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来养老

长期以来，香港以“自力更生”、“效率优先”的理念主导着社会福利政策的走向，选择市场为主、政府补助为辅的退休保障制度。现有的养老制度主要由三部分组成，第一部分是由高龄津贴（俗称“生果金”）和“综援” （类似内地的居民最低生活保障）组成，资金由政府财政统一支出。高龄津贴为每月1345港元，针对70岁及以上的老人。综援申领的要求较多，对老人的资产和身体状况都要进行整体评估，最贫困和护理需求最高的老人每月可领取5930港元，而身体欠佳的老人可领取每月3485港元的补助。但这相对香港的物价来说只是杯水车薪，单纯依靠政府的援助津贴很容易陷入晚年贫穷的境地。

养老金的第二大“支柱”统称为“职业储蓄”，也就是香港的“强制性公积金”。这是香港的两大资金积累型的养老金体系，也是香港养老金制度的核心。顾名思义，强积金带有强制色彩，任何18至65岁在职人士都必须参加强积金计划。标准为雇员每月收入的10%，其中5%由雇员缴纳，另外5%由雇主缴纳，自雇人士供款标准为其收入的5%。雇员可自行选择投资计划，至65岁法定退休年龄时，雇员可一次性将累计收益及多年来累积投入的本金一次性取出。强积金制度从2000年起已施行十余年，参与率很高，但也不断遭各方诟病。环球股市大起大落，投资回报甚微，上班族还要缴纳不菲的基金管理费，根本无法指望二十年甚至三十年后可以取出多少养老钱。

第三“支柱”是“个人储蓄及家庭资助”。香港市场上有丰富的养老投资理财产品，在职人士拥有多种选择为自己的养老投资。香港作为世界金融中心之一, 投资产品开发得尤其充分，保险类投资产品的选择也比内地多, 对于高净值人士和投资者来说不仅保障性高，回报也比较可观。

在个人高收益的保障下，香港老年人寿命全球称冠。“有产”的香港老年人可以享受高效而低价的公共医疗体系，既有世界一流的医术，又有丰富完善的香港医疗保险计划减轻大病负担，还有菲佣解决照护需求，香港独具特色的饮食养生也功不可没。社会集体追求长寿，也催生了民众更强的健康意识。很多老年人每天早上会在这座城市的安静角落进行锻炼，这也有助于提高生活质量、延长寿命。

但是，香港现有的养老制度还远远算不上是全民退休保障。在实行该制度前已经失去工作能力的老人无法受惠；家庭主妇、残疾病患等没有正式工作的社会弱势群体，由于没有向强积金账户供款，老来就没有保障。而香港的综合性社会问题实质进一步恶化了这部分老人晚年境遇。香港经济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经历了重大变革。当时，大部分在五六十年代促使香港成名的制造业活动都移至中国内地，取而代之的是银行业、保险业、物流及房地产业，这些服务行业目前雇佣了将近90%的劳动力。高技能劳动力的养老保障比较完善，而许多教育水平较低的工人则是全然不同的境况。对于没有技能或技能不足的人来说，香港是一个艰苦的地方。

在这座繁华喧闹的城市里，不难见到两鬓花白的老人在餐厅、超市、商场、办公楼里面做着最低等的工作：收银、抹台、扫地、刷碗、清洁厕所。年过六十、辛苦了一辈子仍不能坐下来喘口气、享受儿孙绕膝之乐，反而和年轻人一样，早出晚归，为着两餐一宿奔命，不敢懈怠。

社会一直有声音要推行全民退休保障制度，让全港市民都获得福利，近年来也有不少人或组织提出建议方案，例如年满65岁老人，单身资产不多于8万港元、夫妇两人资产不多于12.5万港元，每人可每月领取3230元退休金，预计25万人受惠。而这个方案遭到了年轻人的激烈反对，他们担心这样一来会大大增加年轻一代的负担。据测算，这个方案到2064年累计新增开支总额为2555亿元，会令政府提早6年出现结构性赤字，财政储备提早8年耗尽。彼时，“社会掉入泥沼，不能自拔。”

一床难求

香港人口急速老化，老人患病、残疾比例也有所增加。据统计，2013年60岁及以上人士中，61.8%患有至少1种慢性疾病，28.4%至少有一项残疾。这些老人中，又有60%是独居老人，缺乏亲人照顾，独居有一定危险。但是，香港安老服务长期存在供给不足问题。香港2017年有6259名老人在轮候期间离世，人数创过去5年新高。至2018年5月，仍有3.8万名老人正在轮候政府资助床位。

随着老人护理需求增长，香港社会福利署自2000年起推出“养老服务统一评估机制”，符合资格的老人可以申请政府资助床位，包括公营性质的养老院（津助或合约养老院）床位，以及政府在私营性质的养老院购买的床位。但是，因为兴建院舍耗时长（一般最少需要5年）、业界人手短缺等问题，从2010至2011年度到2014至2015年度，轮候资助床位的老人增加了4598名，资助名额只增加了1457个；床位轮候时间也十分漫长，在2014至2015年度，入住公立养老院平均需轮候37个月，入住私营养老院的资助床位也需8个月。

除资助床位外，老人也可入住没有参与政府买位计划的私营养老院，但这些养老院只达到《养老院条例》规定的最低标准，缺乏监管、问题频生。有报告显示，这些养老院的住客人均面积为7.5平方米，每百名住客仅配有16.3名员工（包括护士、保健员、护理员等），与合约养老的20.8平方米、42.3人有显著差距。私营养老院也多次传出虐待老人的丑闻，如一家位于高楼内的重度护理养老院，将12名失去自理能力、坐在轮椅上的女性老人推到三楼露台，老人被迫脱光衣服等待洗澡，一等就两个小时。

为了缓解床位短缺的难题，香港政府近年开始推行老人院舍住宿照顾服务券计划，目标对象为在中央轮候册中身体机能被评为“中度缺损”的老人，香港所有甲一级标准的安老院舍，皆可申请成为认可服务机构。院舍券试验计划原定于2015年9月推行，但随即发生大埔剑桥护老院涉嫌虐老事件，令人质疑私营安老院的服务质量以及政府监管能力。其后2016年3月，该计划再度实施，不过9月将计划范围扩大至所有甲一级安老院后，监管系统再度失守。社会舆论批评 “服务券” 计划是将安老的责任市场化、商品化，老人未必能够真正受惠。

香港养老模式。

由于日趋沉重的财政压力和被照顾的老年人精神问题频出，香港的养老模式开始逐渐向社区养老转变。社区养老融合了传统家庭养老和集中院舍养老的优势，更加关注对老年人的心理情感关怀。社会福利署直接向社区养老服务机构提供资助，透过资助服务机构、援助困难老人，调控收费标准，改善老人养老处境。

“出口老人计划”

面对着四万名排队等待补贴型养老服务的老人，压力之下的香港政府正在寻求广东省和福建省的养老合作，这也可能成为其解决长远人口问题的方案的一部分。这与内地产妇去香港生娃、内地各年龄段的孩子去香港读书形成了鲜明对比。

自2013年起，香港政府开始了一种新奇而独特的养老尝试——“广东计划” 和“福建计划”，为选择移居广东省或福建省、符合申请资格的年老人每月发放“高龄津贴”，金额达1290元，另外豁免已经移居广东省、符合申请资格的老人须在申请日期前连续居港至少一年的规定。计划实施后，先后有将近两万高龄香港老人回到内地养老，大多是上世纪四五十年代从内地到香港谋生的老人。

内地广阔的空间可以帮助消化香港难以承受的老龄化压力。不少香港老人对去内地生活持积极态度，尤其是那些在内地有亲戚的老人，他们认为内地的养老院环境不错，也适于居住。在寸土寸金的香港，不可能像内地养老院这样为每位老人提供一个独立房间。另外，香港普通家庭居住面积过小，所谓的公寓也十分狭窄，一家人挤在一起，居家养老也捉襟见肘。搬到内地，居住环境会得到很大改善。

不过有不少老人对此没有兴趣，很多老人已经等待政府养老床位4年，不愿意放弃机会。另外，很多老人不愿意返回内地养老，因为在家中仍承担照料的任务，没有办法离开一直卧床在家、无法自理的伴侣。有些老人觉得家人前来探望不像在香港那么方便，老无所依非常孤独，他们更愿意和自己的子女一起生活。

内地物价上涨也是促使老人返港的一大因素。不少香港人当初选择到内地养老时，都带着相对丰厚的积蓄，怀揣着“内地物价低、港币值钱、空气好、住房宽敞”的颐养天年梦。但是，近几年随着人民币升值、内地房价物价上涨，环境问题凸显，一些内地港人年迈体弱多病，生活日益拮据，无奈之下选择踏上返港之路。

除了情感、经济和文化传统的障碍，香港政府的“出口老人计划”似乎还有个制度问题：一旦离开香港，就无法享受香港老人的许多福利。在内地居住的香港市民能得到的政府津贴有限，而无论内地政府还是香港政府都没有向此类人士提供医疗福利。虽然香港公立医院要排队看病，但每人住院只需100元/天的福利还是让老人家安心，所以退休后去内地养老的香港人经常回到香港接受治疗。

针对这种现状，香港政府也增加对移居内地老人的支援，2015年，香港政府推出医疗券试点计划，返乡老人可在港大深圳医院使用每年2500港元的医疗券。香港赛马会和NGO合作在深圳和肇兴设立了养老院，专门服务香港返乡老人。这两家养老院均提供医疗顾问服务，并为那些需要在上水北区医院接受后续治疗的老人提供交通服务。

有没有一个完美的制度，可以一劳永逸地解决人类的养老问题？答案当然是没有。不过，这并不妨碍人们不停地探索。香港，作为全世界老龄化最严重的地区之一，一直是积极的探索者。而争论从未间断，演变也尚在进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