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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善社会沟通机制 提升社会治理效能

完善社会沟通机制 提升社会治理效能完善社会沟通机制 提升社会治理效能

编者按

10月28日至31日,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在北京举行。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全会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党和人民在长期实践探索中形成的科学制度体系,我国国家治理一切工作和活动都依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展开,我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及其执行能力的集中体现。本版特邀请专家撰文,从不同角度关注我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要点速览

■社会治理现代化就是对社会关系、社会结构和社会沟通方式的创新和优化。面对新时代新趋势新情况,加强社会成员之间的沟通应成为社会治理现代化的重要内容。

■以社会沟通实现社会融合是最基本的社会治理。把沟通与融合纳入社会体制、社会治理,是对社会发展和社会治理的深层次认知,对于提升当代中国社会治理现代化水平十分重要。

■只有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才会以普遍的原则进行合作并顺畅地交流沟通,才能不断激发社会活力,推动社会不断进步。

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十九届中央政治局第十七次集体学习时强调,“新中国成立70年来,我们党领导人民不断探索实践,逐步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制度和法律制度,为当代中国发展进步提供了根本保障,也为新时代推进国家制度和法律制度建设提供了重要经验”“我们要在坚持好、巩固好已经建立起来并经过实践检验的根本制度、基本制度、重要制度的前提下,坚持从我国国情出发,继续加强制度创新,加快建立健全国家治理急需的制度、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必备的制度”。

社会治理是国家治理的重要方面。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坚持和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保持社会稳定、维护国家安全”“必须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完善党委领导、政府负责、民主协商、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科技支撑的社会治理体系,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确保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在社会流动日益加速、社会互动日益频繁、社会结构日趋复杂、社会分化日趋加剧的时代,加强社会成员之间的沟通应成为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的重要内容,发展和完善社会沟通机制是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向往、健全社会治理体制机制的现实需求。2014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十二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上海代表团审议时强调,“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关键在体制创新,核心是人,只有人与人和谐相处,社会才会安定有序”。如果说经济发展的目的是解决人们的物质生活所需,社会发展则是为了解决人们的社会关系和谐、心理满足之所需。社会秩序离不开社会成员之间的沟通。随着信息技术的进步,人们越来越把发生在网络空间、社交媒体的非正式的社会沟通作为重要的沟通形式,诸如微信、微博等。这是新形势下社会沟通的新趋势新情况,也是我们面临的新问题新挑战。

社会沟通是社会秩序的表达方式

在没有根本利害冲突的情况下,社会隔阂可以通过一定方式的社会沟通来消除,甚至实现社会融合。这是一个社会秩序的重构过程,也是社会治理的过程。人的一切社会关系都是具体的,表现在人们日常生活中的互动、交往和沟通中。沟通以文化为基础。事实上,文化就是一套社会规范,在共同社会规范基础上的沟通就是社会秩序的表达。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制度和法律制度,植根于中华民族5000多年文明史所积淀的深厚历史文化传统,吸收借鉴了人类制度文明有益成果,经过了长期实践检验。纵观历史,社会规范助推了特定社会秩序的形成。在狭义上,社会秩序是指社会关系维持动态平衡的有序状态,通常表现为社会稳定。在广义上,社会秩序是指人们按照自己社会特有的法律、法规、习惯、习俗以及规范行事所形成的社会关系模式,每个人都要按照自己的社会角色行为,不越雷池。在这样的关系模式中,人们的自觉行为形成一种社会秩序。社会稳定与社会秩序有时是重合的,有时却不是一回事。中国传统社会的“礼”就是一种建立社会秩序的规范。不论是在传统社会还是现代社会,“礼”都是一种基本的社会秩序,也是社会和谐的基本要素。推进中国当代社会治理现代化需要历史思维和战略定力,懂得并理解特定的社会秩序是在特定的社会生活中人与人沟通和交往的价值基础。在这种意义上,社会秩序又表现为社会关系。社会治理现代化就是对社会关系、社会结构和社会沟通方式的创新和优化。

以社会沟通实现社会融合是推动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必要条件

人的治理是通过人的社会性实现的,人们通过社会生活实现社会性,在社会生活中建立社会秩序。这种社会性可以通过人与人之间的互动表现出来。在互动过程中,人们相互改变,并留下文化记忆。个人在与他人的交往中得以交流、分享,获得心理上的满足和释放,得到精神上的慰藉和平衡。

在现代社会,社会交流又是缓解精神和心理压力的重要途径。纵观历史,因为不理解乃至误解而引发的战争和冲突比比皆是。借助贸易,人类社会交往的空间不断扩大,人们不仅扩大了自己的社交圈子,也获得了更多的合作机会,随之而来的是思想观念的变革和交流的不断加深。交流和沟通是人类不断走向文明的一把钥匙,良性的社会运行状态也随着不断的交流和沟通而形成、稳固。人类交流和互动的方式不是单一的,而是形式丰富多样、内容丰富多彩的。

个体的人必须在日常生活中与家人、朋友、同事以及其他与己有关的人交往,这个过程中自然发生沟通。人们通过沟通来探讨共同关心的事物,也通过沟通形成集体合作的更大智慧。社会互动始于人们之间的沟通。但是任何社会互动都须遵循一定的社会规则进行,这些社会规则又被视为社会秩序,包含了思想和价值观念。

社会沟通不仅发生在社会成员之间,也发生在治理机构和公众之间。一个社会必须具备优良的公民素质和良好的社会沟通机制,二者不可偏废。一个社会可以由无数的好公民组成,但仅限于此是不够的,还必须有各个个体之间的密切沟通、交往、交流、合作等,这样社会才能成为一个充满活力的有机体。

把沟通与融合纳入社会体制、社会治理,而不是把社会体制、社会治理仅仅局限于社会组织和基层组织管理层次,是对社会发展和社会治理的深层次认知,是把社会治理引向更加良性的方向进行创新,对于提升当代中国社会治理现代化水平十分重要。它意味着中国的社会体制和社会治理格局要从人们关注的如何发挥企事业单位、人民团体、社会组织和基层组织的作用以及加强其自身建设,进一步延伸到人们的实际生活,延伸到每一个人的内心和具体行为。

以社会沟通实现社会融合属于最基本的社会治理,是推动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必要条件。人类具有思想,个体、群体、民族在互动过程中会因为个性不同而产生思想碰撞、意识交流,并进行反思和自我反思。这种自我意识、反思和自我反思,有时是个体行为,有时是群体和民族行为,其过程意味着人类社会在互动中进行着社会结构、行为模式的社会重建。当然,社会重建并不简单意味着个体被迫接受某些规则,个体的文化背景和心理素质决定着他或她在参与过程中接受和认同社会规则,这也是一个创新和变革的过程。

在社会沟通中完善社会秩序

人心是最大的政治。在社会生活中,沟通不仅需要技巧,还需要沟通的愿望,需要友好、平和、平等的心态,这是顺利沟通的基础。沟通的愿望来自对别人的关心和希望得到别人关心的心态,是人类的本能使然;友好是人生的基本态度和个体的基本修养,包含了对美好社会的理想和渴望;平和来自从容的生活和开放包容的心态以及对生活的深刻理解,有赖于对人类本性和品行准则的全面把握;平等是个人信仰和文化的积淀,产生于对社会地位、权力财富等的正确认识。新中国成立70年来,特别是改革开放40余年来,尽管人们的财富、知识、能力千差万别,但平等对话是最基本的准则,需要每个人都有理性平和、谦逊友善的心态。

心态问题很大程度上是个人修养和家庭教育问题。一个个体立于社会,他或她将发生三个层面的关系:与自然的关系、与社会的关系、心与心之间的关系。个体与他人之间关系的建立必然伴随着心理活动。每个个体的心态是不一样的。个人心态的培养始于个体最初的社会化进程,从家庭开始,再到学校和工作单位。在这个意义上,贴近社会生活来建构并完善社会秩序是提升社会治理效能最现实的措施和手段。

沟通需要理解,需要设身处地,需要以心换心。现实生活中,人们一般习惯于按照自己的经验、心态、知识、文化来理解别人、解释别人,其结果难免造成沟通障碍,甚至发生冲突。设身处地地去理解别人,对于个人是一种修养,对于一个民族是一种文化自觉。当今世界,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尽管互联网、移动通讯等新技术新手段为人们创造了沟通的有利条件,但能否真正实现沟通,还取决于是否拥有跨文化的沟通意愿与理解能力。

社会运行需要生机和活力。只有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才能以具有普遍性的原则进行合作并顺畅地交流沟通,才能不断激发全体社会成员的活力,推动社会不断进步,这是今天我们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不能忽视的重要环节。

当前,我国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面对着复杂的国际国内形势。国际局势波诡云谲,国内全面深化改革面临众多考验,国与国、民族与民族、群体与群体之间的隔阂与交流并存,由于隔阂而导致的潜在矛盾冲突日趋增加,加强各国之间、民族与民族之间的交流与沟通尤为重要。这是一项可以大大降低社会治理成本的工作,更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标志。

在经济全球化时代,中华民族需要更加宽阔的视野和更加包容的心态,这种心态不仅对维护国家稳定具有重要意义,对维护国家安全也不可或缺。理性沟通是人类文明的基本特征。从各自经营好小家到天下一家,从各自为政到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不仅是数量和规模的变化,更是心态和文化的调适。如何让世界各国认同、接受,并产生吸引力与引领力,这是文化功用的内在要义,也是社会治理现代化的重要内容。

(作者:丁元竹,系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研究员、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社会和生态文明教研部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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