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面谈谈中国十七世纪以降的社会体制的特征，它可以被概括为以下几点：

(1)科举官僚制——非世袭制。

(2)均分继承制——财产的细分化、流动化。

(3)基于宗族制、宗教结社的相互扶助和共有制。

(4)对“工”的轻视（技术=末技）。

由儒教“万物一体之仁”发展而来的否定“专利”的思想，传统的“均”思想。在中国，由于实行均分继承制，父母的财产被分割，不能得以永久继承，其所有关系流动性很强。因而中国曾有“富不过三代，穷也不过三代”的民谚。十七世纪以降，以中国南方为中心，被称为宗族制的血缘性相互扶助组织开始扩展开来，十九世纪时，延伸到了中国北方。那是人们面对因人口增加引起的耕地面积的不足、货币流通引起的农田的流动化等状况，通过血缘关系构成的网络所实行的一种相互扶助与相互保险。具体来讲，在同一个宗族里设立共有田，或设立一个基金，以此来救济宗族内的贫困层，或用作奖学金以奖励同族内的优秀子弟。除了宗族组织之外，还有宗教性秘密结社组织，据说在数量上中国北方要比南方多。这种秘密结社起到了非血缘关系的相互扶助的作用。与依靠血缘 性孝悌伦理来维系的宗族制相对的是，宗教结社是依赖非血缘性（或者说拟似血缘性）义理伦理来维系的。但是，不管是哪一种组织，其组织的目的都在于相互扶助、相互保险。作为这种情况的反映，儒家官僚常常主张“万物一体之仁”，把贫富的平均化作为他们的理想。十九世纪中叶，在广东省的某个县里成立了当地第一家纺织工厂，此前的家庭手工业者们因受到其挤压而发生了暴动。当时的县知事因而下令关闭了那家工厂。从“万物 一体之仁”的立场出发，不容许“专利（利益的独占）” 是当时所发布告的主旨。官僚层所共有的儒学思想的理念（仁、义、均）与容忍生存竞争、弱肉强食的资本主义竞争原理是不相容的。

在这一点上，与日本的情况是非常不同的。日本的武士本来就适应弱肉强食的原理，他们更重视作为儒学伦理的“忠”和“勇”。对之加以继承的十九世纪以降的 日本官僚和知识分子是以对国家、天皇或自己所属的集体绝对地竭尽忠诚为美德的。

再者，在中国，由于职业也不是世袭的，故职业意识或职业伦理之类的观念也很不发达，不过仁义和孝悌等社会性道德通过儒家官僚、宗族组织或秘密结社组织而得到了传播。由于土地的所有也是流动性的，所以，世袭性的私有财产权意识也未能像日本那样得以形成。实际上，十九世纪中叶太平天国的叛军就曾主张土地的公有。

如此看来，在中国，比起资本主义来，更适合于选择社会主义道路的条件在逐渐成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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