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中国历史传承最为悠久的城市之一,如今,北京的天安门广场、紫禁城早已成为中国文化的一张名片,中外游客,无不流连忘返。
说起北京,大家或许都会想起“和平将军”傅作义。
1949年傅作义审时度势,做出了起义的重要决定,进而促成了北平的和平解放,也保护了城中文物、建筑的完整。
傅作义怎么死的(傅作义死后)
不过,很多人有所不知的是,傅作义之所以决定起义,有一个人的贡献不可忽视,她便是傅作义之女,傅冬菊。
作为共产党员,傅冬菊所做的思想工作,为傅作义打消了很多顾虑。
那么,国军高级将领之女,傅冬菊为何是共产党员?她具体做出了怎样的贡献?后来,她的结局又如何呢?
1895年,傅作义生于山东,自幼他便爱好读书,15岁那年,他顺利考入山西太原陆军小学。
由于对孙中山先生仰慕已久,次年辛亥革命爆发后,傅作义积极响应,并担任起义学生排排长一职,在娘子关一带给清兵造成了重大打击。
年纪轻轻,傅作义的指挥才能便彰显无遗,后来,他被保送进入保定军官学校第五期,1918年又加入了阎锡山的晋军,任少尉见习官一职。
军阀混战时期,通过天镇之战、涿州战役等著名以少胜多的战役,傅作义在军中崭露头角。
1930年中原大战结束后,他已是国民党第35军军长,兼任绥远省政府主席。
真正让傅作义一战成名的,当属抗日战争。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面对侵略者的到来,蒋介石提出了所谓的“攘外必先安内”政策,而张学良也在他的授意下,一枪未发便将东三省拱手相让。
对此,傅作义痛心疾首,他立即与宋哲元等50余名国军高级将领联合通电,呼吁全国人民统一协作、共御外敌。
不仅如此,傅作义还以身作则,将35军改编为59军,亲自指挥,走上了抗日前线。
在长城抗战中,傅作义所部毙敌246人,在国军普遍消极抵抗的大背景下,这一战绩已经弥足珍贵。
全面抗战爆发后,傅作义担任第7集团军总司令,他表示,“只要一息尚存,誓与日寇血战到底,为国捐躯,义无反顾”。
就这样,抱着必死的决心,傅作义指挥部队取得了著名的五原大捷,击毙日伪军5000余人。
这一战,也鼓舞了全国人民团结抗日的士气。
值得一提的是,抗日期间,傅作义多次与共产党携手合作,他还曾效仿毛主席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对国军军纪进行了整改。
然而,抗日战争结束后,蒋介石罔顾国内来之不易的和平局势,一手掀起了全面内战,作为国民党高层,傅作义也被迫站在了共产党的对立面。
当然了,得民心者得天下,穷兵黩武的国民党,最终一败涂地。
1948年11月初,平津战役打响,傅作义率领55万人,在东起唐山、西至张家口上千里的铁路线上,设下了严密的防线。
不过,他还是低估了华北野战军的实力,11月底杨成武兵团迅速攻占张家口,傅作义的防线被彻底击穿。
12月上旬,东北野战军顺利入关,北平更是遭到了层层包围,至此,傅作义退无可退。
摆在傅作义眼前的,只有两条路。
一条是死守平津地区,等候蒋介石的支援。
不过,当时国民党兵败如山倒,蒋介石到处灭火,根本无暇顾及。
二是弃暗投明,率兵起义,可傅作义一直将忠诚视作人生准则,所以始终举棋不定。
就在这时,傅作义之女傅冬菊挺身而出,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事实上,早在11月初,她便在党组织的安排下由天津奔赴北平,来到了傅作义的身边,而她此行的目的,正是促成傅作义的起义。
由国军高层之女,到共产党员,傅冬菊的成长经历相当坎坷。
傅冬菊出生于1924年,她的童年,充斥着军阀混战、国共内战和日寇来袭的记忆。
1941年,日军一路西进,从北京到河北,直逼山西,傅冬菊跟着母亲,从太原辗转多地,最终来到了重庆避难。
在高中读书期间,傅冬菊经常随同学前往《新华日报》社玩耍,在那里,她首次结识了周总理。
见这些学生求知欲很旺盛,周总理经常从百忙之中抽出时间,与她们交流,并且告诫她们,要勤读书、读好书。
而且不能只停留在课本上,还要多关心社会这本大书。
对周总理的谆谆教导教诲,傅冬菊一直牢记在心,熟悉了以后,傅冬菊便喊周总理为“周伯伯”。
然而,周总理却笑了笑,和蔼地纠正道:“不能这么喊,我比你父亲还小三岁,喊我周叔叔就行”。
在周总理的影响下,傅冬菊逐渐接触到进步思想,对抗日救国也相当热忱。
她积极参与爱国学生组织的“号角社”,在考入西南联大后,还加入了党的外围组织“民主青年联盟”。
1946年,就在解放战争爆发后,傅冬菊前往天津,进入《大公报》担任一名编辑,在此期间,她还毅然决然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由于她是傅作义之女,经常在北平与天津之间往返,所以,她总是在家里“顺走”一些华北“剿总”的便笺,并且用来给天津的地下党同志开路条。
当时,国军只要见到这一便笺,便会立刻放行,可见,傅冬菊为天津的地下工作,做出了诸多重要的贡献。
1948年11月,辽沈战役以东北野战军的大获全胜告终,东北地区的解放形势已经不可阻挡,压力便来到了镇守华北的傅作义身上。
此时,傅冬菊接到任务,前往北平,在傅作义身边观察,推动他实现平津地区的和平解放。
一见面,傅冬菊便开门见山,“父亲,我听共产党的朋友说,他们都希望你能再次合作,和平解放两地,避免工业重镇天津和文化古都北平遭受战火的摧残”。
傅作义一听这话,大为紧张,他顿时将书房的门关紧,压低声音问道:“你这个朋友,是真共产党员,还是军统、中统的特务?”
傅冬菊连忙回答:“是真的共产党员”,见父亲皱起眉头、将信将疑,傅冬菊又补充了一句,“毛主席派来的”。
没想到,一听到是毛主席的意思,傅作义的神情立马严肃起来,他低头思考,不停地踱步,迟迟没有出声。
见父亲犹豫不决,傅冬菊想起了组织上传授的激将法,于是她主动提及了两件事。
一是1940年五原战役取得大捷后,傅作义受到了国民党的嘉奖,蒋介石亲自给他颁发青天白日勋章。
要知道,这一勋章是国民党内部的最高荣誉,第一个获得者是蒋介石本人,第二个便是傅作义。
然而,面对这一殊荣,傅作义却果断拒绝了。
名义上,他自称功劳低微,但傅冬菊很清楚,蒋介石消极抗日的态度,傅作义一直心怀不满,这才拒绝了党内的最高荣誉。
第二件事还得追溯到1945年,当时抗日战争即将结束,傅作义公开表态“日军撤出中国,我就卸甲归田”。
可随之而来的内战,令傅作义进退两难,最终,他被裹挟着加入,但“自己人打自己人”的战争,始终是傅作义心里难以愈合的伤疤。
正因如此,傅冬菊主动提起这两件往事,提醒父亲,和平来之不易,好战的蒋介石不值得为之卖命。
听到女儿有理有据的劝告,傅作义心中也有所触动,但他还是没有表态,只是关切地告诉傅冬菊“要时刻小心,你是我的女儿,国民党特务会对你盯得很紧”。
此后,傅冬菊便时刻待在父亲身边,她明白傅作义心里充满矛盾,也就不再着急,只是尽量照顾他的情绪。
平日里,傅冬菊经常给父亲做一些山西小菜,还在不经意间透露共产党的政策,希望能撬动他心中犹豫的天平。
见女儿对此事如此热忱,傅作义也难免会感觉有些奇怪:“你真的不是共产党吗?”
每当傅作义这么问,傅冬菊都一笑置之:“我还没有那个资格”。
与此同时,前线的战事,令傅作义的选择越来越少,12月初东北野战军入关后,傅作义更是进退维谷。
傅冬菊敏锐地注意到,他的思想已经开始松动,于是她果断向党中央汇报情况,在各方势力的共同推动下,傅作义终于答应了谈判。
然而,傅作义的心中仍有顾虑,主要是两点。
一方面,10月初,新华社公布了43名国民党战犯名单,傅作义赫然在列。
另一方面,北平被围后,蒋介石对傅作义百般拉拢,还派出蒋经国带来了“千军易得,一将难求”的亲笔信,要求他率部突围。
忠义难两全,如果坚守北平,战败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如果率部突围,胜算也相当渺茫。
只有起义,才能确保北平的完整、维护百姓的安全,这个选择其实并不困难。
但傅作义担心自己的战犯身份,起义后会遭到清算,也担心背弃蒋介石,会背负叛徒的骂名。
看清这点后,傅冬菊立即与组织取得联系,她先是邀请德高望重的刘厚同老先生前来劝说。
刘厚同直言:“忠,要忠于百姓,而不是忠于一人”。
并且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向傅作义说明,国统区人民流离失所,而解放区则是一片安居乐业的和谐景象,帮助傅作义打消了一个顾虑。
随后,傅冬菊又将情况直接汇报给毛主席,为此,毛主席发来了六条电文,表示将傅作义列为头号战犯,只是出于他人身安全和斗争策略的考量。
得知此事后,傅作义一颗悬着的心,彻底放了下来。
就这样,1949年1月22日,傅作义率部离开北平,并且公开宣读了《关于和平解放北平问题的协议》。
至此,我党不费一兵一卒,便实现了北平的解放。
事情告一段落后,傅作义曾前去西柏坡拜会毛主席,但见面时一直低着头,一句话也不敢多说。
没想到,毛主席却亲切地握住了他的手,诚恳地说道,“你是北平的大功臣,应该奖你一枚天坛一样大的奖章”。
傅冬菊在北平和平解放后则独自回到了天津生活,在《进步日报》中担任一名普通的记者。
后来,《进步日报》停刊,她没有选择躺在功劳簿上,而是深藏自己的身份,跟随刘邓大军走上前线,负责报道前线战事。
在西南地区,她一手一脚促成了《云南日报》的顺利创刊。
新中国成立后,傅冬菊仍然不知疲倦,1982年,她果断踏上了另一段征程,前往新华社香港分社,进行统战活动。
在工作中,傅冬菊全力以赴,但在生活上,她却相当简朴,除了基本的衣食住行外,傅冬菊几乎没有任何花销,将所有的钱财都攒了下来。
1998年,她以父亲的名义,向山西省临猗县老家拨款建校,历时两年,一座四层的教学楼顺利竣工,被命名为“作义中学”。
晚年间,傅冬菊重新审视当年的经历,对父亲一开始的犹豫也逐渐开始理解,她表示:“为了百姓的和平,放弃一切并不容易,我为有这样一位因民族大义而牺牲小我的父亲感到自豪”。
正如毛主席所言:“和平解放北平,宜生(傅作义,字宜生)功劳很大,人民永远不会忘记你”。
虎父无犬女,傅作义和傅冬菊都是识时务者的大英雄,虽然如今他们都已经与世长辞,但他们的贡献已经载入史册,必将获得永久的纪念。
发表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