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在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已持续一年多的背景下，人们的个体活动、社会生活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影响，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意识到反思生命伦理价值的重要性。那么，如何更好地在伦理情境中观照生命价值？本刊特组织几位青年学者围绕“疫情中的生命与伦理”“在社会生活中寻找生命价值”“生命的哲学与实践”三个角度开展对话，并邀请专家予以点评和阐发，以期得到更多青年关注，为青年一代将个人生命价值实现融入时代发展责任提供智识支持。

与谈人

张墨书 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博士研究生

钟毓书 清华大学哲学系博士研究生

唐洁琼 北京大学哲学系博士研究生

主持人

张霄 中国人民大学国家治理现代化与应用伦理跨学科交叉平台教授

1、疫情中的生命与伦理

主持人：对很多人来说，疫情是一次特殊的人生经历和生命体验，很容易引发人们对生命价值的深入思考。我们如何从伦理学的角度看待这一问题？

张墨书：疫情之后，更觉生命可贵。生命是脆弱而有限的，即便在经济发达、科技强大的今天，人们依然无法轻松应对各类风险和不确定事件。面对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人们的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遭到巨大威胁，不仅正常生活被迫中断，一些人的生活也陷入了困境。然而，人又是一种韧劲十足的生命体，越是经历磨难和困顿，越能激发强大斗志和坚韧毅力。我们看到，正是这种生命伦理精神一次又一次的迸发，才有那一幕幕可歌可泣的抗疫壮举和一大批义无反顾的抗疫志士，才能熔铸成伟大抗疫精神。可以说，生命本身就是一种伦理精神，立于天地之间，卓尔不凡。

钟毓书：经过这次疫情，人们或许更能体会到生命之间的休戚与共，更能体会到生命之间的伦理关系。这些关系不仅包括每个人对自己生命意义的理解，也包括对他人、社会乃至自然之间伦理关系的理解。个体生命的生存样态和生命形象，离不开他所在的社会共同体。和谐有序的伦理关系为个体生命的健康成长提供了不可或缺的社会生态环境。只有在健康、饱满、有序的伦理环境中，我们才有可能汇集并协调各种资源和力量抗击疫情，才有可能在面临抗疫中各种突发事件时及时调整应对方案，保卫平凡生活。

唐洁琼：疫情给生活带来的停顿，足以让人反思那些看似平常的日常生活。这种反思会使人深化对生命的体悟，追问生命的价值和意义。我们在疫情中感受到生命的脆弱和渺小，也深深体会到了平凡生活的可贵与闪亮。意识到生命无常的同时仍然继续热爱生命、热爱生活，这是我们对生命所能作出的最好理解。特别是在疫情期间不辞劳苦的医务工作者们，即便冒着生命危险，也选择迎难而上，以牺牲小我顾全大我，以有限生命绽放无限价值。在这些“逆行者”身上，闪烁的是一束束人性的光辉。

主持人：这次疫情暴露出很多生命伦理问题，请选择其中一个谈谈你的看法。

钟毓书：从伦理学的角度看，如何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涉及全球伦理问题。若想彻底平息这场疫情，不仅需要某个国家的不懈努力，更需要全世界所有国家的通力合作。在世界已经具有高度联系的今天，任何一个国家疫情防控不力，都有可能造成“蝴蝶效应”，使风险波及全世界。所以，疫情防控不仅是个别国家自己的事，也是关乎其他国家乃至世界人民生命安全的大事。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讲，每个国家都应当承担起相应的责任，做出符合全人类共同利益的行为。

唐洁琼：人是自然界的一分子，是自然生态环境这个大系统中的一个子系统。人类社会这个子系统虽然重要，但不可能脱离大系统独自存活。所以，我们应当摈弃极端人类中心主义立场，牢固树立生态环境伦理意识，自觉遵循人与自然和谐共存的伦理关系。人在自然界的地位越重要，改造自然的能力越强，就越应该担负起保护生态环境的责任。历史上很多瘟疫和灾害都是人类僭越自然、破坏生态造成的不良后果。如何保护生态自然环境，已经成为与人类自身利益息息相关的道德命题。

张墨书：疫情可以是映现社会伦理关系与个人价值观念的一面镜子。特别是在疫情防控过程中，自由与责任之间的伦理关系值得深思。一方面，个人应当平衡好自由权利与公共责任之间的关系，让渡必要的个人自由，自觉配合疫情防控工作要求，最大限度降低疫情风险，保障公众的生命安全。另一方面，运用公共权力要厚植伦理关怀，尽力维护个人的正当权利，尽可能保护个人的隐私与正常生活，公正、真诚地对待每一个在疫情中受困的人。

主持人：我国的疫情防控取得重大战略成果，有一个重要原因是坚持了“生命至上”原则，结合疫情防控，谈谈如何从伦理学的角度认识这一问题？

唐洁琼：疫情防控是场大考，考验的不仅是医疗卫生水平、基础设施建设，还有国家治理体系的反应协调能力。在疫情防控的特殊时期，只有把生命价值放在第一位，才能真正地、全面地取得胜利。正如美国学者彼莱格里诺所言，伦理学是卫生政策与人类价值之间的桥梁。制定卫生政策时，经济、政治、文化、宗教等因素固然重要，但伦理价值原则与导向更是风向标。在我国的这次疫情防控中，党和政府始终以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安全为宗旨，这在公共卫生资源分配、生活物资保障、承担治疗费用、免费使用疫苗等各个环节上都有所体现。

钟毓书：“生命至上”原则体现了尊重人权的平等精神。面对疫情，有的国家在防治政策上采取了差别对待的方法，致使公共卫生资源在这些国家变成了稀缺商品，造成很多人因未被及时救治或无力负担医疗费用而失去了生命。这种差别对待的疫情防控政策是有违平等精神的。这次疫情是突发的公共卫生事件。患者因感染病毒所遭受的损害是非自愿选择的结果。一个更加注重人权和平等的现代社会，更应该消除这种由非自愿选择所造成的不平等。从这个意义上讲，“生命至上”原则是一种尊重人权的积极表现。

张墨书：“生命至上”原则既坚守了生命本位，又高扬了生命价值，集中体现了党和政府把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当作最高价值来追求的政治伦理原则。正是在这一原则的指导下，党和政府全力以赴，调集各方人力、资源和设备，不抛弃、不放弃每一个患者，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医务工作者舍生忘死，全力拯救每一个患者，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践履着救死扶伤的崇高使命。广大志愿者和普通群众众志成城、积极配合，构筑起了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防疫城墙，一次又一次把疫情挡在门外。可以说，我国的疫情防控取得重大战略成果，“生命至上”原则功不可没。

2、在社会生活中寻找生命价值

主持人：在疫情中，我们愈发能够体会到人与人之间的生命关联。生命不是个别的、孤立的自然现象，而是有其共性的、彼此相连的社会特征。这涉及人在社会生活中的生存问题与生活方式。如何从个人与社会关系的角度理解生命的价值和意义呢？

钟毓书：当疫情使很多正常生活停顿下来的时候，人们会突然发现：我们的平凡生活其实是由“人人为我，我为人人”的社会劳动维系的。理解了这一点就容易明白这样一个道理：一个人只有在社会中通过有益的劳动才能实现生命的价值和意义。马克思说：“既然人天生就是社会的动物，那他就只有在社会中才能发展自己的真正天性。”人只有通过劳动，才能不断开发自己的潜能，在社会中充分发展自己的天性。人的生命既有自然的一面，也有社会的一面。劳动实践是把人的自然一面和社会一面统合起来的根本环节。人类从来都是通过一定的社会组织方式塑造并发展自身生命的。这意味着，生命的价值和意义要在社会生活中寻找，要通过具体的劳动实践去塑造。

唐洁琼：马克思将人的本质归结为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不可否认，人自出生以来便处于各种社会关系之中，终其一生也无法脱离与他人紧密相连的社会联系。这种社会联系不仅造就着人，也存续着人的生命价值与意义。疫情防控不仅通过这种社会联系保障着人的自然生命安全，伟大的抗疫精神也通过这种社会联系得以发扬和存续。可以说，这些社会联系是人认识自身并定义自身的文化二维码。

张墨书：生命是人存在的基础，是一切价值产生的逻辑起点。作为生命价值的载体，人的生命本身包含着无限发展的可能性，是一个具有开放性的未完成的存在，始终处于变化发展之中，永远内蕴着一股超越性的精神力量。这是生命潜在而又独特的内在价值。疫情既是一场突如其来的灾祸，却也是激发生命潜力的社会场景。它给这种超越性的精神力量提供了生活场所和施展的空间，为生命对自我价值的塑造提供了未来可期的多样性可能。

主持人：如果说生命的维系需要一个庞大的社会系统，那么，从社会治理的角度来说，我们应当如何保障或支撑这一系统呢？

唐洁琼：鉴于生命与社会之间的紧密关联，社会治理要尊重生命的价值和特性，才能从根本上起到保障与支撑的作用。社会治理要维护广大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生命是人存在的基础和根本利益所在，不仅如此，生命也是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前提条件，是社会建设的决定性力量。因此在社会治理中，一切政策的制定和实施都要以维护人的生命安全为根本保证，始终彰显对人的生命的现实关怀。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反复强调的：“要始终把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放在第一位，从立法、执法、司法、守法各环节发力，切实推进依法防控、科学防控、联防联控。”

张墨书：社会治理要尊重生命的平等地位。每个人都是社会历史发展的主体，每个生命在质量和价值上的提升都是人类进步的表现。因此社会治理的一切手段必须建立在尊重生命平等地位的基础之上，既要尊重每个生命所拥有的基本人权，合理分配和调节社会资源，又要尊重每一个独立的人格在个性以及能力上的差异，不因种族、性别、年龄等区别给予不公平待遇。

钟毓书：社会治理要为实现生命超越性价值创造条件。生命的超越性价值落实到人身上即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既是社会全面发展的前提，也是社会全面发展的最终目的。因此，在社会治理过程中必须始终承认人的主体地位，尊重并满足人性发展的客观要求，实行人性化的服务，并将社会发展的一切成果惠及每一个社会成员。

3、生命的哲学与实践

主持人：每个人对生命的理解构成了自己独特的人生哲学。历史上有哪些重要的人生哲理值得正受疫情影响的人借鉴？

唐洁琼：我想谈谈西方理性主义传统理解生命的进路。苏格拉底首先开启了这一传统。他告诉我们：“真正重要的是，不仅仅只是活着，而是要活得好。”这里的“好”指的是美好、正当。人应为追求善和更高的价值标准而活。“未经反思的人生是不值得过的”便是这一传统的开场白。亚里士多德发展了这一进路，一方面强调人应当在实践中获得并运用自己的理性，另一方面又将幸福明确为人应当追求的至善。在我看来，这一传统最有借鉴意义的部分在于，人应当有目的地活着。这个目的不仅应是崇高的，而且还应是理智的。

张墨书：我觉得马克思的理论本身就是一种现代人应该为之奋斗的人生哲学。马克思认为，自由自觉的活动即劳动是人的一般本质。劳动不仅改造了世界，也改造了人自身，正是劳动使人与劳动对象之间确立了主客体关系，并将人的价值寓于其中。人的价值从来不是人自身所固有的某种独立自存的东西，因此不能脱离社会历史条件孤立地看待人的价值问题。对于个人而言，以生命为前提的劳动始终是其价值实现的核心，劳动的过程以及劳动产品的创造都是现实的生命活动和真实的生命成就。可以说，人的价值是人的本质的实现和确证，人生要在社会中靠劳动来创造。

钟毓书：我认为中国传统的儒家思想特别值得现代人关注。儒家在人生哲学方面，提倡个体应修身自强，“见贤思齐”，形成个人道德与文化均为典范的君子人格。《周易》中说：“君子终日乾乾，夕惕若厉。”意思是：作为君子，应当终日勤奋，朝夕戒惧。梁漱溟先生认为，可以用“郑重”二字概括儒家思想的精神内核。“郑重”也就是教人自觉地努力生活。他指出：“儒家最反对仰赖于外力之催逼，与外边趣味之引诱往前度生活。引诱向前生活，为被动的、逐求的，而非为自觉自主的。”这种自强与郑重，是现代人需要磨砺的精神品质，也恰好可为受疫情影响的人提供精神滋养。

主持人：疫情激起我们对生命健康的关注。要强健生命，既要在身体上健康，也要在精神上饱满，请谈谈你们对“野蛮其体魄，文明其精神”的理解？

张墨书：“野蛮其体魄，文明其精神”是塑造完整人性、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必然要求。作为人的两大组成要素，“体魄”与“精神”辩证统一地存在于个体生命之中。其中，体魄即人的身体，精神即人的意识，二者之间的对立统一关系恰恰印证了人的生命兼具自然性与社会性的特征。“野蛮”与人的身体联系在一起，诠释了人对于身体强健的自然性需要，而“文明”与人的精神联系在一起，代表着人对于精神富足的社会性需要，二者共同构筑起完整的人。看上去相矛盾的“野蛮”与“文明”，在促进人的身心和谐过程中发挥着独特的作用，使人获得全面发展的可能性。

钟毓书：对于一个文明而言，“野蛮其体魄，文明其精神”是决定文明兴衰的关键。“野蛮其体魄”是指一个文明社会成员的身体健康基础。健康是一个文明进步的基础，健康与文明的发展是互相联系的。如果一个文明中的成员没有达到良好的健康水准，那么这个文明不可能得到长足的发展。“文明其精神”则是指一个文明的文化发展方面。文化是一个意义系统，指导着人们复杂而庞大的行动，能让人们凝聚在一起，满足彼此的需求。因此，如果一个文明注重其精神层面的发展，弘扬优良的文化，便能够扩大成员的社会参与感和社会凝聚力，从而让一个民族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唐洁琼：“野蛮其体魄，文明其精神”，即，使个体身心处于均衡发达的程度，运用科学可行的方式提升自身综合素质。中国自古以来便提倡身心两全、性命双修、形神合一的修养方式。从这个意义上说，体魄锻炼与精神提升是并行不悖的，经过一番努力之后我们既可以四肢发达，又可以头脑聪明。同时，二者对于一国家、一民族之健康同样缺一不可。历史上文化强盛时期通常都伴随着体育活动的流行。中国古代贵族教育虽以诗书礼乐为主，但在“六艺”之中也有类似体育运动的“射”和“御”。而在国民羸弱、精神萎靡的情况下，国家不但与富强无缘，落后还会被动挨打。由此可见，身体健康和精神饱满不仅可以强健个体生命，更能强健国家和民族的未来。这或许就是毛泽东同志在国家危亡时期写作《体育之研究》的原因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