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真的会陷入社会动荡吗？”

这是杰克·戈德斯通（Jack A. Goldstone）教授在多年前发出的忧思：如果说20 世纪的20 年代是美国“咆哮的二十年代”，是“了不起的盖茨比”的时代。那么，21 世纪的20 年代将是美国“动荡的二十年代”。

美国最新的事态似乎正在证明杰克·戈德斯通的忧虑。特朗普上台是美国两党“政治极化”的最大结果；最高法院居然推翻了过去的堕胎许可，选择了极为保守主义的姿态，摧毁了自由主义的标志性法案；美国2023 年银行业危机持续——尤其是硅谷银行和第一公众公司的破产，破产的原因并不是管理不善，而是美国货币政策造成的系统性危机。这些金融机构其实没有犯大错，将自己“赌”在完美的美国国债上，但他们做梦也没想到美国国债价格会在美联储的加息下大幅下跌。还有美国劳动力市场的怪异现象：整体就业率不低，是因为低端蓝领劳动力供不应求，而白领劳动力市场却是一片哀嚎。这是“精英生产过剩”危机吗？

本文刊登于《北大金融评论》第16期。

什么是“结构人口理论”？

美国乔治梅森大学的杰克·戈德斯通，是全世界公认研究社会动荡和社会变革的顶级人物。他的诸多研究创造了新的学科路线。比如他是“加州学派”的核心成员之一（也许中国学人更熟悉的是加州学派彭慕兰写的《大分流》一书），“加州学派”的核心观点就是“晚期文明分化”。传统的见解认为，西方一直是有活力的、能够诞生理性和科学的土壤，而东方一直是停滞的、沉闷的，等待西方文明的启蒙和教育。“加州学派”则认为，东西方文明其实在大多数历史时期中政治和经济模式都是一样的。只不过18世纪发生“某种程度的分化”，导致走上不同路径。这种“分化”的起点可能是一些偶发因素，最终就产生不同的制度契约。

对于“分化”的理解，其实是对长期的变革性因素的洞察。杰克·戈德斯通最大的贡献，就是将长期变革性因素放在“人口”这一变量上。需要注意的是，戈德斯通的“人口”不是我们现在很多学者挂在嘴上的“人口数量”。这类学者发现“人口少了”觉得“中国未来不行了”，需要刺激人口生育。几乎也是同一类型的学者，在改革开放之初也是“批判错了马寅初先生，导致中国人口太多了”。说来说去，他们头脑异常简单：人口多的时候就是“马尔萨斯陷阱”；人口少了就是“日本老龄化少子化的未来”。而在戈德斯通这里，“人口”是一个多维且异质的概念，它不是一个数量上的改变，而是结构性的概念：衡量人口尤其要衡量不同人群在政治、经济上的利益分布，以及这些“人口”会如何博弈。这就是所谓的“结构人口理论”（Structural Demographic Theory，简称SDT）。SDT 不仅仅用于经济增长模型，更适用于社会动荡与人口周期的长期模型。如果一个国家将“安全置于发展”的前面，它就应该深度理解SDT，而不是被头脑简单的人口数量论所迷惑。

SDT 的灵感来自于戈德斯通求学时期。在哈佛大学写研究生论文时，他注意到历史上诸多社会动荡的共有因素，即社会动荡或者暴力革命发生时，人口处于高速增长期，尤其青年人口占比极高，同时伴随着高速的城市化现象。最典型就是法国大革命时期。

但是他并不清楚这里面的机制是什么，只是猜测，因为青年人充满血性和骚动，如果他们进入劳动力市场，劳动力市场没有提供足够的机会，他们就会不满，用自己的选票或者体力来造成社会动荡。沿着这个话题，他就琢磨跟人口增长相关的其他因素。比如当时国家能力不强，没有足够的财政或者管理能力“安抚”青年人。另外，这些不满的青年人怎么组织起来造成动荡？经过大量历史事实的挖掘，他发现青年人被煽动和组织起来，不是普通的青年人自发建构，而是国家体系里面“失败的精英”所致。这些成熟的精英是精英阶层里的一部分，他们心怀不满，他们创造反抗的信仰，他们有集体行动的逻辑。总之，社会动荡是精英通过与普通民众进行“有效的互动”创造出来的。

多年以后，杰克· 戈德斯通将研究生时期的直觉转化为一个庞大的理论，写入《早期现代世界的革命与反抗（Revolution and Rebellion in the Early Modern World）》一书，从而完整阐释了SDT与社会动荡的关系：

一是鼓励人口增长并不是好事。在某种程度上，人口的老龄化有助于社会稳定。

二是“精英生产过剩”是社会动荡的根源之一。比如说，教育创造了太多的文凭，“文凭”剧烈膨胀。而这些“精英”在市场上得不到合适的工作回报，他们会非常不满，他们痛恨一切。“教育通胀”就是一个危险的信号。

三是普通民众容易受到“过剩精英的影响”，这个影响过程如果没有受到国家管制，那就非常麻烦。

四是“社会团结”在“精英过剩”下会逐步丧失。所谓“社会团结”（Asabiyya）是中世纪阿拉伯思想家伊本·赫勒敦（Ibn Khaldun）提出类似“国家士气”/ 社会凝聚力的概念。社会本质上是一种“套娃”结构。举例来说，一个人最早属于他的村庄部落，他与村落拥有一种“生死共戚”的士气。然后村落“套入”他的民族，“套入”后的民族也会拥有一种士气。该民族“套娃”成国家，国家在宗教或者信仰下“套娃”成超国家联合体（比如历史上的奥斯曼土耳其帝国）。这个“套娃”过程中，“社会团结”是不断减弱的。所以，国家一般要通过共同的奋斗纲领来强化这种“社会团结”，但是，“过剩精英”一般会破坏“社会团结”。

“过剩精英”是如何变得更自私的？

四百年前，思想家弗朗西斯·培根 (Francis Bacon) 就认为社会变得危险是因为“培养了太多学者，而不是选拔太多人才”。培根认为，如果社会或者组织，总是喜欢“培养人”，觉得某某是个好苗子。一旦该人不堪大任，会给社会造成灾难。真正的领导者，是通过不断干事、不断奋斗，靠自己的成绩被选拨出来的，而不是被“培养”出来的！培养会让所谓的“好苗子”最终心怀怨恨。“这些所谓的被培养的社会苗子数量多于社会选拔的职位”，他们就会不满，成为反社会的“过剩精英”。

戈德斯通用SDT 理论动态化了“过剩精英是如何更加自私的”。年轻人大量进入劳动力市场（比如罗马帝国晚期、太平天国时期），对市场实际收入产生下行压力。就业机会减少，年轻人处于困苦状态，整体社会的不平等程度加深。一般来说，政府会提高税收，采取共同富裕的调节性政策，将税收“补贴”给困苦中的年轻人和弱势人群。但“自私的精英”拒绝这样做，他们疯狂抵制税收增加和收入再分配，他们想保持自己的财富优势和传给后代的财富存量。到了现代社会，这些精英往往打着“中产阶级”的幌子，鼓吹政府实施扩张性的货币政策，让精英的金融资产或者不动产更加值钱，美其名曰是“政府用扩张性政策来帮助年轻人就业”（伯南克的长期量化宽松政策完全迎合他们的鼓吹）。于是，年轻人感到无望，在“精英群体”里面分化出来的“边缘精英”则要利用这种社会不满来推翻旧有的秩序，获得自己上台的机会。简单说，就是“自私精英”导致“过剩的不满精英”，后者则酝酿社会动荡。

戈德斯通认为，SDT 可以预测美国即将陷入长期的社会动荡。

首先，美国“精英生产过剩”非常严重。以1980-2020 年为例，由于“文凭需求”的驱动，美国高等教育成本明显膨胀，远远高于美国这40 年的通货膨胀水平，高等教育的学杂费上涨至少5 倍以上。为了迎合“文凭需求”，联邦政府对学生贷款变得异常慷慨。因为教育贷款而形成的整体债务负担远超2 万亿美元。美国大学生的就业回报却不乐观，他们赚的工资（尤其是人文学科的学生）很难还清学生贷款。所以，美国很多大学生都叫嚷着政府应当废除学生债务，他们痛骂“教育贷款像高利贷和吸血鬼”一样。用SDT 的理论解释，“精英过剩生产”之后一定是大规模的“卸责和怨恨”。

美国很多所谓的经济学家反对“美国高等教育泡沫”言论。他们认为高等教育的回报远远超过成本，因为“读大学就是一个开眼界”的过程。即使这些顽固的辩护分子很难解释“接受过技术或职业培训的人比拥有学士学位的人就业更加容易”这一现实。美国的失业率很低，是缺乏熟练的技工所致，而不缺乏大学生或者研究生。高学历的美国人似乎并不愿意放低身段就业。目睹了千禧一代积累大量的学生债务，Z 世代的学生对高等教育的价值持怀疑态度，他们会更谨慎地入学。于是，入学的机会就大量“分配”给亚洲后进国家的海外求学者。他们支撑了美国高等教育相当大的部分。当这些亚洲学生接受完教育之后，回到祖国，他们也将面对“精英生产过剩”这样的尴尬，他们也会哀叹不合算。

其次，“过剩精英”因为机会缺乏，转变为严重不满的精英。他们已经开始热衷于传播各类谣言，攻击原有的社会价值，他们质疑民主投票的结果，他们助推了美国原本已经很严重的政治极化，他们将原本的开放型社会秩序变成了斗争型社会秩序。曾经让托克维尔所惊叹的“美国例外论”岌岌可危。“美国例外论”意味着美国不像欧洲那样，拥有激进主义的土壤，拥有不讲理的革命传统。富人与穷人之间，管理者与被管理者之间，拥有社会团结（美国精神）。现在，这种社会团结非常稀薄。美国的政治陷入某些发展中国家的模式：一部分精英寻求赢得工人阶级的支持，不是通过分享社会财富或扩大公共服务来为整体国家利益服务。

不满的精英，通过说服工人阶级对抗他们所臆想的敌人（少数民族或者非法移民），制造国内冲突和各类暴力。

最后，SDT 理论所提供的解决之道：“人口、教育和安全应当深深交织在一起”。国家不应当将生育率当作是一个政策目标，要尊重年轻人的生育自由和某种时候的“躺平”心态，不要将成熟的老龄化社会视为“衰退的标志”。它可能是一个安全社会的起点。教育不应当是某种培养体系，而是选拔体系的开端。要克服名校文凭在年轻人第一次进入劳动力市场中“过大作用”，年轻人还是要通过“英雄不问出身”，以做成事来证明自己，而不是通过上了什么学校来证明自己！要根据国家财富的增长逐步建立不同层次不同阶段的福利社会，让弱势者贫穷者有“社会兜底”，从而对抗“过剩精英”对民众的蛊惑，降低社会动荡。

按照SDT，通过引入移民快速逆转老龄化趋势的美国、大量青年劳动力人口的印度，以及中东北非的一些国家，更应该注意社会动荡问题。因为这些地方既是生育率极其发达的地区，也是“教育通货膨胀严重的地区”，更是“过剩精英”能够大显身手的地方。当然，未来是否如此？不妨拭目以待。

与戈德斯通对话

结构人口学理论（SDT）

《北大金融评论》：你是结构人口学理论（SDT）的创始人。SDT 将人口增长与城市化、青年“膨胀”、精英掠夺和严重的社会不平等相结合，从而提出了一种“政治动荡”机制。中国正处于快速老龄化时期，中国政府正在打击垄断，以及推进“共同富裕”。在你看来，这是否是SDT 所赞同的？

杰克·戈德斯通：SDT 理论表明，中国是可以通过包容性经济增长、限制精英腐败和斗争，以及减少不平等来避免动荡。当然，如果遭遇到经济危机，那么会加大难度，这将考验政府对中国民众负责的愿望。我不认为中国有任何动荡的风险。SDT 理论表明中国在人口结构上已经过了暴力政治蔓延的阶段。也许我应该指出，SDT 理论认为，像中国这样国民平均年龄的中位数较高（正在进入老龄化的国家）的国家，因为有着庞大的成熟心态的人口，他们会更加重视个人自主权，以及喜欢依法来进行问责。

《北大金融评论》：当前，印度的人口中位数是28 岁，中国约为38 岁，而日本则超过48 岁，从结构人口理论的角度，您如何看待未来全球主要经济体的发展趋势？是否人口越年轻就发展越好？

杰克·戈德斯通：我认为事情没那么简单。印度、中国和日本在人口轨迹上处于不同的位置。但所有这些国家都在朝着同一个方向发展，他们的孩子都比几十年前少得多。所以他们都处在我们所说的人口老龄化的过程中。当你说人口越年轻越好，这当然并不总是正确的。只有当年轻人受过良好的教育，或者接受过生产力培训，并且有工作机会时，年轻才会更好。如果你有大量像印度这样受教育程度低的年轻人，这并不总是有帮助的。日本的年轻人太少，无法实现快速增长。这是真的。但几十年来，日本的年轻人一直受过良好的教育，生产力也很高，因此，尽管经济增长缓慢，但它仍稳定在一个相当高的水平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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