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355年（元朝至正十五年）三月，滁州义军的首领郭子兴病死，他的麾下大将朱元璋，在接手其部属，正式成为一方群雄的同时，也接受了中原红巾军首领，自称“大宋龙凤皇帝”的韩林儿的封诰，从此，朱元璋这部义军，也正式加入红巾军大起义的序列。

【三月，郭子兴卒。时刘福通迎立韩山童子林儿于亳，国号宋，建元龙凤。檄子兴子天叙为都元帅，张天祐、太祖为左右副元帅。太祖慨然曰：“大丈夫宁能受制于人耶？”遂不受。然念林儿势盛，可倚藉，乃用其年号以令军中。】

红巾军（红巾军起义）

以上这段史料，其实是明初史学家粉饰过的，实际上，朱元璋就是正式接受了韩林儿的册封，成为龙凤政权的臣属，打着红巾军招牌，依靠红巾军主力掩护北方，顶住元军进攻主力，在江淮努力发展壮大自己势力。

同时，他也从龙凤政权的副元帅、都元帅、一步步升到吴国公，自称吴王，建立以应天府（金陵）为首府的“西吴”政权，也就是未来大明王朝的雏形。

然而，当朱元璋最终得了天下，建立明朝后，为何要坚决否认这段为红巾军、为龙凤政权臣属的历史，甚至反而诬蔑红巾军与刘福通、韩林儿这些首义之人为“妖人”？与汉高祖刘邦对楚隐王陈胜的态度完全不同?

这需要考虑时代不同带来的主导思想不同，秦末是秦朝的焚书坑儒、禁私学与私人议论，把原关东六国的士人给得罪个遍，连孔子后裔都去投奔陈胜反秦了。这些士人获得了全面胜利，而且主导了秦汉历史的解释权，那么首义的陈胜当然是反秦大功臣，作为反秦义军重要成员的刘邦，必须尊重这个既成事实。

而朱元璋时代不同，理学在宋代的发展，是通过对定义的再解释，彻底否定了上古儒家肯定颂扬的“汤武革命”，比如朱熹把“汤武革命”专属的“诛一夫”标准。提高到只有“圣王”才能做，实际就是通过提高标准，坚决维护君权神圣，说到底是世家大族消亡，科举优待士大夫，导致君主专制的空前强化。

而元代，虽然科举断断续续，但是因为金国的激烈抵抗和灭南宋战争的旷日持久，对南宋灭亡后的江南，也是大力优待当地的地主阶级。汉人地主在元代，虽然在中央政权难以分羹，但在地方上是作威作福，甚至都开启了农奴制的历史倒车。

因此在元末，其实地主文人士大夫这一阶层，主流还是站在元朝朝廷一方的。只是元朝统治太松弛，蒙古人并不信任汉人士大夫，红巾军举兵横断南北，才让朱元璋、张士诚、陈友谅们做大。

所以，元末明初本来是空前的华夏光复运动，然后看当时那些汉人士大夫诗词，一个个心怀故元，而且他们掌握历史解释权，在宋濂版《元史》中，把这种“忠元”行为美化得厉害。

因此，为了收买士大夫之心，或者说是和地主阶级合流建立稳固的政权，朱元璋在实际操作时，不得不在相当程度上采纳这些人的思想。比如他最信任的谋士：刘基刘伯温。

当察罕帖木儿的大军横扫北方，攻克汴梁，将北方与中原红巾军扑灭后，朱元璋虽然不顾刘伯温等谋士的反对，冒险援救安丰，救出韩林儿君臣，将其“迎驾”，或者说软禁于滁州。

但是，朱元璋还是在这些坚决不承认龙凤政权合法性、不承认韩林儿为“虚君”的士人影响下，没有采取「让龙凤皇帝韩林儿以反元不力，中原失陷，自请退位，然后诸将群臣上书，请吴王朱元璋正位为君」的路线，对究竟如何处置韩林儿，犹豫不定。

而大将廖永忠则在士人谋士的暗示下，欲立“为主分忧”的奇功，将韩林儿淹死于瓜洲渡。这么一来，就彻底断绝了朱元璋承认、接盘龙凤政权的可能，否则他自己就得背负“弑君”之名了。

勃然大怒的朱元璋，虽然痛责廖永忠，削其预定的国公之位，几年后找了个借口将其处死，那些士人谋士日后在大明朝也没有什么好下场，但迫于形势，他不得不接受了宋濂的“殿兴有福论”，彻底否定了红巾军的首义之功。

于是，「大明得天下非于元朝，而是诛灭反元群雄」，就成了明朝初年的官方口吻，但是朱元璋自己对此也极不甘心，十分矛盾，所以，在承认元朝为正统王朝，迎忽必烈入历代帝王庙的同时，同时还是有大量“驱逐鞑虏”，强调“华夷之防”的说辞，比如北伐诏书，比如对海外各国的诏书。

说到底，在宋朝理学儒家的思路之下，攘夷和夷夏之别，已经远低于“君臣之分”了。在这种话术下，作为君主最大的黑点，不是本人是胡人或者曾经臣服于胡人，而是“以臣反君”，这和近代民族主义广大后的逻辑可以说截然相反。

所以，无论蒙元还是朱明还是满清，开国初年对自己王朝奠基的历史，都是绝对避免“以臣反君”，忌讳的重点是在这里，所以满清对于建州女真臣属于明朝的事实，同样拼命否认，并宣称“我朝非得天下于明朝，而是得天下于流寇”，体现的正是战国到明清，话语权逻辑的剧烈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