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肃顺的崛起

肃顺，皇族，生于1816年，大咸丰帝15岁。肃顺是清初八个“铁帽子王”郑亲王济尔哈朗的八世孙，济尔哈朗是清太祖努尔哈赤的侄子。按照清代制度，“铁帽子王”世袭罔替，但只有一人可承袭王爵。1846年，肃顺的父亲郑亲王乌尔恭阿去世，他的三哥端华承袭为和硕郑亲王，从此他与王爵无缘。但肃顺却以其精明强干走出另一条新路来。

肃顺简介（肃顺为什么斗不过慈禧太后）

肃顺像

肃顺初期的履历与一般皇族子弟及名王之后代人仕一样：主要是宫廷内的差使；比如：1854年肃顺署御前侍卫、1858年署内大臣、1859年署正白旗领侍卫内大臣、1860年署御前大臣。这些职位平时的任务只是带领被召见的官员入觐、充当皇帝的扈从。这些职位自然只能由被朝廷视为最忠诚的皇亲国戚任。

从理论上说，所有内廷侍卫官员都不负有任何政治责任，也不准干预政务，但他们作为皇帝的随员，与皇帝见面的机会比军机大臣还要多。可以说，除了贴身的太监外，他们是距天子最近的人，因而有可能在政治上作微妙动作。

据野史称，肃顺被咸丰帝发现，是因为他充侍卫叫起时声音特别洪亮，而“状貌魁梧、眉目耸拔”的外形，或许也帮了点忙。不清楚咸丰帝最初与肃顺的交谈起于何时，涉及何内容，但肃顺那种知无不言、直抒己见的风格，与那些察言观色、见风使舵的滑头老臣形成鲜明的对照，颇得咸丰帝的赏识。而且肃顺对军国大事竟然真的有独到的见解。

一个深居宫禁御园失去自由天地的人，最爱了解外面精彩、无奈的世界，也只有跟肃顺之类卑微且可靠的侍卫交流，方可如此不拘一格。肃顺与咸丰帝的关系越来越近。

咸丰帝朝复杂交困的国内外情形让“才能普通”的咸丰帝心力交瘁，难以应对，使他没有了主见。但天子的尊严，祖宗的才华使他不可能承认自己并无才能。而这种无能缺才引起的内心自卑反过来使他更具强烈的自尊心，更爱装腔作势。他害怕在朝臣面前出丑，也不愿在军机面前露怯，因而不愿意询政于外臣。皇帝是天之子，本来就是至圣至明，没有解决不了的难题。年轻的皇帝最容易相信这一套理论，自己欺骗自己。但到了实在没有对策时，他也不像前朝皇帝那般依赖军机处（雍正帝设了军机处后，首席军机大臣才是真正的”相国“），而是将目光向内，寻找最亲切、最可靠的人。此时咸丰帝选择了怡亲王载垣和郑亲王瑞华（肃顺亲哥哥。）

面对咸丰帝的宠信和依赖，载垣、瑞华的心境喜忧参半。在专制时代，没有比受到独栽者的宠爱更幸福的事了，这使他们倍感荣光。可载垣、瑞华既无才华又无胆识，他们的肩膀根本承受不了如此重托，平时充任带领引见等御前大臣的本职还有点贵胄的气度，若言及政务不免懵懂茫然。于是，他们便引肃顺为助，三人结成死党，一切以肃顺为主谋，内廷中相为附合。咸丰帝于政务询及载垣，瑞华，实际听到的仍是肃顺的主张。更何况三人意见一致时，也很容易造成“英雄所见略同”的错觉。而军机处的首席军机大臣绵愉在肃顺的刻意“打击”下，自我退出了纷争的政坛。事情到了这种份上，其他军机大臣还敢不识相吗？肃顺，成了咸丰朝真正的宰相。

随着肃顺权力的膨胀，许多官员纷纷趋炎附势，再加上肃顺等人的举荐、扶待、支助，至1860年大致形成了以肃顺为核心，包括载垣、瑞华、穆荫、匡源、杜翰、焦佑瀛、陈学恩、黄宗汉等的官僚政治集团。他们大多为“天子近臣”，在宫内外京内外有极大的权势，完全控制了军机处。

这一官僚政治集团在当时被目为“肃党”。

肃顺的政治发迹，与咸丰帝倦怠政务有关，也与肃顺的权术妙用有关，然更不能忽视的，又是他的政见才识。政治家欲爬上高位，必不择手段。但若没有高尚的政治企划心，则属流品低下的阴谋家。肃顺为人才气横溢，勤于政事，有法家综核之风，有起弊振衰之心。这才是他在政坛上能站住脚的真正原因。

二、肃顺优点

肃顺出生于满族世家，亲身的经历使他最清楚满人的毛病，因而尊敬汉人，优礼贤士。清人笔记中也曾录下他毫不掩饰的话：

“满人胡涂不通，不能为国冢出力，只知要钱耳。国家遇有大疑难事，非重用汉人不可。”

“咱们旗人浑蛋多，懂得什么？汉人是得罪不起的，他们那枝笔厉害得很。"

因此，他对手下的旗籍属官脾气暴戾，驱使有如奴隶；但对汉员却谦恭有礼。更有甚者，他收受贿赂也只受旗人不受汉人。他若见汉人中有真才学者，必竭力罗致。邸中名士满座，高谈阔论，意气干云。而肃顺最具远识者，就是他对湘军将帅的倾心推崇。平日与座客谈论，常心折曾国藩之识量、胡林翼之才略，主张由他们执掌兵符。

我们在此可发现一有趣的现象：祁高藻、彭蕴章（曾担任军机处军机首席大臣）虽为汉人，但对汉人统率的湘军多加诋毁。肃顺虽为满人，但对曾国藩等人却极力维护。这是一种反常的现象。若究其原因，不能不说是清朝长久的文化专制引起了汉入的心理和思维的异化。不能不说是清中叶后满洲贵族的迅速腐败而引起满人中有识之士的自我觉察。

肃顺重用湘军的主张，与咸丰帝的旨意有若明显的差别。自1853年后，咸丰帝是越来越不放心汉人，越来越信赖亲贵。军机处的落势，肃顺等人的权重，也正是这一趋势的明显表征。但肃顺却利用各种机会．不失时机地施展微妙手腕。这里可以举两个例子：

一是1859年湖广总督官文指使下属参劾湘系主要人物左宗棠。咸丰帝密谕官文：“如左宗棠果有不法情事，可即就地正法。”这一谕旨表明左宗棠已有性命之忧。肃顺得知此讯，感到事关重大。左宗棠此时以在籍举人、四品卿衔在湖南巡抚骆秉璋幕府，策划主持一切。左氏一去,湖南必动摇，湘军的后方将会不稳。肃顺决心保左，故意外世密谕内容。当湘籍京官前来求助时，又暗授机宜：＂必俟内外臣工有疏保荐＂，他方能启齿。

于是，在他的策划下．大理寺少卿潘祖荫三次上奏保左，疏言：“国家不可一日无湖南，湖南不可一日无宗棠。”咸丰帝此时尚不知左宗棠其人，得奏果然向肃顺询问，并表示了“方今天下多事左宗棠果长军旅，自当弄瑕录用”。此时，肃顺立马替左宗棠美言。咸丰帝自此知晓左宗棠大名，不久派为“四品京堂候补”，随同曾国藩襄办军务”。左氏亦从此领兵出湘成为湘军的统帅之一。

另一则是1860年两江总督何桂清因苏、常失守而革职，咸丰帝准备调湖北巡抚胡林翼为两江总督。肃顺于此及时进言：“胡林翼在湖北措注尽善，未可挪动．不如用曾国藩督两江，则上下游俱得人也。”咸丰帝听从了这一意见。曾国藩从此有了督吏筹饷之权，不再空名督师了。

一是救了左宗棠的命，一是成就了曾国藩的事业，肃顺在此中施展老到圆滑的政治手段，不动声色之间改变了帝意。左、曾两人后来的表现也证明肃顺挽救了清朝。仅仅凭着这一点，不论肃顺如何擅权弄势，仍可以说是清朝最好的“宰相”之一。

用严刑以图精治，以湘军以平反叛，肃顺在内政上显示的才识不凡。而在外交上，他亦有可称道之处。

1858年5月，俄国东西伯利业总督穆拉维约夫以兵威逼清朝黑龙江将军奕山签订《中俄瑷珲条约》，此消息传京时，正直清朝与英、法在天津交涉的紧要关头，为让俄国说合，咸丰帝轻率地下旨钦差大臣桂良将此韦通知俄使：“诸事皆定”潜含着对《瑷珲条约》的承认，这是咸丰帝重大大失策之。

1858年12月，俄国驻北京东正教会监护官彼罗夫斯基奉俄国政府之命，交涉互换《天津条约》，咸丰帝派肃顺为代表，进行谈判。但此时，俄国提出新的要求：将《瑷珲条约》中规定中俄共管的乌苏里江以东地区划入俄国，并在西部提出大片领土要求。肃顺从俄国的新要求中，看出了《瑷珲条约》的严重性（这也是清政府第一次发现《瑷珲条约》丧权失地）。在他的谋划下，军机处复文对俄方要求逐一批驳，其中关于中俄东部边界，强调“自康熙年间鸣炮誓天，以兴安岭为界”，表明了清政府坚待《尼布楚条约》的立场。彼罗夫斯基见此，几度嚣嚷，肃顺在谈判中坚持己见，毫不让步。

中俄瑷珲条约割让领土示意图

从1859年9月至1860年5月，肃顺与俄国代表的谈判，断断续续，持续了近一年。在整个中国近代历史上，没有一个中国外交代表敢于在谈判中表现出如此强硬的态度。俄方代表见势只得离京．登上俄国太平洋舰队的战舰，前往上海与英法联军汇合去了。

肃顺以为胜利了，但后来的结果完全相反。由于黑龙龙江、吉林的清军已调入关内与太平军作战，俄国此时已经完成了对黑龙江以北、乌苏里江以东地区的军事占领。肃顺在谈判桌上的强硬态度，改变不了前方的敌我态势。外交是讲实力的，并不在于辞令有多么庄严。

肃顺的强硬态度，很大程度上还是在用“天朝”的眼光来看待世界。他还根本看不起俄国，并不知中国急需改革而改变自己的落后状态。俄罗斯代表这一次虽没有得手，但不久后随英法联军来到北京（第二次鸦片战争时），狐假虎威，胆小的恭亲王·奕訢（当时被咸丰帝安排负责留守北京处理对外事宜）同意了俄国的全部要求。而肃顺此时正随咸丰帝躲在热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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