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终身教育”作为一个名词，直到20世纪20年代才出现。教育理论界普遍的看法是，“终身教育”一词是1929年英国教育学者耶克斯利在《终身教育》一书中首先使用的。

上世纪60年代其理念才真正的体系化和概念化，逐渐成为一种影响世界各国的教育思潮，这种思潮强调教育应贯穿于生命的始终。

应包括婴幼儿、青少年和中老年的教育；强调教育应一体化，打破了各种正规的非正规形式的教育之间不可逾越的鸿沟。

终身教育它是各种教育改革与活动的重要教育指导思想，是一切教育机会的统一综合，它主张学校教育和非正规教育等各种方式的教育协调、合作、统筹的教育理念。

这种思潮是在运输通信的发达、科学技术的革新、生活水平的提高、高龄化、城市化而造成社会急剧变化的形势下产生和形成的。

如科学技术的显著发展会使原有的技术知识失去有效性，知识更新的周期是与文化、科技水平成正相关的，在如此紧迫的局面下，国民的再教育、训练、进修显得尤为重要。

在面对不可预测的新情况，没有教育观念的更新而仅靠学校阶段所获得的知识，必定使人类在客观存在的现代社会当中跟不上形势的发展。

终身教育理念的出现使正规教育不在成为教育过程的终点，谋求各种教育之间的联系和综合统一。

使各种正规的非正规形式的教育纳入到一个统一的系统之中并使之有机地联系起来，其目标在于为每个人在不同时期、不同阶段、不同层次提供贯穿一生的学习机会。

也就是说，社会教育思想寓于终身教育思想之中，是终身教育理念的一个核心概念，也是不可或缺的一个组成部分，终身教育理念则是社会教育发展的目标和理论基础。

二者的区别在于，“终身教育偏重教育思想的指导；社会教育则偏重教育事业的发展”。

保障社会各分子终身的教育机会离不开社会教育资源的支持，社会教育的设施指的是为达致学习型社会而建立起来的具有社会教育意义的专门性设施、综合性设施、开放性设施，如青年宫、广播电台、体育比赛等。

首先，“构建服务全民终身学习体系”不仅可以滋润人民的心田，而且也是文化强盛的根基。现如今，世界信息化、工业化发展日新月异，科技革命深刻影响着我们的生活。

我国正处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关键时期，相应的对个人知识能力也随之提出了新的要求。美国托福勒曾预言未来对“文盲”的界定将发生改变，他认为那些“想学习而不会学习的人”将会成为“文盲”。

社会文明进步的步伐不断的加快，只有“活到老学到老”才能跟上时代的步伐。然而很多人却认为学校教育是学习的终点，这种观点严重割裂了教育“整体性”。如果个人知识没有得到及时的更新，那么思维将会变得呆板而无创新活力。

近年来各国终身教育法制化进程进一步加快，美国、韩国、日本等一些国家相继进行了立法工作并取得积极成效。然而，我国终身教育的立法仍停留在“构思”和“研究”阶段。

现有的终身教育政策太抽象，太分散，大都散落在相关法律法规之中，缺乏操作性、整体性和权威性。终身教育专门法的缺失，使得社会教育事业缺少法律的规范和引领，社会教育在新时代教育法律建设中没有独立的法律地位。

所以，我国应尽快制定终身教育的专门法律，使社会教育事业统一行政、集中管理，做到有法可依。因此，在国家战略的现实要求下，课题的研究是有价值、有意义的。

梁漱溟社会教育思想的启示

梁漱溟为之奋斗的社会教育事业因时代与自身的原因而失败了，但其社会教育理念和实践精神对我们现在及未来仍有着宝贵的借鉴价值。

梁氏社会教育思想中所倡导的文化内涵、具体措施、教育原则，对我国教育理论的发展，人民群众素质的提高都极富现实意义。梁漱溟清醒的意识到中国的国情是“农民问题”，乡村是解决中国问题的推进剂和晴雨表。

因此，梁先生深入民间，殚精竭虑、孳孳不息地求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教育理论。任何科学成果、教育理论都要经过实验、实践的验证，梁漱溟的社会教育理论不是照搬照抄、主观臆断，而是经过长期的实验而得来的。

梁漱溟指出社会教育事业不仅供某一区域的需要，最终是要推广到全中国。梁漱溟在极为困难的历史条件下，开展了一系列成效卓著的社会教育实验，为我国近现代教育发展提供了启迪和借鉴作用。

通过反思历史，来推动和完善社会治理体系现代化是我们应该做的工作。尽管梁漱溟没有从根本上解决社会问题的种种痼疾，但他却为当前乡村建设提供了难得可贵的参照体系，对我国教育的改革和发展仍有现实的借鉴意义。

（一）重视“学校教育与社会教育的合流”

梁漱溟认为“真教育”不能把社会教育和学校教育划分成两个天地，单独向前发展。在他看来学校教育与社会教育不能彼此对立，两者应熔铸于一炉、打成一片。

人类最初的教育是没有社会教育与学校教育之分，社会教育是人类最初的教育形态，学校教育是在后来才出现的。

梁氏认为教育并不能仅限于学校之内，教育应有“社会的基础”，把教育的范围扩大起来，社会教育与学校教育并行或对立“实在仍是办不通”，当时我国人力财力十分有限，所以正规教育与非正规教育两者应“合流而统整为一”。

梁氏指出学校与实际生活熔为一炉曾是社会发展的强大推动力，后来两者本末倒置，传统教育则成为社会发展的阻力。青少年整天在故纸堆里讨生活，不加强学校与社会生活的联系，又怎能培养出“内王外圣”的人才呢？

不仅殷切盼望的人才没有培养出来，反而使学校成为光耀门楣、升官发财攀援的工具。梁漱溟认为学校是“英才”教育的机关，所谓的“英才”只不过是家里有钱有权而已，也就是说殷实之财与英才相挂钩。

绝大多数乡村人不光缺钱，也缺乏受教育的时间，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乡村子弟年龄稍大，便要帮助家里面干活，哪有时间接受几年的系统教育。

梁氏强调教育不能割裂学校与外界的联系，应该使正规教育与非正规教育两者“熔为一炉”、“打成一片”，成为推动社会发展的一支生力军。

（二）促进“全民终身学习体系建设”

梁漱溟强调教育要贯穿于生命的全过程，知识与技能的学习不应随着学校教育的结束而终结。

他认为近代以来随着文化进步和社会生活日益繁复，社会各分子所需要知识技能不可能在青少年时期学尽，更何况有的知识和技能可能会随着社会的变迁而显得不适用。

而且，梁漱溟指出教育可以启发国民的理性，如果不接受教育人和动物的差别就会缩小，所以在人类发展过程中教育至关重要。在此情况下，教育不在只局限于某个阶段的学习，必须延长至终身才能适应社会的发展。

他认为青少年在学生时代接受的正规教育不可能把全部的知识都学完，只有把教育延长至终身，并把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合流而统整为一，两者相互配合构成一个以社会为本位的教育系统。

这与国家提倡的构建服务全民终身学习体系极为相似，其现实意义是不言而喻的。

实现乡村振兴必须要改变乡村劳动者素质低下的状况，乡村乡民素质的提高关键在教育。国家不仅要重视乡村青少年的学校教育，也要重视终身教育。乡村建设一方面要鼓励知识分子深入民间，另一方面也要使乡村人积极参与。

因此，国家要为农民提供图书馆、公共体育场等教育设施，使他们有条件进行学习，加快构建一支会管理，有文化，懂技术的新型乡民队伍。

梁漱溟认为社会教育是终身的教育，是不受年龄、职业、性别、智愚等条件限制，全民皆可受教育，皆有受教育的义务。

与此相适应，社会教育的内容应为“人类生活之全部”，社会生活的内容有什么，教育就应该教什么。社会教育兼顾学校式和社会式，可以根据不同文化程度、不同年龄阶段的国民施以不同的教育。

梁漱溟认为过去的旧学校与社会阻隔着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与社会生活不相闻问。他试图建立一个新的教育系统，从而真正使每个国民都有机会接受教育。

社会教育最根本的目的就是唤起国民的“自觉心”，实现救亡图存，虽然他并未能从根本上治疗好社会问题的种种痼疾，但由于梁漱溟荟萃中西教育之精华，在立足国情的基础上把握住了教育发展的精蕴，所以他的教育主张仍具有极大的生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