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的思想非常丰富，主要是仁政思想，其基础是性善论。这样的思想，主要的对象，是当时的君主，希望由君主实行这样的思想。在仁政思想中，包括民本思想，即对民众的重视和爱护，君主离不了民，要用仁政来得民心，获得大多数民众的拥护，这样的君主才能在与其它的诸侯竞争中取得优势地位。还包括对君主及官吏的批判的思想，即认为现实的政治搞得不好，使民众处于饥贫状态之中，责任是在君主与官吏身上。要把政治搞好，希望只有寄托在君主和官吏身上，而君主是主导性人物。

仁由孔子提出，所谓克己复礼，天下归仁。这也可说是仁的政治。但孔子又提出德治的主张，如谓：“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孟子与之不同，不仅更加具体，而且内容也有改变。仁政，以仁义治国

孟子资料简介（孟子资料简介50字）

义高于利。治国君主的原则之一。

他对梁惠王说：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上下交征利而国危矣。反言之，上下交行义则国得利矣。

以仁义为政治的基础。他所理解的仁义是这样的：

亲亲，仁也。敬长，义也。

这样的仁义有什么作用：人人亲其亲，长其长，则天下平。

天下平，是他的政治的理想状态，什么是天下平，以天下平为目标的政治思想，有什么意义？没有说明，但我们可以推想：天下平对谁有好处，还可以进一步提问：天下平与社会的进步与发展有什么关系？

孟子的第一段就提出了仁义，认为如想治理好国家，只能靠仁义：

孟子见梁惠王，王曰，叟，不远千里而来亦将有以利吾国乎。

孟子对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王曰何以利吾国，大夫曰何以利吾家，士庶人曰何以利吾身，上下交征利而国危矣。万乘之国，弒其君者，必千乘之家，千乘之国，弒其君者，必百乘之家，万取千焉，千取百焉，不为不多矣，（在万乘之国中，大夫有千乘之财富，在千乘之国中，大夫有百乘之财富，他们的财富不可说不多了）。苟为后义而先利，不夺不餍（满足）。未有仁而遗其亲者也，未有义而后其君者也。王亦曰仁义而已矣，何必曰利。

从君主到大夫再到士庶人，如果大家都只讲利，而不讲仁义，则上下交征利而国危矣。所以一定要将仁义放在首要的地位上，不能利字当头，不顾一切地为自己捞取利益。这是孟子主张实行仁政的一个出发点。如果大家都讲仁义了，作为臣子，就不会不顾其君父，所以对于一国的君主来说，应该带头讲仁义，而不要带头讲利，否则，不知哪一天会被臣下所杀掉呢。

孟子讲的仁政，完全是为君主考虑的。但也会为民众带来利益。

梁惠王上，王欲行之（指行仁政），则何不反其本矣：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亩之田，勿夺其时，八口之家可以无饥矣。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义，颁白者不负戴于道路矣。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饥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

这段话的意思是：

王如果要行仁政，为何不从根本上着手呢：每家给五亩土地的住宅，四周种上桑树，这样的话，五十岁以上的老人就可以穿上丝衣了。每家可以养上鸡狗猪等等的家畜，不失去饲养它们的时节，这样的话，七十岁以上的老人就可以有肉吃了。每家人还给一百亩的土地进行耕种，而且国家不要妨碍他们按时节进行生产，这样的话，八口之家，就可以吃饱饭了。然后再办好各种学校，让民众懂得孝顺父母，敬爱兄长的道理，这样的话，头发花白的老人就会得到养老，而不会再干笨重的体力活了。如果能让老人有衣服穿，有肉吃，黎民百姓不饥不寒，而君主还不能称王于天下，哪是不会有的。

当时的诸侯们，都想扩大自己的国土，增加自己国家的人口与财富，也就是说，只想着利，而不顾仁义，为了获得现实的利益，他们相信武力兼并，相信通过战争来打败竞争者。所以，孟子提出的仁政思想，并不得到他们的认同，像齐宣王那样，当孟子说仁政的好处时，也会有所感动，但真要他们实行起来，就没有积极性了，找了很多借口，认为仁政好是好，但在现实中，无法真正实现。

与民同乐，治国君主原则之二。

他说：与民偕乐，故能乐也。否则就是君主乐而民欲与之偕亡。

又说：独乐乐，与人乐乐，少乐乐，与众乐乐，后一乐字均是音乐之乐。要求王与百姓同乐，则王矣。名言：与民同乐。与民同乐，本质上是以天下为重，而不是以君主个人为重。

还说：乐民之乐者，民亦乐其乐，忧民之忧者，民亦忧其忧。乐以天下，忧以天下，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

后来有人说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范仲淹岳阳楼记。即由此而来，可知这也是名言了。从历史上看，有此自觉性的，以臣为多，君主则很少。历代的忠臣义士，仁人志士，都是有此种自觉的，而君主则少见。

对待人民的态度：民贵君轻，治国原则之三

仁政虽然要有君主来实施，但君主不可脱离人民，天下要以人民为基础，所以孟子强调君主对待人民，不可残暴，不可歧视，这就是民贵君轻的思想。

他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尽心下

暴其民，甚则身弑国亡，不甚则身危国削。离娄上

桀纣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也。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得其心有道，所欲与之聚之，所恶勿施，尔也。民之归仁也，犹水之就下，兽之走圹也。離娄上圹同旷，旷野。

关键是得民心，而办法是：所欲与之聚之，所恶勿施，如此一来人民才会归你的仁，否则仁政只能是空谈。什么是“所欲与之聚之，所恶勿施”：

就是人民所希望的安定的生活，和一定的生产资料，作为国家和君主，则要给与他们，满足他们，而人民所不欢迎的是横征暴敛和战争。这两方面又是相互作用的，如果横征暴敛，和经常战争，就必定破坏安定的生活，侵犯人民的生产资料及私有财产。在君主专制的社会里，人民的生活好坏，实际上是由君主及其官僚机构决定的，所以君主及官僚们很容易利用手中的权力实行暴政。但人民并非完全毫无作为的，中国历史上的层出不穷的农民起义就是证明。这就是有压迫就有反抗，这是必然的规律。比较明白的思想家都懂得这个道理，所以荀子说：“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

孟子的仁政思想，是针对君主而设计的，因为只有君主实行一种好的政治，才能使民众的生活有所改善，最终就能使天下的政治得以改善。在这样的思想里，君主是主导者，而民众则是根本的力量。谁得到了天下的民心，谁就可以称王于天下。所以，在孟子的仁政思想里，有民本思想

要重视民的：

孟子曰：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是故得乎丘民（田野之民）而为天子，得乎天子为诸侯，得乎诸侯为大夫（得乎，是说得到某种人的支持或信任，得到民众的支持就可以做天子，得到天子的信任就可以做诸侯，得到诸侯的信任就可以做大夫）。诸侯危社稷，则变置（由天子重新任命诸侯）。牺牲既成，粢盛既洁，祭祀以时，然而旱干水溢，则变置社稷。（如果祭祀的礼数都做到了，却有旱灾水灾等，就要变置诸侯）。

即按孟子的思想看来，民的地位最为贵，社稷次之，社稷指诸侯的国家，君主是个人，最为轻。这一段话只说到诸侯若危害社稷，就要变置他，而未说到天子如果危害天下，应该怎么办，这就是孟子的革命思想。

让民富裕。治国君主原则之四。

他说：使民养生丧死无憾，王道之始也。黎民不饥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

注意其中包括对人民的教育：谨庠序之教，庠序，古代的地方上学校，是普及到每一个村庄的。通过这种教育使民知礼义廉耻，所谓申之以孝悌之义。庠序学校，设为庠序学校以教之。皆所以明人伦也。

又说：不能使民有饥色，野有饿莩，造成如此结果的，是治国的君主，是他率兽而食人，即对民众过分的剥夺，君主过着庖有肥肉，厩有肥马的生活，而民如此，是君主使民饥而死也。

又说：不是小恩小惠，而是普遍的，今语就是制度性的。：惠而不知为政，……焉得人人而济之，故为政者，每人而悦之，日亦不足矣。

仁政的经济基础

孟子也明白，只讲仁义，还是不够的，必须有相配套的经济措施。这方面他的办法是：井田制。

方里而井，井九百亩，其中为公田，八家皆私百亩，同养公田，公事毕，然后敢治私事。

这是公私兼顾的经济制度，私人有自己的土地，同时还要为公家生产出力。而且是先公后私。他认为，如果人民都有自己的土地，同时公即国家也有财产，则公家与私人的利益就可兼顾，再加上君主自上而下的仁义政治，以及人与人之间的仁义行为，就可保证天下的政治长期保持良好的状态了。

他还认为，仁义与经济相比，经济是前提，

夫仁政必自经界始，经界不正，井地不均，谷禄不平，是故暴君污吏必慢其经界。经界既正，分田制禄可坐而定也。滕文公上

经界，就是土地的分界，经界表示土地与个人的所有权，这是经济制度的基础。不可搞乱了，否则就会产生不公平，在政治上就会导致暴君与污吏。如果保证私人与公家的土地财产界限明确，任何人不得随意模糊这种界限，也就不会产生贪污腐败与贫富差距，社会才有公平可言。仁义也才有基础可言。如果经济上没有公平可言，仁义是没有人听的，就落实不了，是空言。

不与民争利。治国君主原则之五。

他说：文王之囿，与民同之，君主之囿如果不与民同之，就是与民争利，民就不满了。

不与民争利，一个体现，就是君主不能荒淫奢侈，不能纵欲。因为有限的资源，君主若纵欲而奢侈，则民所能享受者必少，从经济学上说，就是与民争利。但实际上君主与掌权者往往是这样纵欲而奢侈的，因此总是造成民众生活的困难。孟子说：

又说：师行而粮食……先王无流连之乐，荒亡之行。

还说：好货与好色。王说我有毛病，好货和好色，不能行仁政。孟子说，不要紧，古代先王也是好货和好色的。只是要知道：不能只顾自己好货好色，而与天下民众同之，使他们都能有货有色。有货，富裕也。有色，所谓内无怨女，外无旷夫也。

又说：耕者九一，仕者世禄，关市讥而不征，泽梁无禁（禁止民入其中，成为专供君主田猎的场所）。九一之税，九分抽一，轻税也。世禄，保证仕者世代承袭，这并不好。关市，关口与市场。讥，稽查。征，征税。稽查者，查看有无违法经营者，或曰破坏市场秩序者。这都是不与民争利，也是使民富裕的好方法。

又说：暴君之失天下，失其民也。因此要得其民，得其心，方法就是所欲与之聚之，所恶勿施。因此不能与民争利。

又说：君不行政而富之，皆弃于孔子者也。

因此有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思想。

史记卷七十四孟子列传：太史公曰，余读孟子书，至梁惠王问“何以利吾国”，未尝不废书而叹也。曰：嗟乎，利诚乱之始也，夫子罕言利者，常防其原也。故曰“放于利而行，多怨。自天子至于庶人，好利之弊，何以异哉。

利诚乱之始也，不求利则不会乱，司马迁反对言义，因为孔子罕言利。但是孔子并非绝不言利，

子曰：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

“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

子曰：“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

放于利而行，多怨。

小人只懂得利，君子则不仅懂得利，而且懂得义，不是只知道义而不知道利。

只是罕言利。对于利，不可不言，也不可多言，在于适当。司马迁的说法，似乎孔子只言利，而于利丝毫不讲，这种理解有误。

孟子似乎也不讲利，比如孟子第一篇梁惠王篇的开头就说：

孟子见梁惠王，王曰：叟，不远千里而来，亦将有以利吾国乎？

孟子对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王曰：何以利吾国，大夫曰，何以利吾家，士庶人曰，何以利吾身。上下交征利而国危矣。

各种人为了自己的利，会出现怎样的局面，孟子接着说：

万乘之国，弒其君者，必千乘之家，千乘之国，弒其君者，必百乘之家。

管好用好手下的官吏。治国君主原则之六。

不行则罢之或惩罚之。

使用专门人才，不能用君主意志干涉他。

反对有司莫以告，是上慢而残下。有司莫以告，即对上隐瞒疫情，如非典。还有一些地方出现事故死了人，也不通告，甚至隐瞒，都是此类。孟子说，你对民如此，则民对你也是一样的，这就是出乎尔者反乎尔也，即到了你要民出力的时候，民不为民你出力，让你失败得更快。如伊拉克。

贵德而尊士，贤者在位，能者在职。国家闲暇，及是时明其政刑。虽大国，必畏之矣。诗云：‘迨天之未阴雨，彻彼桑土，绸缪牖户。今此下民，或敢侮予？’中间还有未雨绸缪之语。孔子曰：‘为此诗者，其知道乎！能治其国家，谁敢侮之？’

今国家闲暇，及是时般乐怠敖，是自求祸也。祸褔无不自己求之者。诗云：永言配命，自求多褔。太甲曰：天作孽，犹可违；自作孽，不可活。此之谓也。

夫人必自侮，然后人侮之，家必自毁，然后人毁之。国必自伐，而后人伐之。

这又叫做，自暴自弃。非礼义，是自暴。不能居仁由义，是自弃。伊拉克是这样。

尊贤使能，俟俊杰在位，则天下之士皆悦，而愿立于其朝矣。这是使用贤能以为官吏。这是封建时代的思想，今天不能指望官吏的贤能，只能靠法律限制约束他们。

国君进贤……可不慎与。国人皆曰贤，然后察之，国人皆曰不可，国人皆曰可杀。

有官守者，不得其职则去，有言责者，不得其言则去。

立乎人之本朝而不道不行，耻也。

何谓尊贤：“天下而友匹夫也。用下敬上，谓之贵贵。用上敬下，谓之尊贤。245：何谓养贤。以尧对舜为例。这是强调士的高地位，对于国家天下的重要作用。

仁政可使国家强大。其效果如下：

地方百里而可以王……仁者无敌。伊拉克是一例证，暴君之下民不与之。

不嗜杀人者能一之。天下之民皆引领而望之，诚如是也，民归之，由水之就下，沛然谁能御之。以苗为喻，有名句：油然作云，沛然下雨，则苗勃然兴之矣。

今王发政施仁，使天下仕者皆欲立於王之朝，耕者皆欲耕於王之野……其若是，孰能御之。而要做到这一点，只要按让民富裕的原则行就可。

明君制民之产，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饱，凶年免於死亡，然后驱而之善。从经济上说，就是富民政策。让民有产业，能温饱。今天说就是小康。

仁政谁都能做到，是有可行性的。

孟子也说明了这样的仁政完全是可行的，现实中的君主们不实行，是不为也，非不能也：

挟泰山以超北海，语人曰：我不能。是诚不能也。为长者折枝，语人曰：“我不能”。是不为也，非不能也。故王之不王，非挟泰山以超北海之类也。王之不王，是折枝之类也。

以上所说的仁政并非玄妙艰难的事，君主若愿意的话，是很容易做到的。如果没有做到，则表示君主不愿意这样做，而不是没有能力做到。

根本原因是人的爱心（同情心），对牛羊有爱心，这是仁政的基础，但要推广此爱心，对全体民众都用此爱心。推恩足以保四海，不推恩无以保妻子。

仁义是政治的基础。但问题是，人人不亲其亲，不长其长时，应怎么办？也就是说，人们不仁不义时，天下混乱时，如何的方法办法使之恢复天下平的状态。

他的办法是从君主自身做起，具体而言就是：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天下可运于掌。诗云，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言举斯心加诸彼而已。故推恩足以保四海，不推恩无以保妻子。

这是说从自身开始行仁义，并将仁义推广到所有的人，这样就可得人心，所以说天下可运于掌。引用了诗经的话，意思是说，从自己的妻子开始行仁义，逐步地再用于兄弟，即家族内，然后逐步地推广，最后就可以御家御邦，也就是治家治国。这样的政治思想。所谓的恩，就是自己的仁义之心仁义之举，所谓的推恩，就是将这种基于仁义的恩推广到天下，推广到所有人身上。这样做了，就是仁政，就是可得天下的仁政。君主这样做，在于能得人心，使民众都自觉地归顺于自己的统治，所以在战国时期，即诸强竞争的条件下，实现得天下的目的。

另一方面，人们都不行仁义，君主如果带头行仁义，又可起到表率作用，使人们都从不仁不义的状态下，恢复到仁义的状态，于是就可实现：人人亲其亲，长其长，则天下平。的政治理想局面。

孟子说：故王之不王，不为也，非不能也。梁惠王曰：不为者与不能者之形，何以异？孟子对曰：挟太山以超北海，语人曰，我不能，是诚不能也。为长者折枝，语人曰，我不能，是不为也。非不能也。故王之不王，非挟太山以超北海之类也，王之不王，是折枝之类也。梁惠王上。

孟子批评当时的君主之所以不能称王于天下，不是不能做到，而是根本不想去做，而真要做的话，实际是非常容易的，就象为长者折枝一样地简单容易。这是孟子的想法。也就是说，只要君主象上面所说的那样，给民众以实际的好处，让民众过上好日子，则天下的民众就会一齐来归顺了，他是这样形容的：

今夫天下之人牧，未有嗜杀人者也。如有不嗜杀人者，则天下之民，皆引领而望之矣，诚如是也，民归之，由水之就下，沛然谁能御之？梁惠王上。

意思是说：当今的君主（即牧人者），都是嗜杀人的，如果有一个不嗜杀人的行仁政的君主，给民众以好生活的话，对这样的君主，天下的民众，都伸着脖子盼望着他的出现，如果这样的君主真的出现了，则天下的民众前来归顺，就象水向下流一样，是谁都堵不住的。如果天下的民众都来归顺了，不就可以称王于天下了吗。

又说，民之憔悴于虐政，未有甚于此时者也。饥者易为食，渴者易为饮，当今之时，万乘之国行仁政，民之悦之，犹解倒悬也。故事半古之人，功必倍之，惟此时为然。公孙丑上。

又说明了仁政的性质：

第一，君主之政，不是民主之政，这是必须注意的。由君主来行之，由他出于仁爱之心来行之。这是古代思想的局限，不可能想到不要君主，走向共和，全民共和，民主政治。这是古代想不到的。从今天看，许多人最多也只有仁政思想而已，还未达到民主政治的程度。这样的例子也不少，如便民措施，为民做几件实事之类即是。为民做一切事，而不应只是几件事，为民做事是必须的，不是施舍的。你不是古代的君主或官吏，而应是人民的公仆，为民做事乃其义务，现在为民做几件事，好象成了施舍。就是这种仁政思想的一种体现，从这个意义上说，仁政思想是落后于时代的。在古代社会中，是进步的，在现代社会中，是落后的。这一点必须认清。

第二，仁政的前提是，君主的自觉和主动，一切决定于君主。如果君主不自觉，不主动，则民毫无办法，所以他做一点，民众就感到是皇恩浩荡了，他要不自觉，谁也管不了他。而这种自觉是没有基础的，历史上看，很少有君主能有这种自觉。从现代社会的角度看，更不能指望治国者的这种自觉，而只能用一种高于治权的法权来约束他，强迫他，防范他。这就与性善论和性恶论有关了。期望君主自觉的，是性善论，不指望他们能自觉的，是性恶论。所以要法制和法治，就是以性恶论为前提的。

第三，基于前二点，仁政的虚幻性。没有实现的现实可能性。历史已经证明了这一点。所以民众不能相信这种说法，更不要被这种说法所欺骗。只能用民权来限制君权。体现民权者，是一国最高法律宪法。也就是要实行宪政，而不要君主政治。宪政以宪法为最高法律，谁都不能高于它，只能服从于它。而宪法的根本精神，是体现民权，维护民权，保障民众每个人的权利，限制行政权，司法权等。因此，仁政虽然是古代社会中的进步思想，却是现代社会的落后思想，在古代社会中没有现实可能性，在现代社会中，更没有，且根本是不必要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