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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正聿:当代社会思潮的四大特征

孙正聿:当代社会思潮的四大特征著名哲学家、吉林大学哲学社会科学资深教授孙正聿认为,当代社会思潮的特征表现为:对立模式的消解、英雄主义时代的隐退、高层精英文化的失落和理性主义权威的弱化。

每个时代的社会思潮,都是该时代人类关于自身生存状况的自我意识的文化表达。哲学对20世纪人类生存状况的理论自觉,直接地表现为对当代社会思潮的理论自觉。

著名哲学家、吉林大学哲学社会科学资深教授孙正聿认为,当代社会思潮的特征表现为:对立模式的消解、英雄主义时代的隐退、高层精英文化的失落和理性主义权威的弱化。这些特征在人类精神生活的集中表现,就是“现代人的困惑”,即人们愈益深切地感受到的“精神家园”的失落。

他提出,当代哲学需要对这种时代性的“意义危机”做出全面的反应、批判的反思、规范性的矫正和理想性的引导。“当代哲学正是以这种深刻的理论自觉步入21世纪的。

本文转自微信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crup-1955),已获得授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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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正聿

摄影: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 张祎鑫

当代社会思潮的首要特征,可以称为“两极对立模式的消解”。

在以自然经济为基础的传统社会中,人们的经济生活、政治生活、文化生活和精神生活都处于两极对立的状态之中,因此,人们总是以两极对立的思维方式去思考一切问题。传统哲学作为传统社会的“思想中的现实”,它集中地体现了这种两极对立的生存方式及其思维方式,即总是试图在真与假、善与恶、美与丑的绝对对立中去寻求某种绝对的确定性。

现代的市场经济、科技文明和大众文化则日益深刻地消解了这种“绝对确定性”的灵光,使人们的生存方式发生了“从两极到中介”的变革:当代世界的政治模式形成了“从对抗到对话”的多元化和多极性,“和平与发展”成为当今时代的主题;当代世界的经济模式发生了“从对立到合作”的变革,出现了“经济全球化”的趋势;当代世界的文化模式发生了“从对峙到融合”的变革,“欧洲中心主义”已被多元文化模式的共存、交流与融合所取代;当今人类的思维模式更是集中地体现了“从两极到中介”的深刻变革,把真善美理解为时代水平的人类自我意识。

然而,由于“消解”了传统社会所悬设和承诺的绝对确定的种种思想的根据、价值的尺度和行为的标准,当代社会思潮的突出特点,又表现为从绝对主义转向相对主义,由信仰主义转向虚无主义。相对主义和虚无主义构成当代人类所面对的深刻的文化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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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来自Unsplash,拍摄者:Elijah o Donnell

与“两极对立模式的消解”相适应,当代社会思潮的另一特征可以称为“英雄主义时代的隐退”。

在以自然经济为基础的传统社会中,“上帝”是神秘化了的“神圣形象”,“英雄”则是“神圣形象”的世俗化存在。历代的帝王将相、圣人先哲都涂抹着“神圣形象”的灵光,以超世或救世的“英雄”的方式凌驾于人民之上,并被描绘成创造历史的主人。

现代的市场经济、科技文明和大众文化则不仅消解了“彼岸世界”的“神圣形象”,而且也消解了“此岸世界”的“神圣形象”。在现代社会中,每个人都是普通的个人,又都可以是显示个人能力的“英雄”。人们越来越强烈地感受到:现代社会的政治领袖已不再是超然于历史之上的救世主式的“英雄”,而是承担重要责任的“公务员”;现代科学共同体中的科学家,已不再是仅凭个人才智而给予人类划时代发现的“英雄”,而只能是依据某种“科学范式”进行科学研究的科学家集团中的“优秀分子”;现代文学艺术的丰富多彩和日新月异,以及“接受主体”的解读方式的多样化和多元化,使得当代的文学家和艺术家已不再是鹤立鸡群的“文学大师”和“艺术巨匠”,而是不断地超越自我的“探索者”;同样,现代思想的日新月异和丰富多彩,也使得当代的思想家和理论家不再是某种指点迷津的“思想伟人”,而只是不断地向人们展现新的可能世界的“思想者”;随着现代人的公民意识的增强和社会公德的普及,各种各样的行为楷模也失去了往昔的难以企及的神圣性,而愈来愈成为现代社会中的“优秀公民”。

“英雄主义时代的隐退”,把人们从“英雄创造历史”的误区中解放出来,使得公民意识成为每个人最基本的也是最重要的自我意识,它标志着人从“传统人”变成了“现代人”。然而,这种市场经济所形成的“英雄主义时代的隐退”以及个人的“独立性”的形成,是“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它“抹去了一切向来受人尊崇和令人敬畏的职业的光环”“撕下了罩在家庭关系上的温情脉脉的面纱”“一切神圣的东西都被亵渎了”。这就在当代人的自我意识中愈加强化了相对主义和虚无主义的倾向,在当代的社会思潮中愈加深化了相对主义和虚无主义的文化危机。

“两极对立模式的消解”和“英雄主义时代的隐退”,在文化层面上的突出表现,则是“精英文化的失落”和“大众文化的兴起”。这是当代社会思潮的又一个特征。

在禁欲主义、蒙昧主义和专制主义“三位一体”的自然经济的生存方式中,在教育不发达的状态下,“文化”一向被视为至高无上、千真万确、不容置疑、天经地义的“真理”。这种以“灌输真理”为使命的文化可以被称为“精英文化”。以功利主义的价值取向、工具理性的思维方式和民主法治的政治体制的“三位一体”为标志的市场经济,则从根本上改变了自然经济条件下的文化状况。

市场经济的发展,科学技术的进步,初等教育程度的普及,生活水平的提高,闲暇时间的增多等众多因素,使文化变成了所谓的“大众文化”。“大众文化的兴起”和“精英文化的失落”,在“文化”的意义上更加弱化了两极对立的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然而,市场经济中的文化,同样体现的是一种“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市场经济文化的突出特征,在于它是一种以文化商品化为基础的泛审美形象的全面增殖。这种商品化的文化又以工业化的方式得到最广泛的生产与销售,并通过各式各样的现代媒体得到极为迅速和广泛的传播。市场经济文化已经成为“平面化”的大众化、“媚俗”的商业化、“控制”的工业化和“宣泄”的世俗化的统一。实用文化、宣泄文化、神秘文化与陶冶文化、学术文化、科学文化在当代的文化市场同时并存,构成大众文化时代的耐人寻味和发人深省的“文化风景线”。

在当代社会思潮中,“理性主义权威的弱化”也是一个不容忽视和不容回避的显著特征。

在这方面,一个最突出的标志性问题是:20世纪的西方哲学,为什么它的哲学旗帜上写的是“消解哲学”或“终结哲学”?或者更为准确地说,20世纪的西方哲学究竟要“消解”和“终结”的是什么样的“哲学”?在由自然经济转向市场经济的过程中,近代以来的西方哲学,集中地塑造和引导了以“理性”为核心的新的时代精神。作为整个西方近代哲学的理论总结的黑格尔哲学,更是以其“绝对理念”雄心勃勃地向人类显示了“理性”的无所不在、无所不至、无所不能的力量。因此,西方近代以来的哲学可以被称为“理性哲学”。20世纪的西方哲学,无论是科学主义的各种流派还是人本主义的各种流派,不约而同地均以讨伐黑格尔哲学为其共同的理论出发点,从而实现对人类“理性”的反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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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来自Unsplash,拍摄者:helloquence

在科学主义思潮的各种流派看来,黑格尔的“无人身的理性”是一种“狂妄的理性”,即试图以超越科学理性的哲学理性去实现对世界的终极解释;在人本主义思潮的各种流派看来,黑格尔的“无人身的理性”则是一种“冷酷的理性”,即试图以泛逻辑主义的理性去解释和规范人的存在。这表明,现代西方哲学之所以要“消解”哲学,是因为它把“哲学”作为压抑人的个性、独立性和丰富性的“普遍性”“规律性”“必然性”“根源性”“基础性”“统一性”的代名词,试图通过对“哲学”的“消解”,重构甚至倒置普遍与个别、现实与根源、必然与偶然、统一与选择、崇高与渺小的关系。反省人类理性,乃至“消解”人类理性的权威性,这就是20世纪西方哲学“消解哲学”的实质。然而,这场“消解哲学”的哲学运动,却在“消解”各种“非神圣形象”的过程中,否认了理性的权威性、确定性和统一性,动摇了人类存在的合理性、必然性和规律性的信念。真理观的多元主义、价值观的相对主义、历史观的非决定论,构成了20世纪西方哲学的主流与基调。

当代社会思潮的两极对立模式的消解、英雄主义时代的隐退、高层精英文化的失落和理性主义权威的弱化,在人类精神生活的集中表现,就是“现代人的困惑”,即人们愈益深切地感受到的“精神家园”的失落:世界的符号化和自然的隐退所形成的“无根”的意识;价值尺度的多元化和不确定性所形成的“没有标准的选择”;终极关怀的感性化所形成的“信仰缺失”、“形上迷失”和“意义失落”。以市场经济中的人的存在方式为基础的当代社会思潮,表明当代人类的精神生活处于深刻的“意义危机”之中。

作为人类生活的当代意义的社会自我意识,当代哲学需要对这种时代性的“意义危机”做出全面的反应、批判的反思、规范性的矫正和理想性的引导。当代哲学正是以这种深刻的理论自觉步入21世纪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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