识，确立了人在哲学中的中心地位。如“艺术上最高的东西是人的形象，哲学上最高的东西是人的本质”。宗教不过是人的内在本质的对象化、直观化，也就是异化。要实现人的本质的复归就必须消灭愚昧的宗教信仰，构建一个充满“理性、爱”的无神宗教。费尔巴哈人本层面的宗教异化观在哲学史上具有重要的功绩，实现了哲学研究的一个转向，即从抽象思辨到直观的人。

二、从宗教异化到政治异化

受青年黑格尔派的异化理论的影响，马克思的异化思想在进入政治经济学层面之前，经历了对宗教异化和对政治异化的批判。在当时的普鲁士德国，宗教与专制统治是常态。当时的德国理论界将宗教领域的异化现象作为其主要关注点。但只是从形而上的层面就异化而谈论异化，而并没有深究异化现象的现实历史根源。鲍威尔在《犹太人问题》及《现代犹太人和基督徒获得自由的能力》中强调，犹太人之所以不能获得政治上的平等权利缘于犹太人所信奉的犹太教的狭隘性。犹太人要从基督教中获得平等，就必须使自己脱离犹太教。也就是说，在鲍威尔那里，宗教异化是政治异化的缘由和基础，解除政治异化须立足于宗教异化的消除。对此，马克思提出相反的观点，认为宗教异化缘于政治异化，现实生活中的政治异化导致人的观念的异化，即信奉宗教。马克思一开始把批判的点指向宗教，认为它是迷惑人的“鸦片”。但后来，马克思看到了宗教里所表现出来的对苦难的救赎，其实是对现实苦难的一种反映。因为宗教是人的世界意识的颠倒，“是人的本质在幻想中的实现……因此，反宗教的斗争间接地就是反对以宗教为精神抚慰的那个世界的斗争”。宗教是现实存在的东西的一种虚幻。它围绕着人转动，宗教批判只是批判人的苦难尘世的一个胚芽。马克思在揭露人的自我异化的“神圣形象”，即宗教世界的秘密后，指出哲学的迫切任务在于“揭露非神圣形象中的自我异化”，确立此岸世界的真理，即应该从市民社会的“世俗桎梏”来追踪宗教异化的根源。只有深入到世俗社会中对桎梏人的东西进行考究，才能有效地揭示宗教何以迷惑人以及异化问题的根本。因此，马克思将批判的矛头指向现实的世俗社会，指向现实的法、政治。

在对具体的法、政治进行深究时，马克思对异化的看法开始倾向费尔巴哈的感性的人本唯物主义，用直观的、感性的异化思想抨击黑格尔的政治国家制度，认为政治国家制度也是人类实际斗争的一个重要方面。而当时政治国家处于政治异化状态，这突出表现在两个对立的领域，即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分离。黑格尔看到了这种分离，并且“他到处都在表述市民社会和国家的冲突”。在马克思看来，黑格尔所表述的这种对立、冲突正反映了“现代的状况”，并认为这是黑格尔思想中比较深刻的地方。马克思指出宗教异化离不开现实的政治异化，因为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异化关系使“人不仅在思想中，在意识中，而且在现实中，在生活中，都过着双重的生活——天国的生活和尘世的生活”。在政治国家中，人们的生活是分裂的、外化的。一方面，政治国家在制度上赋予每个人“公民”资格，使他们不管属于什么等级，在政治上都一律平等。人仿若生活在天国，享受着虚拟的、意识中的平等、自由。另一方面，在市民社会的发展中，每个人都是有着自身特殊私人利益的“市民”，将利己主义奉为为人处世的准则。人不仅将他人而且将自己看作是获取利益的工具，成为一种与人的本质异己的力量。现代市民社会中的人是异化了的、丧失了本性的人。总而言之，政治国家与每个人赖以存在的现实基础处于分离、外化状态。这种分离状态使得政治国家成为一种超越人们尘世生活的“彼岸世界”“天国”，即宗教。如马克思所言，现实的政治制度所扮演的角色“是人民生活的宗教，是同人民生活现实性的尘世存在相对立的人民生活普遍性的天国”。然而，这种政治制度之所以被信奉为宗教，则是缘于“个人生活和类生活、市民社会生活和政治生活的二元性”。人们期待现实生活彼岸的国家生活，并将其视为人们相互调节的宗教。所以，宗教异化、矛盾源自人们现实生活中的政治异化、分离。宗教只是世俗的政治国家和市民现实生活矛盾的附属物。

三、从政治异化到市民社会异化

面对政治异化，黑格尔从偶然性的角度阐释现代政治国家的“悬空性”，并想用一种“复旧的办法来消除市民社会和政治国家的二元性”，即用君主立宪的政治实体来统合现代社会的分裂。在黑格尔的观点中，现实世界存在的一切客观事物都是绝对理念外化的结果。国家作为普遍性的伦理价值精神(理性)的代表是根本的东西。国家决定市民社会，是实现市民社会中个人权利的保障。马克思则反驳道：黑格尔思辨的思维方式将一切都“头足倒置”了。绝对理念成了主体，家庭、市民社会对国家而言不过是国家理念的内部活动。而事实上，市民社会才是左右国家，甚至是一切客观事物的根本性的东西。家庭、市民社会作为一种“天然抑或人为”的基础共同构筑了现代国家整体架构。“‘市民社会和家庭’在其真实的……发展中是作为特殊的‘领域’而成为国家的前提”。在对黑格尔的反驳中马克思意识到，从政治异化中追问宗教异化的根源，并没有真正揭开现代异化现象的神秘面纱。因为政治异化所涉及的不是真正的“原本”，而是“副本”。政治异化是由市民社会派生出来的，市民社会的分裂状态才是整个异化现象的“原本”。将政治异化从异化现象中抽离出来，固然有助于人们深刻地认识现实生活中的分裂状态，但这并不能确保人能够从根本上占有这种分裂状态以及现实存在的各种关系。所以，马克思认为要从根本上消除异化现象，就必须使政治国家返回到实在世界(市民社会)这一原本，因为“政治国家的彼岸存在无非就是要确定他们这些特殊领域的异化”。

在对市民社会的深入考察中，马克思注意到作为特殊社会存在的现实的人在国家中的地位和作用。从某种意义上说，国家内在于社会性的人，人的特殊的生产和生活方式决定国家。现代国家制度的各个方面都“表现出它的本来面目，即人的自由产物”。在现代资本主义国家中，人处于异化状态，特别是工人。现代工人在马克思的文笔下呈现的是一种悲惨的状态。工人为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创造了巨大的财富，但工人非但不能从中获得享受反而受自己创造的财富的奴役。工人创造的产品被资本家占有，资本家将其转化为进一步奴役工人的异己力量，即资本。这种情况与“人构造了上帝，结果上帝却反过来奴化人”是同构的，都印证着人本质上的异化。现代工人阶级的非人的生存状态展现出一幅现代社会的异化图景。马克思同情工人的非人生活，并努力探寻这种异化状态的社会历史根源。此时的马克思已经不拘泥于表面的宗教、政治领域的异化分析，而是深入到现实的经济层面进行具体的历史唯物主义考察。在马克思看来，人类社会展现为各基本活动领域(经济、政治、文化等)内部及相互之间有机联系的一般状态。其中，经济领域的结构是整个社会结构的基础，其余领域的结构建立在经济结构的基础上并与经济结构整合为一体。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进一步将经济基础明确为市民社会，即“受到迄今为止一切历史阶段的生产力制约同时又反过来制约生产力的”以物质关系为基础的交往模式。它以私人利益及自然必然性这一纽带构筑起道德、艺术、哲学等意识形态以及军队、法庭、政府机构等法律制度和政治设施，即观念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只有具体深入到社会经济领域，对异化现象的分析才能摆脱思辨的、直观的哲学思维，才能使异化概念立足于具体的物质形态上，有血，有肉，有内容。马克思在思考现实物质利益难题的时候就强调了“对市民社会的解剖应该到政治经济学中去寻找”。马克思在谈到犹太人的解放问题时，认为“犹太人的社会解放就是社会从犹太精神中获得解放”。犹太精神是一种随着市民社会的发展而发展的世俗精神。它立足于实际需要，崇尚金钱，表现为唯利是图、自私自利等。从对“犹太精神”的分析中，马克思看到了金钱是人的存在、劳动同人相异化的本质，并且这种异己的本质奴役着、支配着人。在马克思看来，金钱对人的异化是资本家利己本性强制的结果。由于利己本性的迫使，“人只有使自己的产品和自己的活动处于异己本质的支配之下，使其具有异己本质——金钱——的作用”时，才能够进行实际的生产，创造出更多的所需物品。

马克思对金钱异化的逐渐深入的剖析，表明他对现代社会异化的分析已经进入经济学层面。后来，马克思为充实自己的政治经济学知识，于1844年8月在巴黎进行系统的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学习并摘录亚当·斯密、卫·李嘉图等英国古典经济学家的著作。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乃至《资本论》等著作中马克思对异化的经济学进行了深刻阐述。如，人的劳动及产品对人来说是外在，表现为他人的价值；现代社会中人的自由异化为资本自由；资本是人的异化劳动的结果，反过来进一步异化人的劳动等。在对异化的经济学分析中，马克思独特的异化概念逐渐凸显并具有与以往抽象的外化、对象化、转让等概念不同的含义。

综上所言，异化在马克思的思想中具有重要地位。伊波利特就曾指出，马克思从黑格尔、费尔巴哈那儿学来的异化观点，“是整个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基本概念和源泉”。虽然马克思的异化思想中确实伴有黑格尔、费尔巴哈哲学观点、方法的印记，但对马克思来说，他们的异化思想不适用于具体的现实，不能对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异化问题做出深刻的分析。在黑格尔思辨异化和费尔巴哈直观政治批判的基础上，马克思将目光聚焦到现代市民社会这一“原本”，从市民社会的经济层面揭露了资本对现代人奴役的异化本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