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而是在中国的社会土壤中生长出来的”，具有深厚的“历史底蕴”和“中华文化根基”。充分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所蕴含的思想观念、人文精神、道德观念，有助于进一步健全完善国家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我国国家制度具有深厚的优秀传统道德文化基础，包含着丰富且系统化的优秀传统社会治理思想资源。在传统文化中，儒家强调在“亲亲”“尊尊”原则下，维护“礼治”，提倡“德治”，重视“仁治”，提倡人伦道德，主张崇德明善，经后世发展逐渐形成“仁、义、礼、智、信、勇、恕、诚、忠、孝、悌”的道德思想体系；道家将“道德”视为哲学的最高范畴，认为“道”是宇宙万物的本源和普遍规律；墨家建立以“兼爱”和“利”为核心的义利道德学说，倡导“贵利重义”的道德思想；法家直面社会现实，寻求治国安邦之道，形成以“法”为基本准绳的独特的道德观。可以说，作为中华民族最深沉的价值追求和精神支柱，道德体系建构与实践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根本，并且持续影响至今。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伟大的历史进程，内蕴着远大理想的战略设计和共同理想的思想因子，熔铸于新型国家制度和治理体系的宏阔实践当中。让历史照进现实与思想照进现实同等重要，面向未来考察“历史中国”与“现实中国”、“思想中国”与“实践中国”，都需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深刻把握历史发展规律，不断汇聚强大动力支撑和不竭力量之源。有此，新时代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要善于从历史中汲取智慧。

“大一统”思想传统与党的领导制度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党和人民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植根中国大地，在长期实践探索中形成的科学体系，包括党的领导、经济、政治、文化、生态文明等13个方面的根本制度、基本制度、重要制度和各项具体制度。其中，具有统领地位的是党的领导制度。从历史上看，中国地域辽阔、民族众多，“大一统”始终是传统中国政治思想和政治格局的主流，是对地域性“因俗而治”政治传统的超越。中华民族虽屡遭战争和分裂的磨难，但中华上下几千年的历史证明，只有统一中国才能强大。中华文明在“大一统”这一重要政治传统的凝聚力下，发展成为唯一延续至今的古老文明，六合同风、九周共贯。可以说，“大一统”不仅作为中国传统政治文化最鲜明的符号存在，而且构成了华夏民族文化共同体的需要，在“历史中国”转变为“现实中国”进程中为现代国家政治建构提供了必要的实践整合前提，成为中国政治文明。老子在《道德经》中指出“治大国，若烹小鲜”。要达到这种境界，关键是要发挥党的领导核心作用。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共同意志和根本利益的体现，是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的根本保证。”只有坚持全国一盘棋，才能调动各方面积极性，集中力量办大事；只有坚持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坚持马克思主义，才能保持政治稳定，确保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始终沿着正确的方向前进。

“施仁政”政治理念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

政权得失关键在“民”，政治道德关乎民心向背。《论语》云：“为政以德，譬如北辰”，《管子》称：“惟德动天，无远弗届”，《礼记》曰：“明德，亲民，止至善”，更提倡“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荀子》又指出：“法者，治之端也”。可见，“德主刑辅、明德慎罚”才能“仁政”。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指出，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是社会主义政治发展的必然要求。新中国成立后，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真正成为了国家和社会的主人。我国建立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基层群众自治制度，使人民真正享有了最广泛最全面的民主权利，充分实现了人民当家作主的政治目标和崇高追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法律表现形式。当前，针对国内外复杂局势，我国必须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完善以宪法为核心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坚持全面依法治国，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提高全民法治素养和道德素养。

“重民生”民本思想与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

中国传统道德文化中蕴含着民贵君轻、政在养民、亲民爱民的民本思想。《尚书》曰：“民惟邦本，本固邦宁”，孟子提倡“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后汉马衍在《车铭》中指出：“乘车必护轮,治国必爱民”。习近平总书记在《治国理政》第三卷中指出：“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是决定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根本力量。”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就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强调，坚持和完善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等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坚持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的调控作用，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加快现代经济体系建设，适应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是党和人民的伟大创造。当前，我国必须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在幼有所育、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弱有所扶上不断取得新进展；深入开展脱贫攻坚，使改革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全体人民。

“倡礼教”伦理观念与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制度

中国传统思想非常注重对人的伦理和道德教化，不仅形成了以“仁、义、礼、智、信”为核心的传统道德价值体系，而且把“礼义廉耻”作为国之四维，融入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管子》曰：“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更指出“四维不张，国乃灭亡”，《论语》也提出“克己复礼”的主张。可见，古人早就意识到了个人的道德修养和社会文化氛围，对于国家存续和发展的重要意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传承了中华传统美德，从国家、社会、个人层面表达了新时代中国人的价值取向和准则，是当代中国精神的集中体现。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高度重视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强调，要以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为着眼点，强化教育引导、实践养成、制度保障，发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国民教育、精神文明创建的引领作用。提出要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社会发展各个方面，并转化为人们的情感认同和行为习惯。2019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新时代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和《新时代爱国主义教育实施纲要》。两个《纲要》是巩固新时代全体人民共同思想道德基础的必然要求，也是把中国优秀传统道德文化进一步转化为治理效能的迫切需要。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强调，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引领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21世纪马克思主义。当前，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就是要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全党、教育人民，筑牢全党全国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

“尚和合”相处之道与“一国两制”制度及中国特色外交制度

《论语》曰：“德不孤，必有邻”，并指出“礼之用，和为贵”。可见，和为贵是传统社会倡导的道德实践原则。在与邻国相处方面，中华文明蕴含着亲仁善邻、协和万邦的外交之道以及以和为贵、好战必亡的和平理念；在世界各国共同发展方面，中华文明蕴含大道之行、天下为公的大同理想。中华民族经历过被外国列强侵略的痛苦，经过新民主主义革命，中国人民站起来了；经过改革开放40多年，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但我们仍然坚定不移走和平发展道路，坚持中国的发展不对任何国家构成威胁。面对国家安全环境深刻变化和强国强军的时代要求，我国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坚持党指挥枪，确保人民军队绝对忠诚于党和人民，有力保障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坚持“一国两制”，推进祖国和平统一。近期，《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法》（香港国安法）的颁布并实施，就足以表明我们有决心和力量维护香港特区长期繁荣稳定，推进祖国和平统一。

“求大同”理想情怀与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

“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礼记·礼运》中描绘了中国儒家思想家的小康社会理想，后来费孝通先生把处理不同文化间的关系概括为“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十六字箴言。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梦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提出，更加强调“天下大同”的情怀。诚然，生存与发展是人类的永恒主题，中国人民的梦想与世界各国人民的梦想息息相通。习近平总书记在《治国理政》第三卷中强调，地球是人类共同的家园，中国坚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人民愿意与世界各国人民一道，努力建设一个远离恐惧、普遍安全，远离贫困、共同繁荣，远离封闭、开放包容，山清水秀、清洁美丽的世界。从历史的长镜头看，中国的发展隶属于全人类进步的伟大事业。当今世界正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变革会带来机遇也会带来风险，面对严峻的全球性挑战，面对人类发展在十字路口何去何从的抉择，中国倡导世界各国应该有以天下为己任的担当精神，携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努力把人类前途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

党的十九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国家制度和治理体系建设的一系列重要讲话精神，为新时代推进制度建设和国家治理现代化提供了基本遵循。我们应深刻认识到中国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所内涵的历史底蕴、显著优势，充分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所蕴含的思想观念、人文精神、道德观念，进一步健全完善国家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栏目主编：顾万全 张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