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环境的构成因素是众多而复杂的，但就对传播活动的影响来说，它主要有四个因素：政治因素、经济因素、文化因素、讯息因素。（1）政治因素包括政治制度及政治状况，如政局稳定情况、公民参政状况、法制建设情况、决策透明度、言论自由度、媒介受控度等；（2）经济因素关系到经济制度和经济状况，如实行市场经济的程度、媒介产业化进程、经济发展速度、物质丰富程度、人民生活状况、广告活动情况等；（3）文化因素是指教育、科技、文艺、道德、宗教、价值观念、风俗习惯等；（4）讯息因素包括讯息来源和传输情况，讯息的真实公正程度、讯息爆炸和污染状况等。如果上述因素呈现出良好的适宜和稳定状态，那么就会对大众传播活动起着促进、推动的作用；相反，就会产生消极的作用。

社会环境对传播主体和大众媒介的重要性主要表现为：(1)社会环境是传播主体和大众媒介生存、发展的社会空间、社会基地；(2)社会环境为传播主体和大众传播提供了源源不断的人才资源、受众资源、信息资源、财力资源(经营、销售、广告收入)和物质资源(机器、设备、纸张、油墨等)；(3)社会环境对人的社会角色、生活目标、社会行为加以认定、指导和规范；(4)社会环境影响甚至规定大众传播活动的方式、规模、过程以及内容的性质和特点。

那么社会环境是如何影响传播主体和大众媒介的呢？虽然社会环境的影响是非定向、非自觉的，是潜在性和渗透性的，几乎看不见、听不到、摸不着，但通过审视和分析，我们发现，感染、暗示、模仿、遵从是社会环境与人相互作用的四种机制。

感染作为社会环境的一种影响机制，在人类历史的早期阶段就已经被察觉，并且有多种形式的表现：集体跳宗教舞时出现的普遍性勃发、沉迷的精神状态；战场上昂扬、疯狂的战斗激情；政治运动、体育竞争中偏激、狂热的表现；危险情境中张惶失措、草木皆兵的情景，等等。在传播活动中，社会环境中的一些特殊因素很容易让人在某些心理状态下敏锐地感觉到，并随之迅速自我夸张的扩散、蔓延。这种一传十、十传百的连锁反应模式，会很快将某种情绪推向峰巅。这在某些情况下十分重要，如沉默情状的相互感染可形成静谧、舒适的智力活动环境，整齐划一的队形可产生严肃紧张的集体气氛。但有时也会产生消极负面的影响，削弱传播效果。例如，会场上一位员工的呼噜声或哈欠声，扩散开来可把全体听众弄得昏昏欲睡；演出时，一个角落里一声唿哨、一阵怪叫，可能引发全场观众的骚动不安。可见，传播者要想使环境的感染机制充分发挥正面效应，避免负面影响，就必须找准信息刺激的兴奋点和引情点，优化传播的环境。

同感染有着密切关系的是暗示。感染是情绪的影响，劝服是理性的影响，而暗示恰好介于两者之间，是情绪——理性的影响。暗示的过程或许有意图或目的，但没有论证，并且只具有口语的性质和单方面的倾向。面对暗示，大多数接受者作出的反应既不是同意，也不是反对，而只是在现成结论的基础上接受信息。通常，女性比男性、儿童比成人、疲劳或体质差的人比身心健康的人容易接受暗示。“众口一辞”的社会环境较“众说纷纭”的社会环境，在暗示过程中更具权威性和影响力。暗示作为一种特殊的影响手段，我们应该积极研究它在政治传播、新闻传播、广告传播中的特殊作用及操作机制，并可以适当使用其中的一些因素。

社会环境与个体相互作用的又一形式是模仿。所谓模仿，是指个体在感知他人的行为后所再现或复制的一种类似行为的趋向。这种互相模仿、重复别人行为的趋向是本能的、自发的和无意的，并且具有传染性。模仿是个体对社会环境的相信和遵从，也是社会环境对个体的操纵和控制。它通常表现为：下层模仿上层（外省模仿中央、下级模仿上级）、儿童模仿成人、农村模仿城市、欠发达国家模仿发达国家。它包括时尚模仿与习俗模仿、言语模仿与行为模仿等。对社会环境中进步事物的模仿，使之流行，会成为一种良好的社会风气；对落后事物的模仿，导致蔓延，又会危害社会。在这种情况下，具有巨大影响力的媒介，在树立典型、设置议题、选择模仿对象时一定要慎重。

遵从是指个体在传播活动中不知不觉地受到社会环境的真实的或臆想的压力，而在知觉、行为或观点上所发生的与社会环境中某些因素相一致的变化。在许多情况下，社会环境中集体的意见对某个个体来说，往往比亲眼所见更有份量。阿希的“线段判断”实验和谢里夫的“光点移动”实验，其结果都证明，面对大家一致的错误判断，受试者宁可怀疑自己的视觉能力，也不愿同集体的意见相悖，而更多地表现为遵从的意向。这表明，个人的行为在各种具体情况下，绝不是仅仅按照实践需要或理性思考来实现的。面对愤怒谴责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对我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进行野蛮轰炸的大学生的游行队伍，本来只客观报道事实的记者，也不禁热血沸腾、跟着众人振臂高呼口号。社会环境犹如一个巨大的“磁场”，个人好比一个个“大头针”，只要他一旦置身于这种环境之中，他是无论如何也摆脱不了环境对他的巨大影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