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社会的崛起》

本期为大家带来的是曼纽尔.卡斯特而的《网络社会的崛起》；夏铸九等，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

今天的世界是数字的时代，随之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数字化网络社会形态，然而，我们真的对它了解吗？这本网络社会兴起时的著作，或许能给今天的我们带来一些思考。

[译者序]

当民族国家在信息化资本主义之全球化过程中历史地转化 时，国家仍然存在，然而，国家的新形式与社会的新形式也必 须重新开始摸索。一方面，在全球经济与科技竞争的压力之下， 在城市国家(chy小准e)与市民社会的历史土壤之上，欧洲分享 了统一的经济体，跨过了欧洲原先民族国家既有的固定疆界. 却并未产生具有民族国家意义的、完全的欧洲国家，它们有意 避免复制世界上已有的联邦国家的国家中心与中央政府权力。

于是，浮现网络国家(network state)之制度，而文化上的欧洲认同被期望成为联系政治与絵济建构正当性之计划。另一方面, 当区域经济愈益全球化，当巨型城市连接了全球经济，扣接了信息网络，集中了世界的权力时，巨型城市却承担着不均等发展的空问结果，它既是空间的片断(fmgmerns)，也是功能与社会的碎片与区段 Sgmeg)所形成的非连续体。这也就是说. 在进入网络社会时，是什么人进入网络，有权力描绘地图？面对全球化与推动它的新技术，确实需要更开阔的治理体系 (broaden governance) ，不只限于过去的政府(governmenr)角色。因此、摸索领域治理体系(territorial governance)重构之政治新视野，既需要能结合区域发展和有自主性社会活力(包括企业组织与非盈利组织)，又要能调和既有的各国中央政府应变迟钝与诸多地方政府各自为政的缺陷。

作者以论语引出开题：子曰：“陽也，汝以予为多学而识之者与？”

子贡对曰：“然，非与？” 曰：“非也，于一以贯之

《论语•卫灵公篇》

公元两千年将届之际（指2000年），一些具有历史意义的事件转化了人类生活的社会图景，以信息技术为中心的技术革命，正在加速重造社会的物质基础。全世界的经济已然成为全球互赖，在易变不定的几何形势系统中，引入了经济、国家与社会之间关系的新形式。

由于信息技术革命普遍渗透了人类活动的全部领域，所以，是我分析正在成型的新经济、社会与文化之复杂状态的切入 点。这项方法论上的选择，并非暗示新社会形式与过程的浮 现，乃是技术变迁的结果，当然，技术并未决定社会。

社会也没有编写技术变迁进程的剧本，因为许多因素——包括个人的创造发明与企业的冒险进取——干预「科学发现、技术创新 与社会应用的过程，因此最后结局如何要靠复杂的互动模式而定。

然而，假如社会并不决定技术，但社会却能窒息其发展，而这主要是通过国家(state)的作用。或者换过来说，主要也是通过国家干预，可以加速技木的现代化，并在几年之中改变经济的命运、军事的力量与社会人类福祉。事实上，社会能否掌握技术，特别是每个历史时期里具有策略决定性的技术，相当程度地塑造了社会的命运。我们可以说，虽然技术就其本身而言，并未决定历史演变与社会变迁，技术(或缺少技术)却体现了社会自我转化的能力，以及社会在总是充满冲突的过程里决定运用其技术潜能的方式。

作者提出了“信息主义”。本书研究新社会结构的浮现，它随着地球上各处不同的文化与制度，以不同的形式表现出来。这个新的社会结构与新的发展方式与信息主义的浮现有关，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再结构过程、在20世纪末历史性地塑造了信息主义。

各国在未来会更倾向于成为信息化社会，意即知识产生、经济生产力、政治一军事权力，以及媒体传播的核心过程，已经被信息化范式所深深转化，并且连接上依此逻辑运作的财富、权力与象征的全球网络。因此，所有社会都受到资本主义与信息主义的影响，其中有许多社会(当然包括所有的主要社会)则早已经信息化了。

新信息技术正以全球的工具性网络整合世界。电脑中介的沟通(computer-mediated communication),产生了庞大多样的虚拟社群。然而，90年代独特的社会与政治趋势，却是围绕着原始认同而建构社会行动与政治，不论这些认同的获取是根植于历史和地理，还是刚刚立基于对意义和精神的焦虑追寻。信息化社会在历史上迈开的最初几步，其特征似乎是以认同作为首要的组织性原则。

我所谓的认同，是指社会行动者自我辨认和建构意义的过程，主要是奠基于既定的文化属性或-组属性上，而排除了其他更广泛的社会结构参照点。对认同的肯定，不必然意味着无法和其他认同身份有所关联(例如女人与男人有关系),或者无法将整个社会涵括在这种认同底下(例如宗教基本教义派立志要改变每个人的信仰)。但是社会关系相对于他人(异己，others)的界定，乃是以规定了认同的那些文化属性为基础。例如，吉野小樱(Kosaku Yoshino)在他对“日本精神”(日本独特性的观念)的研究中，非常犀利地界定文化民族主义为“当感受到有所匮缺或受到威胁时，通过创造、保存与强化人民的文化认同来重建民族共同体(national community)的一种计划。文化民族主义认为民族(nation)是其独特历史与文化的产物，是具有独特属性的集体凝聚”。

总而言之，信息技术范式并非演变成为一个封闭系统，而是成为一个开放的多边网络。就其物质特性而言，信息技术范式相当强势而壮大，但就其历史发展而论，则具有适应性且开放。全面性、复杂性与网络化乃是其明确特性。因此，信息技术革命的社会向度，似乎注定遵循了梅尔文·克 兹伯格(MelvinKranzberg)先前提出的技术与社会之关系律则：“克兰兹伯格第一定律如下：技术既无好坏，亦非中立。” 技术确实是一种力量，尤其是在当前的技术范式里，技术贯穿生活与心灵核心的程度，可能更胜以往。 但是，技术在有意识的社会行动领域里的实际发展，以及人类释放出来的技术力量与人类本身互动的复杂矩阵都是有待探索的问题，而非必然命运。现在我便要展开这种探索。

有一种新经济在20世纪最后25年里在全球尺度上浮现。作者称之为信息化(informational)、全球(global)与网络化(networked)的经济，以标明其基本且独特的特征，并强调特征之间的交织连接。之所以称为信息化，是因为在这种经济体内，单位或作用者(agents)(不论是公司、区域或国家)的生产力(productivity)与竞争力(competitiveness)，基本上是看它们能否有效生产、处理及应用以知识为基础的信息而定。

之所以称为全球的，乃是因为生产、消费与流通等核心活动，以及它们的组成元素(资本、劳动、原料、管理、信息、技术、市场),是在全球尺度上组织起来，并且若非直接进行，就是通过经济作用者之间连接的网络来达成。至于此种经济是网络化的，则是因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生产力的增进与竞争的持续，都是在企业网络之间互动的全球网络中进行。这种经济会在20世纪最后25年里出现，乃是因为信息科技革命提供了不可或缺的物质基础。正是经济的知识、信息基础、全球性的触角、以网络为基础的组织形式，以及信息科技革命之间的历史扣连，才催生了一个新而独特的经济系统。

无时间之时间属于流动空间，而时间纪律、生物时间以及由社会决定的序列，则是全球地方的特征，在物质层面结构与解构着我们区隔化的社会。空间塑造了我们社会的时间，因此逆转了一个历史趋势：流动诱发了无时间之时间，地方则受到时间的限制。 在过去两个世纪里，进步的观念位于我们文化与社会的根源，进步奠基于历史的运动，事实上是奠基于理性的引导与生产力的冲击之下，那种预先决定的历史序列从而摆脱了由空间所限定的社会与文化束缚。对时间的掌控，对节奏性的控制在工业化与都市化的巨大运动里，殖民了疆域，转化了空间，还伴随着形成资本主义与国家主义的孪生历史过程。流变(becoming)建构了存在(being)，时间驯服了空间。

我们对横越人类诸活动与经验领域而浮现之社会结构的探察，得出了一个综合性的结论：作为一种历史趋势，信息时代的支配性功能与过程日益以网络组织起来。网络建构了我们社会的新社会形态，而网络化逻辑的扩散实质地改变了生产、经验、权力与文化过程中的操作和结果。虽然社会组织的网络形式已经存在于其他时空中，新信息技术范式却为其渗透扩张遍及整个社会结构提供了物质基础。此外，我认为这个网络化逻辑会导致较高层级的社会决定作用甚至经由网络表现出来的特殊社会利益：流动的权力优先于权力的流动。在网络中现身或缺席，以及每个网络相对于其他网络的动态关系，都是我们社会中支配与变迁的关键根源：因此，我们可以称这个社会为网络社会(the networksociety)，其特征在于社会形态胜于社会行动的优越性。

作者自述：读者手中的第一卷，主要是论述我称为“网络”(the Net)的逻辑，第二卷(《认同的力量》)则分析自我的形成，以及在两项社会核心制度——父权制家庭与国家——处于危机之际，网络与自我之间的互动。第三卷(《千年的终结》)尝试诠释20世纪末的历史转化，这种转化是前两卷探讨之过程的动态所带来的结果。

虽然每一卷的结论都致力于综合该卷的主要发现与观念，但只有在第三卷末尾，才会连接不同领域的分析，提出理论与观察的一般性整合。虽然第三卷比较直接涉及不同脉络下历史变迁的具体历程，但综观全书，我已尽力以便达成两个目标：将分析奠基于观察，并避免将理论化约为评论；以及尽可能让我的观察与观念来源具有文化多样性。这种取向源于我的信念：我们已经迈入一个真正多元、互赖的世界，因而惟有从汇集了文化认同、全球网络化与多向度政治的多元视角出发，才有可能理解和改变这样的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