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导读

马克思主义地理学既是人文地理学的重要流派，也深刻影响了其他学科或领域。著名地理学家戴维·哈维（也译为大卫·哈维）的名作《社会正义与城市》初版于1973年，是马克思主义地理学的奠基之作。该书开创了马克思主义地理学的知识地基，开辟了城市研究的批判路径，开拓了当代马克思主义的生长点。现在此书中译本在我们和商务印书馆编辑老师的共同努力之下已出。虽然相隔近50年，但哈维的思想并未过时，离我们也并不遥远。在认真翻译和仔细校对《社会正义与城市》过程中(图1)，我们不仅学到了很多，也受到思想和精神的洗礼。在此过程中积累的笔记、搜集的背景资料、讨论与对话、在路上行走时的思索等，其中一部分汇集和凝练成这篇书评。通过它，我们希望学习和延续哈维敢于理论革命的精神，并转化为学界同仁尤其是青年一代成长的动力。

图1《社会正义与城市》中译本封面

1《社会正义与城市》与我们

1969年，哈维远渡重洋到巴尔的摩任教（图2）。“当我来到这座城市时，城市起义和大火的伤痕随处可见。这立刻向我提出了一个问题，为什么世界上最富有的国家能够在如此巨大的财富中容忍如此大规模的贫困?”我们很能理解哈维此时心中的困惑。我们所居的“魔都”上海的W镇也是中国城镇化与空间生产的一个缩影，它位处上海近郊区城乡结合带，流动人口众多，大学城、老工业基地、国家级高科技园区、乡村等多种空间样态并存，其间有太多值得研究的案例和故事。不同的是，我们生活在我们的研究场域之中，并受它的激发与影响，这也许是人文地理研究与其他领域相比的独特之处。在我们自身与地方相互缠绕、相互塑造所产生的众多问题中，与哈维当年碰到的一个相似问题是城市权的问题。这也正是经典的魅力，他的事实或某些观点、结论也许会过时，但好问题与思想不会过时。向经典致敬的最好方式就是阅读经典，而阅读经典的最好方式是代入我们的体验和问题，从而延伸乃至重构经典。这也是我们写作此文的初衷。

图2 1968年爆发的巴尔的摩骚乱

(图片源于)

哈维的独特之处在于，他从青年时期就有理论创新的雄心壮志，并逐渐掌握了综合多种理论以灵活看待和解决空间问题的方法论。这是我们在阅读《社会正义与城市》时对哈维最佩服的一点。他在1970年和1971年就发表了第1、2章初稿，开始探讨社会进程与空间形式的关系问题。哈维在接受Geographers on film project的采访时谈到自己1971年“一直在努力研究卡尔·马克思的整个著作，试图分析他对社会的特殊观点，看看这与地理学有什么关系”。1972年，哈维就在Antipode杂志发表“Revolutionary and counter revolutionary theory in geography and the problem of ghetto formation”一文，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分析了城市土地利用中的剥削问题提出理论革命纲领，成为其学术转型的里程碑（图3）。这篇文章也被哈维收录进《社会正义与城市》第二部分，作为“社会主义的模式”的开篇。1972年这一年，哈维还新撰写了《社会正义与城市》的5、6、7章，初步搭建了马克思主义和城市问题研究的框架。

《社会正义与城市》最重要的思想都是哈维在1972年创造。创新的火花在学者和地方相互碰撞的过程中被激发出来。当我们梳理这段历史得出这点体悟时，更深刻理解了熊彼特评价门格尔时所说：“对每一个学者来说，人生中的第三个十年是神圣而丰饶的，在以后的学术生涯中，他主要是去完善青年时期的想法”。抓住宝贵的时机和难得的情境，勇敢书写变化的世界和自我，可能会开创新的格局。

图3 1972年37岁的大卫·哈维接受约翰·弗雷泽·哈特采访时的影像

(图片截取自，清晰度经过处理)

2 我们需要一次觉醒，一个行动

哈维喜爱的诗人T·S·艾略特在《荒原》中写道“四月是最残忍的月份，在死去的土地里哺育着丁香，记忆和欲望混杂，又让春雨拨动着沉闷的根芽”。2022年的这个春天使我们真切明白了生命的脆弱和城市问题的急迫。尽管经历了难言的封闭状态，但翻译校对《社会正义与城市》的过程使我们时常感到激动和振奋(图4)。在《人文地理学思想与方法》课上，同学们最关心的是：“如何将马克思主义地理学应用于实践？”，这也许是更多人的关切。所以，尽早将此经典翻译校对出来，无疑将有助于解答这一疑惑。

在《社会正义与城市》翻译校对过程中，我们字斟句酌，对人名、专业名词、引文、脚注、页码等细节进行核对。重新品味哈维书中的许多话语，真觉得它们像黑暗中刺眼的光，给我们力量又让我们警醒：

“我们的主要对手往往是自己，很多人会发现在这条道路上迈出的第一步会让自己感到不适，并使自己看起来很可笑。这并不容易，特别是当我们自满于我们的智力时。此外，地理思想方面的真正革命的出现必然要通过献身革命实践的锤炼。”

“这项迫在眉睫的任务就是，通过深刻批判我们现有的分析，自觉意识到要构建一种社会地理思想新范式。我们最有条件完成这一任务。毕竟，我们都是使用学术交流工具的学者。”

“我们面临着生态问题、城市问题、国际贸易问题，然而我们对此似乎没有什么高见。当我们说话时，却又是庸常之词和荒唐之言。总之，我们的范式已经无效，是时候把它扔到一边去了。”

……

许多青年学子不理解哈维是怎么从逻辑实证主义转换到马克思主义的，而许多研究者倾向于把哈维的思想断代成两个乃至多个相互对立的时期，而不是在统一性中寻找转变的根由。归根到底，我们缺少一种真正面向时代问题的方法论立场，而这需要将世界与自我紧密联系起来。哈维在本书中展现的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双重视角十分详细地展现了自己思想转型的历程，表明他学术研究的连续性。书中两种（依据学术标准）相互对立的思想都统合在哈维对城市总问题的现实关注中。

带着这种整体性认识，我们重新对《社会正义与城市》蕴含的双重架构进行了多维度的分析，提炼了各章的思想精华。《社会正义与城市》通过比较自由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城市研究方法论，得出理论的本质在于方法和哲学的综合，空间的本质在于人的实践，正义的本质取决于社会进程的运行，城市化的本质是资本生产的需要和产物的结论。这些“新知”其实对熟悉哈维的人而言已是“旧识”，但细细品味其论证思路并结合当下情境思量，可谓言犹在耳。

图4 1973(左)、2009年(右)版《社会正义与城市》的封面

(图片分别来源于Internet Archive 网站、Google Books网站)

3 现实问题为导向的跨学科交叉之路

哈维认为“通过切合时宜的方式重申马克思对世界的理解，赋予一切概念框架一个特殊的时代意义”是理论创新的一条“捷径”。《社会正义与城市》始终基于地理学的立场，借助社会学、语言学、经济学、政治哲学、科学哲学、考古学的思想资源不断扩展对话对象。哈维在第1章借鉴查尔斯·赖特·米尔斯的社会学想象力提出地理学想象力，借鉴恩斯特·卡希尔关于生理空间、知觉空间、符号象征空间的理论提出绝对空间、相对空间、关系空间；第2章根据理查德·蒂特马斯理论，提出城市社会再分配的空间方法；第3章借用约翰·罗尔斯的理论，首次提出分配正义理论的地理学实现思路；第4章批判性地运用了托马斯·库恩的理论，提出社会科学理论革命纲要；第5章通过对梅里尔·加夫尼理论的分析回溯到马克思的地租理论，提出阶级—垄断地租构想；第6章利用卡尔·波兰尼提出的互惠、再分配和市场交换3种经济协调机制，分析了剩余价值与城市发展的关系；第7章借鉴让·皮亚杰和伯特尔·奥尔曼的思想，提出城市分析的辩证唯物主义方法，并与已是批判城市研究大家的前辈亨利·列斐伏尔的观点进行比较，阐明自己的理论立场和创新之处。

哈维以地理学者一贯的综合视野围绕社会主义与城市化本质问题进行理论创新，阐明了社会正义与空间在实践中紧密关联和城市化是资本主义的生存之道两大要点。值得注意的是，哈维在讨论城市分配正义时提出的多层次领域组织构想、在讨论城市剩余流通地理时对制度因素的强调实际上隐含了尺度政治、文化制度转向的伏笔。这本书在Google Scholar上的引用量达到10764次，启发了地理学家爱德华·索亚、尼尔·史密斯，政治学家艾利斯·玛瑞恩·扬，社会学家萨斯基亚·萨森、莎朗·祖金等的思想创新。我们同样认为再次回到哈维的《社会正义与城市》，并结合中国城市问题作创新思考是新时代城乡研究的可行之路。

在完成对书籍原义解析基础上，我们比较了当前中国城市化和哈维当时的美国城市化现象(图5)，发现哈维面对的社会转型加快、社会分配问题凸显、城市化速度放缓等情况在新时代的中国也日益成为城市研究的核心议题。我们认为哈维提出的“城市总问题”命题同样适用于当下的中国城市研究。通过详细梳理《社会正义与城市》中关于中国的内容，我们提炼了哈维关于中国城市问题的三种论述。特别是对70年代的中国，哈维将彼时正在进行的城乡融合实践描写为一种充满希望的社会解放方案。“局外人”的思考启发我们应该正视那段尘封的历史，总结长期历史经验，把握城乡融合方向，在中国式现代化格局中继续探索城乡共治的道路。

图5 中美两国城市化特征比较

4 学习哈维们，但成为“我们”

书写别人也是书写自己。《社会正义与城市》提供了从知识向信仰的马克思主义道路，需要我们在不平衡的城市化进程中明确城市总问题。在研究中应具有更宏大的格局观：既要把握中国城市发展的长期历史经验，也要正视中国在全球格局中的位置，从而谋划城乡治理新方案。

面对新现实催生的新命题，我们更需要在思想和现实的冲撞中实行理论革命。哈维在此后的学术生涯中扎实而细致地展开了“社会正义与城市”的研究议程，扩展和深化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积累的研究成果，使其具有明确的空间维度。我们应该学习哈维对城市化问题和马克思理论孜孜以求的精神。站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掌握跨学科研究的方法，从不同领域的经典中吸取推动问题研究的精华。学习哈维及其论著，我们也应像他那样具有自我批判精神，大胆进行革命性的理论建构。这本书仍然有待重新解读和解构，但最终我们需要吸收其精华并进行内化，以创造出我们自己的思想。

马克思主义地理学领域还有许多人物、思想等待我们挖掘，包括本文提出的阿尔都塞的症候阅读、问题式在内的许多新马克思主义理论方法还没有运用到地理学中，我们同亚洲其他国家和地区、西欧、北美、拉美、非洲的批判地理学者的交流还很匮乏，我们的主张还没有得到世界的共鸣和响应。马克思主义城市研究、历史唯物主义空间化研究等议题在哲学、文学、社会学、政治学等学科已经积蓄了众多力量。人文地理学者更应该以世界视野和格局意识，积极关注和研究马克思主义地理学。不仅仅是为了学习哈维与列斐伏尔，而是为了成为真正的“我们”自己。

论文引用格式

罗燊, 叶超. 朝向马克思主义地理学：探寻城市化与正义问题的本质: 哈维著《社会正义与城市》述评 [J]. 地理科学进展, 2022, 41(10): 1979-1990. [Luo Shen, Ye Chao. Toward Marxist geography: Exploring the nature of urbanism and justice: A review on David Harvey's Social Justice and the City. Progress in Geography, 2022, 41(10): 1979-1990. ]

DOI: 10.18306/dlkxjz.2022.10.016

文章全文如下，也可从中国知网下载或发邮件至编辑部邮箱dlkxjz@igsnrr.ac.cn索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