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常经济生活因互联网技术应用的渗透悄然发生着改变，大众作为消费者正在享受着各大互联网平台越来越便利的服务。互联网平台市场的竞争，核心之一是所谓的流量竞争。在流量竞争逻辑之下，流量成为一种新型的社会资源。互联网经济又往往是资本的竞争。资本在驱动着社会资源的流动。新经济生态的背后隐藏新的社会公平与资源配置命题。

传统经济学认为，市场能提供最优解，但随着互联网平台垄断现象渐次出现，直播带货等新经济行为税务违规行为频繁发生，社会公平干预成为值得深入讨论的问题。

一、“插队优先权”难题

《经济学有什么用》（What Would Keynes Do）一书是英国经济学家泰吉万·帕丁格（Tejvan Pettinger）的著作，其副标题为：最伟大的经济学家如何解决日常生活中的问题。帕丁格在这本著作中探讨了主流经济学理论在日常生活中一系列的适用性问题。传统经济学基于成本收益分析，遵从理性人假设，认为自由充分的市场交易能够带有最优解。但是一旦将“理性选择理论”与“社会公平领域”问题相关联时，人们就要谨慎考察主流经济学原则的适用性。

经济学家卢周来是《经济学有什么用》一书的译者，他在《经济学何为》一文中，用“插队优先权”这一经典案例，诠释了传统经济学理论在社会公共领域中的适应性困境。不妨举一个日常生活中的例子：如果你去过迪士尼乐园，一定会对排队有极为深刻的印象。每个游乐项目都人满为患，需要长时间地等待。迪士尼有一种VIP团体票，这种团体票较一般门票贵，但是有“插队优先权”，可免去长时间排队之苦。

《经济学有什么用？》 [英]泰吉万·帕丁格著

卢周来/译 译林出版社 2021年9月

多付费换取能“插队的优先权”，这一市场行为符合“理性人假设”吗？或者说其合理性何在？经济学家贝克尔（Gary Stanley Becker）是将经济理论扩展到人类行为与社会学研究领域的大师。贝克尔认为，“付费插队”是一种市场理性，这种行为非但不会造成不公平，反而会提升公共服务质量。有经济能力的人多付费，游乐园就可以改善环境设施。这样，普通人虽然会有被“插队”的烦恼，但会享受到更好的服务。这种观点认为，市场就好比一个连通器，中间阀门虽然会让两边的水面暂时不平衡，但是两边水面最终会同时升高。

贝克尔是芝加哥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1992年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但是2012年经济学奖得主埃尔文·罗斯（Alvin E. Roth）并不这样认为。罗斯认为，游乐园门票这一案例的说服力不够，它只是发生在比较容易为大众忍耐的场景里，“插队优先权”如果变成一种普遍的商业伦理，在器官移植此类性命攸关的市场场景中，它将遭遇更严峻的道德挑战。因此，插队优先权不能被简单地视为一种“价格歧视”行为。罗斯与贝克尔的观点不同，但显然他们都将经济行为与社会公平联系在一起去探讨。现代市场经济行为与社会公平息息相关，“插队优先权”只是案例之一。

二、类“插队优先权”难题

贝克尔与罗斯对插队优先权问题的分析，主要是经济学分析。然而，经济行为背后还有社会学与政治学问题，经济行为中往往蕴含着社会不平等问题，不平等问题又酝酿着不良的社会情绪，这些虽然是经济行为的副产品，但却是很重要的社会问题。

社会心理学家格尔（Ted Robert Gurr）认为，现实生活中人人都有某种价值期望，社会则应具有价值赋予能力，来满足大众的价值期望。现代经济的变迁如导致价值期望落空，尤其是不平等加大，人们会产生“相对剥夺感”。这种“相对剥夺感”是形成负面社会情绪的重要因素。

格尔还认为，经济转型是社会结构改变的重要变量。我们身处的现代社会，恰恰是一个经济转型正在进行中的社会。

让我们回到帕丁格日常经济生活的视域。各种新型经济行为从萌芽到蔚为大观，变化非常迅猛。曾几何时，互联网还是一个新概念，但今天几乎成了一个老词汇。人们经常用“野蛮生长”“风口上的猪”之类的词汇形容这些新经济行为。这些新经济行为的市场竞争往往是残酷的，幸存下来并迅速壮大的公司被称之为“独角兽”。

我们应该对这些激烈的市场竞争保持审慎观察，“插队优先权”等与社会公平相关的难题常常混杂其间。我们试以直播带货为例，这种新经济行为目前在各大电商平台方兴未艾，创造了巨大的成交额，缔造了不少主播新贵。这些网络大主播的年利润，甚至让上市公司都望洋兴叹。但是，从平台的收益盈利模式来看，付费流量推荐这种模式，很容易演变成另外一种“插队优先权”。因为平台流量资源是有限的，在付费购买流量的推荐模式下，产品质量竞争很容易演变成机会竞争。谁付更多的钱，谁就可以流量插队。

这是一种类“插队优先权”的问题。在此逻辑之上，贝克尔“插队优先权”会带来公共服务质量提升这一假设，就显得武断了，因为这种竞争很容易演变成“劣币驱逐良币”。在直播带货的商业案例中，产品质量纠纷已层出不穷，就是一种典型的表现。市场需要充分竞争，更需要良性的竞争。在贝克尔假设中，他期待的是“插队优先权”最终带来市场的增长。而在直播带货的类“插队优先权”问题中，我们很难乐观地期待增长。因为这种经济行为本身不是一种增长，而主要是资源的重新配置、交易场景的转移。在这种转移中，流量成为一种新的社会资源，其中的机会公平问题隐藏其间。

三、资本也是社会权力

追逐利润是市场永恒的主题，但是社会治理则需要兼顾公平。迈克尔·桑德尔（Michael J. Sandel）曾从正义论视角出发讨论“插队优先权”问题。他认为，如果默认经济上的不平等天然与机会上的不平等相关，“付费插队”行为泛滥会导致社会失范。资本与市场结合是新经济的特征之一。如同“独角兽”这种说法，每一种平台经济都有形成垄断的欲望。垄断作为一种不平等，在任何一种追求公平的社会经济形态中都应该努力避免。

政治学家查尔斯·蒂利（Charles Tilly）认为，资源会导致社会不平等。蒂利梳理了历史上产生不平等的各种资源，他认为机器、金融资本、信息与媒体是现代经济社会中尤其需要注意的几种导致不平等的资源。资本是现代经济社会中最普遍的一种动能，也应被视为一种社会权力。这种社会权力如果不能以某种方式得以节制，那么它就会造成巨大的社会不平等。蒂利从宏观视角认为金融资本、信息、媒体加强了物质的不平等。实际上，从微观层面来看，这种不平等首先表现为机会的不平等，例如上文中提到的“流量采购”，也可被视为是一种由信息所致的机会不平等。

资本是一种社会权力，这种权力会引导社会资源的配置。就目前的互联网商业趋势来说，这种资源配置的作用体现得非常明显。因为资源向流量采购环节倾斜，会带来短期的销售业绩，因此才会出现“全网最低价”“坑位费”此类经济行为。对此，我们需要一份审慎地悲观，这些经济行为从长远看来很难带来真正的创新。因为创新的投入是长期的，往往很难立竿见影；而在新经济形成的竞争中，因为市场竞争激烈，人们会越来越短视，从而形成一种恶性循环。因此，应该从社会权力的视角，重新审视资本这一现代经济社会中的重要资源。

同时，还可以从社会权力理论的视角，来看财富新贵与社会的关系。社会学家古德斯通（Goldstone）在研究变化社会中国家与社会关系时指出，在经济因素与社会变迁的关系中，国家的税收能力是一个重要变量。国家税收能力下降会造成国家对社会精英笼络能力的下降。从历史上看，国家对社会精英的笼络能力是社会稳定的重要基础。正如我们所看到那样，因为经济形态变化太快，既有的社会规范会失范，同时这种失范会产生灰色地带。因此，从国家与社会关系的角度来看待近期新经济行为中的税务治理，是一条非常重要的理路。

四、社会公平干预

政治学家亨廷顿（Samuel P. Huntington）在《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中，提出了一个基本假设，在一个变化的社会中，如果国家不能及时将社会结构与经济变化制度化，那么往往就会出现社会问题。亨廷顿并不是一个国家主义者，但是他将国家看作社会权力关系中的一个独立变量。这种政治学上的考量，给我们审视经济问题提供了另一种视角。换句话说，国家作为一个独立变量，在现代社会中应该承担起将新经济的变化制度化的功能。社会资源在更新变化，国家应该及时处理来自社会的要求，将新变化制度化。

国家与社会关系理论，是上世纪80年代以来政治学与社会学领域的重要研究理路。它首先是一种分析框架，在这个框架之下将社会结构、经济生活等因素看做不同的变量，考察他们之间的相互关系。现代国家理论著名学者贾恩弗朗哥·波齐（Gianfranco Poggi）在讨论现代国家面临的诸多挑战时，认为经济权力挑战是一个重要方面。波齐指出，要警惕一种“新合作主义现象”。这种现象是指因为资本等社会权力的增长，社会尤其要警惕“绑架现象”，即公共权力为私人、尤其是经济权力所绑架的现象。

蒂利指出，一个成熟的经济社会的理想状态是：消费者大众与公民大众之间保持大致的平衡。技术、金融资本、信息与媒体，这些现代社会日新月异的因素，均会导致巨大的不平等，因此国家需要进行干预，国家应该创造出更充分适用大众控制、而不是寡头控制的生产与分配体系，以期能够产生更多的集体利益，更广泛地重新分配资源。

从宏观上看，沿着经济学家从经济问题中引申出来的社会问题，结合社会学家与政治学家对国家与社会关系的理论考察，审视国家作为一个独立变量在社会经济生活变迁中的作为，这是一种富有意义分析理路。从微观上看，回到泰吉万·帕丁格在《经济学有什么用》中提出的问题，不论是个人消费行为选择，还是公共领域选择，都处于一种变化的秩序之中。在这种变化的秩序中，需要从社会公平的视角审视新经济，以及国家对社会公平的干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