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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楼子立言篇(金楼子下落)

金楼子立言篇(金楼子下落)伏羲,在古籍中又作伏牺、伏希、伏戏、太昊、太皓、庖牺、包牺、炮牺、宓羲等,位居“三皇之首”,是中华民族古史传说中的人文初祖。河南地区不少地方有与伏羲有关的纪念性建筑或遗迹,如上蔡有伏羲八卦亭、蓍台,孟津有伏羲庙,巩义有伏羲台,尤其是豫东南周口地区的淮阳县有太昊伏羲陵庙、伏羲画卦台等。据《左传。昭公十七年》载:“陈,太昊之

伏羲,在古籍中又作伏牺、伏希、伏戏、太昊、太皓、庖牺、包牺、炮牺、宓羲等,位居“三皇之首”,是中华民族古史传说中的人文初祖。河南地区不少地方有与伏羲有关的纪念性建筑或遗迹,如上蔡有伏羲八卦亭、蓍台,孟津有伏羲庙,巩义有伏羲台,尤其是豫东南周口地区的淮阳县有太昊伏羲陵庙、伏羲画卦台等。据《左传。昭公十七年》载:“陈,太昊之墟也。”陈即今天的淮阳。伏羲作为中华民族的人文始祖,早于炎黄二帝,在考古学文化中,伏羲文化应早于炎黄文化。目前学术界多将炎黄文化对应于仰韶文化。要找寻伏羲文化,应关注比仰韶文化更早的考古学文化,于是裴李岗文化就成了我们关注的重点。

汉班固《白虎通义》以伏羲、神农、燧人或伏羲、神农、祝融为三皇;《春秋纬运斗枢》:“伏羲、女娲、神农是三也。”晋皇甫谧《帝王世纪》以伏羲、神农、黄帝为三皇;唐司马贞《史记.补三皇本纪》以伏羲、女娲、神农为三皇;汉蔡邕《独断》卷上说:“上古天子,庖牺氏、神农氏称。”王符《潜夫论.五德志》也说:“世传三五帝,多以伏羲、神农为二皇。其一者或曰燧人,或曰祝融,或曰女娲。”由上看来,无论哪种说法,都列伏羲为“三皇之首”,伏羲在我国古史传说中的地位由此可见一斑。这也说明历史上确有伏羲其人。从文献记载来看,伏羲的概念是广义的,伏羲即是一个族团领袖,也是一个氏族部落,同时还代表一个时代。伏羲创造了多功绩,这些功绩散见于诸文献中,不少功绩在裴李岗文化中都能得到证实。

金楼子立言篇(金楼子下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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裴李岗文化具有共同的葬式和方向,尤其是墓向与伏羲族源基本一致。从考古发现看,贾湖、石固等南部遗址的墓向以西为基本方向,也四北方向的。《帝王世纪》说伏羲“母曰华胥,履大人迹于雷泽,而生庖成纪”。成纪即今甘肃天水。天水有伏羲庙。这些裴李岗文化遗址相对于成纪来说,正位于其东或者说东南方向,墓向为西、西北,正是裴李岗文化的人们对伏羲族源崇拜的反映。而裴李岗、莪沟、沙窝李等遗址的墓向以南为基本方向,也有西南方向的。南部遗址与北部遗址墓向的不同,表明了同一氏族不同部落之间血亲关系的疏远。贾湖一期文化是目前发现最早的裴李岗文化遗存,也就是说,北部的裴李岗文化是由南部的裴李岗文化发展而来。北部遗址的墓向向南、西南的,也应是由贾湖一期文化发展而来的,是北部裴李岗文化遗址的人们对源于南部裴李岗文化伏羲部落族源的追念。这应该不会是一种偶然的巧合。伏羲治屋庐,始定居。当时的人们开始过着定居生活。《搜神记》说:“庖牺……去巢穴之居。”《纲鉴易知录》说,太昊伏羲氏命“大庭为居龙氏,治屋庐”。贾湖遗址发现半地穴式房基30多座,有单间的,有多间的,多间的有二、三、四间的,大多依次扩建而成。清理灰坑300多个。聚落附近分布着氏族公共墓地,已发掘墓葬300多座。沟遗址发现半地穴式房基6座,灰坑44个。这里也发现一处氏族公共墓地,已发掘墓葬68座。石固遗址发现半地穴式房基3座,有门道,室内有较厚的居住面。清理灰坑189个,发掘墓葬67座。不少裴李岗文化遗址都发现有种植农作物的遗迹、遗物以及当时人们所饲养的家畜骨骼。裴李岗时期的人们发明了原始农业、畜牧业,正是建立在当时定居基础之上的。

伏羲作网罟、养牺牲。《尸子?君治》说:“伏羲氏之世,天下多兽,故教民以猎。”《易?系辞下》说伏羲“作结绳而为网罟,以佃以渔,盖取诸离”。《汉书?律历志》引《世本》说:“作网以佃渔,取牺牲。”《潜夫论。五德志》:“结绳为网以渔。”《抱朴子》说:“太昊师蜘蛛而结网。”贾湖、石固溃址发现有较多的渔猎工具和动物骨骼。贾湖遗址M344中就随葬骨鱼镖6件、骨镞5件、龟甲8个。石固遗址发现石球3件、陶球1件、骨簇22件。遗址中发现的动物骨骼不仅有陆生的鹿、貉、野兔、野猫,还有鱼、蚌、螺、龟、鳖等水产品。随着原始经济的发展,采集、渔猎在社会生活中逐渐退居次要地位,原始畜牧业应运而生。《礼记?月令》说伏羲“执伏牺牲”。《路史?后记》说伏羲“豢养牺牲,伏牛乘马”。《帝王世纪》说伏羲“取牺牲以供庖厨,故号曰庖牺氏”。《三皇本纪》也说伏羲“养牺牲以庖厨,故曰庖牺”。考古发现证实当时的人们确已饲养猪、羊等家畜。贾湖、裴李岗、石固遗址发现有狗的骨骼,贾湖遗址墓地中发现10个殉狗坑,内埋有完整的狗骨架。约有近10处裴李岗文化遗址发现有猪的骨骼,裴李岗遗址还发现2件陶塑猪头、1件陶塑羊头。贾湖、裴李岗、石固、花窝等遗址发现有羊的骨骼。贾湖、裴李岗、石固遗址发现有牛的骨骼。这些动物的骨骼或陶塑经专家鉴定均为家畜,反映了伏羲“养牺牲以庖厨”的真实性。

伏羲作琴瑟。《礼记?曲礼》说伏羲“作琴瑟以为乐”。《史记》说“伏羲作三十五弦之瑟”。《楚辞大招》王逸注:“伏羲作瑟,造《驾辩》之曲。”蔡邕《琴通》说:“昔伏羲作琴,所以御邪僻,防心淫,以修身理性反其天真也。”《风俗通》:“伏羲作四十五弦之瑟。”《世本》说:“女娲承庖牺制,始作笙簧。”舞阳贾湖发现骨笛30多支,长葛石固发现骨笛2支、中山寨发现骨笛1支。这些骨笛均是用鹤类尺骨截去两端关节制成,开孔5到9个,一般长20厘米,直径1.5厘米到2厘米。有关专家对贾湖早、中、晚三期的骨笛进行了测音,发现这些骨笛能奏出4声至7声及7声以上的音阶。石固遗址还发现2件骨哨。裴李岗文化发现的骨笛、骨哨,证实了文献中关于伏羲“作琴瑟”的记载。

综上所述,裴李岗文化的分布范围不仅与伏羲传说的地区相一致,而且裴李岗文化的墓向也与伏羲族源的方向相一致。从文献记载来看,伏羲的功绩,如治屋庐、作网罟、养牺牲、作琴瑟、画八卦、造书契、制九针等在裴李岗文化中都能得到印证。从裴李岗文化的考古发现看,文献记载的伏羲的功绩绝不是一个人所能为,也不是一个部落所能为,而是伏羲部族在伏羲时代共同创造的结果。也即是说,伏羲的功绩并不是创造于一时,而是伏羲部族在伏羲时代长期积累的结果。裴李岗文化经历了一个比较长时期的发展过程,文化内涵日趋丰富,文化的积淀也日趋厚重。这从上述裴李岗文化的考古发现与伏羲功绩的对应关系可以得到证明。由此可见,裴李岗文化应是伏羲文化的缩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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