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何谓公共理性
理性(reason)即人类基于经验事实而把握客观规律的思维能力,是一种发现什么是真理的能力。而公共理性,是享有平等自由权利的公民的理性,是公共推理、公共辩谈的理性,是指向公共利益的理性,是超越了一己利益的公共意愿或意志。所以,公共理性表现为社会高度认同的观念和价值。公共理性的核心在于公共性,本质在于公共的善或社会的正义,目的在于寻求公共利益。
罗尔斯在《政治自由主义》一书中比较系统地研究了公共理性。他说:“公共理性是一个民主国家的基本特征。它是公民的理性,是那些共享平等公民身份的人的理性。他们的理性目标是公共善,此乃政治正义观念对社会之基本制度结构的要求所在,也是这些制度所服务的目标和目的所在。”因此,公共理性的公共性就有三种含义:1、它是民主国家公民的理性、平等公民的公共理性;2、其主题是公共性的善(利益),关涉到公共利益和公共政策以及公民权利的保护;3、其本性和内容是公共的。后来他又写了《公共理性观念新探》,指出:“所谓公共理性就是指各种政治主体(包括公民、各类社团和政府组织等)以公正的理念,自由而平等的身份,在政治社会这样一个持久存在的合作体系之中,对公共事务进行充分合作,以产生公共的、可以预期的共治效果的能力。
罗尔斯认为,公共理性只有一种,非公共理性有许多种。在非公共理性中,有各种联合体的理性,如教会、大学、科学团体和职业群体(行会)的理性。每个群体所进行的研讨、推理,相对于每个成员而言,这种推理具有公共性,但相对于政治社会的公民而言,则是非公共的。罗尔斯把这种联合体的理性看成是社会理性,如家庭理性就是社会理性。非公共理性由许多社会理性所构成,与公共政治文化相比,它不是公共理性,或不构成公共理性的内涵,但对于公共理性起着背景性作用。
公共理性与其他所有人类理性一样,都具有某些共同的要素;概念、判断、推理的逻辑规则以及其他许多因素。掌握这些理念的能力是人类共同理性的一部分。因此,公共理性本身包括着在公共范围内的充分证明的可能。公共推理规则即逻辑就是我们研讨的限制性的标准。没有逻辑,就无法运用各种实质性的正义原则,而且会使得政治观念不完善。罗尔斯所说的公共理性,是立法者的理性、执政者(比如总统)和法官的理性,各派政治领导人的推理理性以及公民对宪法和基本正义问题投票表决时的推理理性。公共理性的内容涉及到宪法的人权保护,基本政治制度的维护以及公共政策的合理辩护等诸多方面,在这些方面,都需要公共理性起到维护作用。
二,公共理性的基础
一般说来,一个人将自身利益最大化作为一种理性的选择,并非难事,但一个社会群体要将众多“理性人”的选择整合为一种公共意志,则决非易事。要达到这样一种境界,必须具备若干要素:社会高度开放,公众意志能自由表达,信息传播没有阻碍,公众选择权不受任何限制……说白了,成熟的民主制度、成熟的公民是公共理性生成的基础。
民主意味着“同意的权力”,而财产权与同意联系在一起。仅仅因为财产私有,征税才需要财产所有人的同意。哈耶克认为:世界上不可能有完善的制度来保护个人权利,但唯有私有制才能给予每个人最佳机会。私有产权意味着选择自由,而选择自由正是个人理性成熟的最佳土壤。任何人在财产的占有、使用和处分关系中,都会理性地进行核算,而不会滥用他的自由以招破产。财产是一种客观约束标准,这就使得人们的智慧有了真正的理性;由这些理性人平等协商出来的法制,才成了社会的公共理性,才能促成良好的社会秩序。
私有财产权受到蔑视的社会总是排斥人权和理性,个人就将不可能有理性、道德的行为;个人的意志自由也必然趋于任性,法律秩序必受到严重破坏,以保障人权为目标的现代法制就不可能在公有制社会建立起来。不允许个人拥有财产的社会,就会造成绝大多数人处于赤贫状态,财富集中在极少数人手里。无产者心中充满仇恨,极富者充满恐惧,这样的社会没有安定和秩序可言,也不可能有理性和法治,只能是专断、人治与病毒杀人于无形的黑暗。
公共理性是公民的一种理性能力与道德能力。公共理性是在公民个人理性的基础之上建立起来的,它依赖于公民个人的理性能力,这主要包括正义感和善观念的能力。古往今来,无数国家强调: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而民主国家强调:军人以服从合法命令为天职,对非法的命令可以拒绝。随着知识化程度的提高,善于思考、明辨是非的将士成了民主国家军队的中坚力量。这就杜绝了军队屠杀人民、干预国内政治的可能性,从而终结了丛林社会野蛮的“暴力原规则”。
公共理性体现为对别人的尊重与对社会公共事物的关注。人格的独立、自由、平等使得每个人都不应强制他人服从自己,而只能通过理性对话与交流的方式来进行公共生活,寻求共同发展。在个体理性走向公共理性的过程中,都是经过一系列的妥协而后取得的。民主与法治所支持的正是这样一种平等、自由、公共的对话与决策。如果一项决策排除了某个人或某群人的有效参与,那么这项决策对那个人或那群人就无正义性。
英国的历史告诉我们什么是公共理性。丘吉尔在英国危难之时,苦撑5年,终于取得了反法西斯战争的彻底胜利。可打赢了一场战争的巨人丘吉尔在国内大选中却轰然“倒下”,工党的艾德礼成了二战后的第一任首相。过了几年后,丘吉尔“重出江湖”,再一次担任首相。世人终于弄明白,英国人并非忘恩负义,而是担心:让丘吉尔一直干下去,英国可能会走上个人专制之路。所以1945年英国的选民的行为是一次可贵的公共理性选择。丘吉尔当年的“失败”,恰恰证明了英国选民的成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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