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腊教育，无论是斯巴达的还是雅典的，在理论和实践上，目的都是造就最优秀的公民，而不是最优秀的赚钱者，它追求的是社会的福利，而不是个人的福利。由于各地对良好公民的理解不同，教育方法和教材自然也不同，但理想的目标则总是一样的。

斯巴达人和他们的学童的人生观是，他们相信，一个男人的全部任务就是勇敢，不怕困难和痛苦，成为一个优秀的军人，永远保持强壮的体格。当他的希腊人的本能需要得到满足时，他就将军事训练融入音乐舞蹈，歌唱赞颂勇气的歌曲。他们蔑视长篇大论和过久的沉思默想，他们认为，行动重于言词和思考，情况的本质总是可以用一句简洁的话表达出来。

斯巴达人的这种公民观决定了斯巴达人教育的目的。每天的磨难，没完没了的体格训练，对勇气和忍耐力的无休止的考验，这就是斯巴达男孩子的命运。他不学习读、写、算，他受到训练，用最少的词语和最短的句子说话。斯巴达人有什么需要识字和饶舌呢？他的想象力也从属于国家的理想，他的舞蹈、歌曲，他的最高的神祗，全都是军事性质的。

菲狄亚斯作品（菲狄亚斯命运三女神）

雅典人关于完美公民的概念宽泛得多，也更难达到。他们不满足于勇气与身体的和谐发展，同样还有不以牺牲身体健康为代价的头脑和想象力的训练。他们所需要的理想公民是体魄健美、广博的智力活动和文化修养以及无瑕疵的爱好。伯里克利在总结雅典理想时宣称：“我们热爱并追求智慧，但避免身体上的懒散;我们热爱和追求美，但避免不良嗜好和放纵。”

因此，雅典教育的目的是三重的：它的活动区分为身体、头脑和爱好。年轻雅典人的身体在角力学校的科学设计的锻炼中得到匀称的发展。年满18岁时，城邦用公费强使青年接受两年体育训练。以后，他终身可以免费在公共体育馆进行锻炼，除了等于是强迫自己不断地紧急服军役以外，没有任何事实上的强迫。

至于说到教育，每个男孩必须学习读、写、算，熟悉这些学科所包括的本国的著作。旨在发展音乐欣赏力和爱好的初等教育的另一部分是游戏和唱歌，虽然是选修的，但很少被忽视。由智者、雄辩师和哲学家提供的中等教育则只有较少富裕、有闲的人才打算接受。爱好和想象力在音乐学校和艺术学校得到培养。

但是像剧场、卫城、神庙和公共纪念物以及各种节日和宗教活动场合所不可少的舞蹈，其影响力则更强有力并对所有人产生影响。由于当时的流行观念认为艺术和音乐对性格有强有力的影响，希腊人认为这种美学教育特别重要。至于性格训练，则是希腊教育首当其冲的目标。希腊人的家长特别赋予教师的任务正是这一点。他们如此坚信美德是可以教导的，所以他们要求教师对他的学生以后的任何不端行为负责。

由于希腊学校的主要目标是训练和塑造年轻人的性格，假如学校教师和每个接触男孩子的人必须经过极其慎重的挑选，特别关注他们在德行和行为上的名声，这就是极其自然的。在斯巴达，这条原则肯定得到了遵守，由享有最高地位和声望的公民挑选出来的一个名叫儿童教育执法者的人掌管教育，教学不是由雇来的外国人或奴隶担任，而是在儿童教育执法者的监督下由本国公民担任。而在斯巴达，教育主要是与行为举止和国家的习俗有关，或者与每个成年人都知道的身体或军事锻炼有关，而公民们有着充裕的闲暇时间。

雅典的情况则更为艰难，儿童要学习的科目很多，其中有些科目是家长既无能力又无闲暇教授的。又由于雅典的白天上学的制度和希腊式的行为的特色，男孩子需要有一个人随时陪在身边，送他们上学，去体操学校，再把他们从学校和体操学校带回家。所以，既需要付酬的教师，又需要付酬的侍者。但是不能使教育花费昂贵，否则穷人就无力提供教育。因此，教仆往往是最廉价的、最卑微的奴隶，而教师这一类人受到极端的轻视。无疑，审慎的家长会为孩子挑选优秀的教辅、教师和儿童指导者，而且挑选时十分仔细。

最好的学校中的教师往往是有地位、有名望的人。但是，作为一个群体的教师整体受到轻视，则是毫无疑问的。儿童上学时，像他们去逛任何其他商店一样，神采飞扬，随身带着他们的宠物、小豹、猫和狗，在上课时逗他们玩。游手好闲的、吊儿郎当的人上学或去体操学校时，像逛市场上的货摊一样，喋喋不休地闲谈，东张西望，严重干扰课业的进行。

在雅典，学校教师和儿童指导者事实上是过分地依赖公众，尽管他们有权常常实施体罚，但他们似乎对学生和他们的朋友特别宽容。教仆虽然似乎有使被他们照看的孩子行为端正的责任，但他们自己往往不是看管孩子行为的合适的人选，他们往往发音错误，邪恶的习惯则更多。必须承认，雅典人为追求廉价的教育而要冒很大的危险，破坏了他们心中的主要目标，即性格训练。

正是对城邦的义务感，促进整个公民团体的幸福的决心，使得家长们甘愿承受牺牲，以便按照最能实现这个理想的方式教育他们的儿子。识字教师、音乐教师和儿童指导者的酬金、儿子在阿提卡的商店和农场服役的漫长的损失、斯巴达对家庭生活的破坏，对于家长一定是痛苦的考验，包含着很多牺牲，然而他们却毫无怨言。

希腊人认为，正确地教育未来的公民正是他们对城邦的义务，正如他们随时做好准备为城邦的事业而赴死一样，这两件事都是他心甘情愿做的。如果实行强迫识字教学的法律已经在雅典废弃不用，那只是因为公民们履行他们的义务已不需要强迫。城邦也没有给学校付费，因为每个公民，不论他多么贫穷，都做好了准备，随时对个人的奢侈消费和娱乐做出必要的牺牲，以便履行使孩子受到正当教育的义务。

城邦的干预仅仅是使学校教育尽可能便宜，尽可能容易被人接受。雅典历史学家修昔底德，通过伯里克利的嘴对雅典黄金时期的教育的崇高目的和成就进行了如下出色的总结。“如果我们没有经过艰苦的训练而宁愿以轻松的心情去迎接危险，如果我们的勇气是由习惯获得而不是被法律强迫，我们就不是崇高的胜利者吗？

尽管我们没有预见到痛苦，然而当痛苦的时刻来临时，我们能够像那些不允许自己躺下来休息的人一样勇敢。因此，不论在平时还是在战时，我们的城邦同样是受人尊敬的，因为我们热爱我们的情趣中美好的东西，我们培养智慧而不丧失勇气。我们使用财富，但不是为了空谈和炫耀，而是因为它真正有用，宣称自己贫穷，对我们来说并不丢脸，真正的丢脸是不去努力避免贫穷。

一个雅典公民并不因为关心自己的家庭就喜欢慢城邦。即使我们之中从事商业的人也热心政治。只有我们，对于那种对公共事务不感兴趣的人，不是看作无害的，而是看作废物。如果我们之中只有少数人是倡议者，我们所有的人对政策都有健全的判断。在我们看来，对行动的重大障碍不是讨论，而是缺乏在准备行动的讨论中获得的知识。

因为我们有在行动以前进行思考的特殊能力，也有行动的特殊能力，而其他人则是盲目勇敢，而对反省犹疑不决。凡是对生活中的痛苦和快乐都有着清醒的认识，并不因此而在危险中畏缩不前的人，肯定会被人们尊敬为最勇敢的人。”对希腊的黄金时期一一处于光辉顶点时期的雅典的出色描述，城邦中的很多非学校的教育力量都在这里展示出来。

首先，伯里克利时代的雅典人是生活在一种无与伦比的天才和文化的氛围中。他徒步经过神庙，那里墙顶横饰带上菲狄亚斯的雕刻栩栩如生，在用伊克第纳或卡利克拉提斯的技术建立起来的、上面有波力诺塔斯的光彩夺目的彩绘的柱廊的阴影下，一直到群众大会的会场，在那里，他就像是海之滨的雅利安远祖或日耳曼森林中条顿民族的远亲一样，他不能不作为一个自由人参与决定他的国家的命运。

在那里，像一个知道他最重视的是国家已经到达危急时刻的人一样，以急切的心情倾听伯里克利的寓意深长的演说。或者，在稍后的时期，他会对尼西亚斯在反对克利翁的暴乱时的审慎的精明或阿尔基比阿德斯的鲁莽的出众才华做出估量。然后，当盛大的狂欢节随着春天的到来而再一次来临、海上交通再一次开放、来自希腊各地的外乡人再一次为了消遣或商业而聚集到雅典时，他会早早地坐在戴奥尼索斯剧场里，从日出到日落，目不转睛地注视着连续上演的悲剧，索福克勒斯、尤里披蒂和巧斯岛的艾翁正在这些戏剧演出中争夺诗歌奖。

不然，在较小的节日，他们会去观看尤波力斯、阿里斯多芬尼斯或年长的克拉提努斯的喜剧，欣赏这些喜剧中的调笑取乐或甜美乐曲的片断，聆听它们对私敌的粗鲁的攻击和对人所共知的胆小鬼和放荡汉的取乐与嘲笑，而在这一切的背后，是它们的弦外之音和急切的政治目的。当他经过市场或顺便看一下某一所角力学校时，他可能会偶然遇到一群人正在热烈交谈，或者屏气凝神地坚持倾听一个人的谈话，他可能觉得自己是倾听高尔吉亚的高谈阔论，或者在听苏格拉底的严肃辩证法的片断。

对于一个接受这种教育的人，书本还能做什么呢?雅典所提供的教育是学生所亲眼看见的、亲自听到的，通过共鸣的魔法所领会到的，而不是通过阅读得到的。雅典人训练他们的孩子，不是像斯巴达或罗马那样靠纪律，而是靠通情达理影响的经久不衰的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