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9月9日，我国伟大领袖毛主席去世了，中央发布消息，国内外各大媒体报道了这一消息，世界为之震惊，多国降半旗哀悼，与此同时，身居加拿大多伦多的一位老人也迎来了媒体的注意，纷纷前来找他询问对于主席去世的看法，这个人就是张国焘，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面对一众记者，他只是平静地说了一句话，却让众人感慨万千，一时间将人们拉回到了那个战火纷飞的时代。那么，张国焘说了一句什么话？张国焘与主席之间又是什么样的关系？接下来，我们就来说说张国焘与主席的渊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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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人的初次相遇是在1919年，此时的张国焘已经是学生运动的领袖之一，并深得李大钊的器重。而主席此时还只是北大图书馆的助理员。这天，张国焘来拜访李大钊，正巧主席也在这里，李大钊热情地介绍两人认识，对于这两个人他都非常的欣赏，他们都是蕴藏着巨大才干的青年。

张国焘简介

主席热情地迎上去与张国焘握手，并做了简短的自我介绍。在这之前，张国焘也是知晓他的，但对于他一口浓重的湘音，穿着寒酸的模样，张国焘打心底里是瞧不上的，先前也一直是将他当做图书馆的员工，从不削与之搭话。而如今对方的热情，让张国焘有些尴尬，只是向他点点头，敷衍了事，然后旁若无人地和李大钊高谈阔论起来。好在主席并没有在意此事，照常找李大钊询问问题，在学校听课。

其实，要说两人在最开始，也是旗鼓相当的有志之士，甚至有很多相似之处，但也有着很明显的差异。

首先，两人都出生于乡下，但是却又大不相同。主席是湖南湘潭人，父母都是农民，尽管籍籍无名，但也是富农。而张国焘的家庭在江西萍乡，则是名门望族，其父亲即当官又收租、做买卖。在中共一大中出席的13位代表中，出生官绅世家的也不少，但是像张国焘那样显赫和富有的家庭却是少之又少。或许也正是这样，在根本上造就了他的利己主义。

两人都拜北京大学教授、共产党早期重要领导人李大钊为师。1919年，主席为准备去往法国留学办理相关事宜，所以从老家来到了北京，而此时任职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的李大钊，为他提供了在北大图书馆当助理员的机会，每月8块大洋的薪酬，也正是李大钊的帮忙，让他获得在北京大学旁听课程的机会。

对此，他感念一生，后来他回忆起这段往事时，感慨万分地说：多年前，我为了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奔波，吃了不少苦头，但在北平我遇到了一个大好人，就是李大钊同志，在他的帮助下，我才成为了一个马列主义者，他是我真正的老师。

但相较来说，张国焘与李大钊相处的时间更长，所受教导也更多更大，也正是因此，他称李大钊是他的精神家园导师。不仅如此，他也是公认的李大钊的主要助手。可在1924年他被北洋军阀逮捕后，却全然忘记了这些恩惠，将中共在北方的领导人供出了11人，排在第一位的就是李大钊，这也为两年之后李大钊被北洋军阀逮捕埋下了祸根。

具体的事件更能看出两人的不同之处。1920年，在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熏陶之后的主席，满怀理想的回到了湖南，在这一年，他创办了湖南第一个共产主义组织。

而留在北京大学的张国焘，由于和共产主义领袖走得近，让他获得了更多的关注。同年10月，他加入了李大钊在北京创建的第一个共产党组织，并成为了小组长。奔走在北京上海两地，充当南陈北李的联络员。

让他对主席态度转变的原因，还要从1920年3月说起。这天，张国焘和陈独秀在讨论建党工作时，陈独秀特别提到了此时已经在湖南小有盛名的主席，夸赞他很能干，有见地，他在湖南组织了一个共产主义的小组。这句话显然给张国焘带来了不小的影响。为什么这么说呢？

1921年7月，中共一大在上海召开，来自全国各地的13名代表齐聚上海，大家都希望看到李大钊，但是此时的他忙于学校事务，便让张国焘代为参加。而主席作为湖南代表也前来参加了这次会议。

在见到风尘仆仆来到上海的主席时，张国焘热情地问候他：一路辛苦！为什么他一改常态，对主席表现得如此热情呢？这是因为他在这次大会上，扮演的角色十分重要，是以主人公的身份迎接来参加会议的代表。

但实际上，张国焘的内心依旧瞧不起这个乡下人，只是表面上装的十分客气而已，在会议闲暇期间，他还时不时地同主席回忆，自己在北大的光荣事迹。不知道的人还以为两人是多年未见的老友。

这次会议之后，张国焘一路高升，受到陈独秀等人重视，成为了中央局成员，并在1922年，被选为中共代表，前往莫斯科参加共产国际，召开的远东各国共产党员以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他也成为了唯一一个见过列宁的中共代表。而主席则回到老家，继续宣传马克思主义，领导组织共产党组织。

直到1927年4月，他们爆发了第一次争执。两人在武汉会面，此时的主席已经是中共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书记，张国焘任职中共委员兼湖北省委书记，两人就收容蒋先云一事，展开了讨论。

蒋先云是中共早期著名党员，在黄埔学校时期，他还是被誉为“黄埔三杰”的其中一人，但在蒋背叛革命之时，作为蒋的得意门生，蒋先云偷偷来到了武汉，不过是在接到周总理密信之后潜入的武汉，并在刘少奇的介绍下，担任湖北省总工会工人纠察队总队长。然而四月下旬，蒋先云又被武汉国民政府任命为七十七团团长和党代表，正是这一任职，让张国焘当即对蒋先云进行了审查和指责，他认为蒋先云一旦当上了七十七团团长，就会带走部队投靠蒋。所以对他的任命百般阻拦。

主席在听了这一消息之后，大为恼怒，和张国焘展开了激烈的争执，因为主席认为蒋先云的革命态度坚决，曾在广州时期，就对蒋的很多做法非常不满，而且眼下党内正是用人之际，蒋先云是一个难得的人才，怎么能如此武断下决定，这不是将他推回蒋身边吗？可是，不管主席怎样劝说，张国焘就是固执己见，始终认为蒋先云就是蒋派来搞阴谋的。主席见怎么也说不通，一怒之下，重重一掌拍在桌子上，并大声斥责张国焘的蛮横武断。

张国焘也不甘示弱，于是两人展开了更为激烈的争吵，最终经过表决，除了张国焘自己，其他人一致通过了对蒋先云的任命。不过，上任不久之后，蒋先云率领部队前往河南前线作战，最终壮烈牺牲，也因此，张国焘和主席的争论再没有了下文。

两人早期的最后一次见面是1927年7月。当时，张国焘作为中央常委，负责大革命失败前重要干部的疏散工作。离开之前，他向主席传达中央任命说：中央准备派你到四川担任省委书记，那里相对安全，而且是天府之国，你在农民运动方面很厉害，肯定会大有作为。

主席不假思索地拒绝了，并表示自己要到湖南去。张国焘很是吃惊，他说：你在那里红透了天，所有的地主豪绅和军阀都恨不得剥了你的皮，放着好好的任职不干，却偏要往虎口里钻，你是怎么想的？主席却平静地说：我不甘心农民运动就这样完了。张国焘听到这里，神情复杂地看着他，也不再做劝解，很快便离开赴任去了。

听到主席要回湖南，中央常委瞿秋白也赶来劝阻，并表示中央领导层需要新血液，更需要充实具有实践经验的领导同志，我准备提议调你到中央来工作。主席依旧坚持，半开玩笑地说：我住不惯高楼大厦，我要到湖南去，这才合适。在得到中央的批准之后，主席便到湘赣边界组织秋收起义。与张国焘这一别便是八年，期间两人再无交集。

其实，两人的相似之处还有很多，比如两人都是党一大代表，同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且都有“三起三落”的坎坷经历。但是，受挫的经历对于主席而言是一种磨练、反思和自省，再次出山之后，他信念更坚定、姿态更低、眼界却更广，更能吸取和听取同志的意见。

而失败对于张国焘却是一种打击，在屡次遭受打击之后，他开始动摇对信念、原则的执著，转而把生存和结果放在第一位，为此他可以舍弃或牺牲任何东西。而张国焘的这一点，在8年之后两人的再次相遇中，体现得淋漓尽致。

1935年，主席在遵义会议上被增推选为中央常委，与张国焘党内地位持平，这两位多年未见的“老朋友”在长征路上相会，接下来又会发生什么情况？

1935年6月12日，红一、红四方面军先头部队在夹金山会师。作为两军领导的主席和张国焘事先通过电报约定在懋功两河口会面。25日，两军在此地举行会师大会，主席、朱总司令、周总理等中央领导人，早早在两河口等待，没多久，张国焘威风地骑着马，带领红四军也来到了这里。

主席热情地走上去，一把抱住对方，高兴地喊道：国焘同志，一家人终于团聚了。张国焘也热情地说：你们辛苦了！这也是他们先前以及今后多年交往中，最真诚、最热烈的一次拥抱，同时也是长征途中一段最危险、最关键历程的开端。

当他在打听到中央红军不足三万人时，就在两河口会议上，自恃人多枪多，完全不把中央领导人放在眼里，妄图夺取中央政权，并极力主张两军会师之后，队伍应该向南发展。

但是主席等党中央领导人则认为应该一起北上，原因是川康地区各方面的条件都比较差，不利于驻军，而且那里有大量的敌人部队没走，如果南下，一定会遇到很多麻烦，弄不好就会自投罗网。而北上计划是根据共产国际的电报指示而制定的，当时的指示也允诺了，如果红军走投无路，可以北进蒙古，靠近中苏边界，他们会给予红军支援。

但是，张国焘否决道：北上缺少群众支持，而且军队长途损耗什么时候是个头，不如南下，正面迎敌，两军合力反攻，就在川康地区建立根据地。

随着双方僵持不下，张国焘把手一挥，干脆说道：我主张南下川康，如果红一军坚持北上，那么红四军就单独南下。朱总司令当即以老大哥的身份劝导张国焘，但是他根本听不进去，坚持己见。

最终，党中央决定，两个方面军混编，分为左右两路军共同北上，张国焘率领左路军，主席等人率领右路军。这一决定让张国焘十分受挫，也让他更加坚定南下的反叛之心。

果不其然，张国焘率领右路军一路南下，遭到了国民政府的川军和蒋嫡系军队的联合打击，这才狼狈回头，重新北上来到了延安。

1937年，延安各界纷纷要求批判和清算张国焘，但是他却始终认识不到自己的错误，他的检讨和反省要么避重就轻，要么就是轻描淡写。许多高级指挥员对他的认错态度表示不满。主席见状亲自来到张国焘的住处，耐心开导和劝解他，帮助他认识错误。

张国焘终于有所醒悟，几天之后，他亲自写下了检讨，中央对他的检讨也非常满意，认为他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并为了教育和挽救他，将他任命为陕甘宁边区政府副主席、代主席。

可谁曾想，昔日的死对头王明的归来，让张国焘陷入了极度的不安当中，并最终成了他叛逃的导火线。

王明回来之后，张国焘被处处压制排挤，再加上当时，原四方面军重要将领何畏叛变投敌，张国焘的处境更加艰难。1938年4月，惊恐不安的张国焘，借由祭拜黄帝陵的时机，自西安逃至武汉，叛逃国民党，自此走上了一条反共反革命的不归路。

但是，他没有想过，一个叛徒到哪里都不会被人瞧得起，所以在国民党内他并没有得到重用，一直到国民党战败，败逃宝岛时，国民党曾劝他留在内地，但是张国焘也明白，自己做了太多对不起共产党的事情，留下不会有好结果。所以他坚持跟随国民党逃走，但是日子却变得越来越不好过。一家人每天都为了生计而发愁。

而此时主席初心不改，战争时期，他致力于救国救民，新中国成立之后，他并没有轻松片刻，为国家的发展、为老百姓的生活继续不停忙碌。

张国焘开始写书稿《我的回忆》赚取美金，1958年10月，他再次萌生了和我党建立联系的想法，于是他主动联系了中央政府，称愿意做点事换取一些生活补助。主席则回复，并不需要张国焘为国家做什么，只要他与美国断绝联系，可以考虑给予个人生活补助。

显然，他向美国出卖情报的秘密，没有逃过中央的法眼。而收到这一消息的张国焘再也没有了下文，自此和中央断了联系。他彻底失去了回归内地的最后机会。后来他移居加拿大多伦多生活。

1976年主席去世，这一消息无疑是惊天动地的大事，各国媒体都进行了报道，无数国家元首用自己的方式表达了哀伤，53个国家都选择降半旗来哀悼主席的离世。张国焘自然也得知了这一消息，同时，与主席颇有渊源的他也备受媒体关注，当他被记者采访问到对昔日对手的去世，作何感想时，他说：我们的时代已经过去了。

是啊，任何人都逃不过时间的流逝，一切都将会变成历史，但伟人、英雄所流传下来的精神，却鼓励着一代又一代人前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