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以来，“新型城镇化”这一术语和战略构想逐步进入公众视野，各界人士从多个角度对它作了解读。这些解读大致包括如下内容：

新型城镇化将在农民的市民化上重点发力，这是它与传统的城镇化或城市化的不同之处；新型城镇化是以城乡统筹、城乡一体、产城互动、节约集约、生态宜居、和谐发展为基本特征的城镇化，是大中小城市、小城镇、新型农村社区协调发展、互促共进的城镇化；新型城镇化的核心在于不以牺牲农业和粮食、生态和环境为代价，着眼农民，涵盖农村，实现城乡基础设施一体化和公共服务均等化，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实现共同富裕。

这些解读当然很有道理。不过，在笔者看来，这些解读仍有一个不足之处，就是它们基本上是从经济的角度来看待新型城镇化，而很少从政治的角度来探讨新型城镇化。从物的角度看，新型城镇化涉及经济要素的重新组合与嬗变；从人的角度看，新型城镇化涉及权利的博弈与磨合。两者纠结在一起，在同一时空下展开，必然会产生诸多矛盾和冲突。如何化解这些矛盾与冲突？笔者的建议是，不妨把新型城镇化与公民社会建设结合起来。

所谓公民社会，也叫市民社会（Civil Society），它是指一个国家或政治共同体内的一种介于“国家”和“个人”之间的领域，由相对独立而存在的各种组织和团体构成。公民社会是国家权力体制外自发形成的一种自治社会，通常而言，它包括了那些为了社会的特定需要，为了公众的利益而行动的组织，如慈善团体、非政府组织（NGO）、社区组织、专业协会、工会等等。

从中国既往的经验看，在城市化（城镇化）的过程中，暴力拆迁、恶意欠薪、环境污染、流浪救助、民工子女就学难等问题比较突出，虽然政府为解决此类问题出台了不少文件和法规，并成立了相关办事机构，但总体收效并不令人满意，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受利益盘算制约，政府解决此类问题的动力不足。既然如此，何不放开管制，改革制度，让社会力量参与破解此类难题呢？

以农民工讨薪为例，其解决模式，通常遵循“民工上访—媒体曝光—政府特事特办”的套路，既浪费公共资源，也影响干群关系和社会稳定，实属下策。如果法律和政策允许并扶持民工成立自治组织，如维权协会或工会等，其化解矛盾的效果肯定会好得多。现实情况是，中国虽然也有一些为民工维权的公益组织，但都是零零散散，难成气候，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其合法性问题尚未根本解决。少数为民工讨薪的志愿者被媒体誉为英雄大加报道，与大量民工讨薪维权事件的发生“相映成趣”，恰恰折射出当前城市化进程中民工维权难的窘境。

让民工建立自治团体的好处至少有二：其一，借助组织化的力量提升民工在复杂的利益格局中博弈的能力，增强民工维护自身权益的话语权；其二，为政府分忧，并有利于政府精兵简政，从而减轻纳税人的负担。这两个道理，也适用于慈善组织、环保组织、社区组织、专业协会等社会自治机构。可以想见，如果这些民间自治机构的活力被激发，民工跳楼讨薪秀、流浪儿深夜猝死街头、民工子女入园难、环境污染严重等“城市病”将会得到有效医治。

从长远看，民主和法治水准的提高，是中华民族走向富强的必由之路，而这有赖于民众参与公共事务能力的培养。以化解城市化进程中的各种难题为契机，积极建设公民社会，无疑是培养民众参与公共事务能力的可行途径。温家宝在谈及政治改革之艰难时曾指出：“任何一项改革必须有人民的觉醒、人民的支持、人民的积极性和创造精神”。笔者深信，如果将新型城镇化与公民社会建设相结合，不仅能为中国的城镇化开辟新路，也将有利于促进人民的觉醒和人民创造精神的焕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