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朝历代重文轻武是常有的现象，但只有两宋时期受此毒害最深。历史没有哪一个朝代武将的地位比两宋更低，归根结底还是与宋代的军事体制有关。

自唐中期的“安史之乱”开始，中原地区兵连祸结的状况持续了200余年，靠兵变登上皇位的宋太祖深知赵宋政权要想不重蹈覆辙，必须改革兵制，加强集权，否则断无长治久安的可能性。为此，他进行了一系列以实行高度中央集权为宗旨的军事改革，建立了枢密院——三衙统兵体制，实行以文制武制度。

宋太祖夺取政权后，立即执行了“罢功臣，释兵权，制将帅，立兵制”之策，解除功臣宿将兵祸，同时解除节度使的行政权和兵权，将中央和地方的兵权收归到他本人手中。为了从体制上限制将领权限，使兵权完全集中到皇帝手中，宋朝确立了枢密院——三衙统兵体制。

兵符是古代军中什么的一种信物（兵符和虎符的区别）

枢密院是宋代主管军机事务的最高机构，与中书省“对持文武二柄”，并称东西二府。其长官有枢密使和副使，有时设签书枢密院事和同签书枢密院事，或以知枢密院事、同知枢密院事代替枢密使和副使。

枢密使的职责，据《宋史·职官志》记载，主要是掌管军国机务、兵防、边备、戎马之政令，出纳密命，以及侍卫诸班直、内外禁兵的招募、阅试、赏罚等事。

宋朝尚书省尽管也设有兵部，名义上掌管兵卫、仪仗、武举、器械等，但实际上它的职权却被枢密院侵夺而形同虚设。宋神宗改革时，曾有大臣上书恢复兵部的职权，遭到神宗的反对，他的理由是：“祖宗不以兵权归有司，故专命官统之，互相维制，何可废也”。

“三衙”具体指殿前都指挥使司、侍卫亲军马军都指挥使司和侍卫亲军步军都指挥使司。三衙的统兵体制的建立，巧妙地把兵权一分为三。“兵符出于密院，而不得统其众；兵众隶于三衙，而不得专其制”，有调兵权的枢密院不直接掌管军队，掌管军队的三衙却调不动兵，遇有战事，由皇帝任命将领领兵出征，从而实现了“发兵之权”与“握兵之权”的分离。

这一体制的确立，客观上消除了中唐以来绵延200多年的藩镇割据局面，起到了重大作用。说宋代“历数百年而无兵患”，与此有着密切的关系。

但这种体制也有毒副作用，由于过分地集权于中央，统制过严，机构重叠，造成了主兵机构与非主兵机构之间、主兵机构与将帅之间、将帅与将帅之间、主将与副将之间、部队与部队之间权限不明，政出多门，各自为政，不能互相协调。

唐末五代兵变频繁，致使宋代皇帝和士大夫们养成了一种根深蒂固的偏见，认为武将位尊权重，必然会尾大不掉，形成藩镇割据之患。因此对将领无端猜测和百般防范，实行以文制武，通过文臣主兵，用宦官督察，以阵图钳制等手段来削弱将领的指挥权。皇帝认为，似乎只有这样做，才可保国家承平和长治久安。

宋朝枢密院长官一般由文臣担任，正式贯彻了以文制武的精神。有宋一代，尽管也有个别的武将出任枢密院长官的特例，但大都遭到朝臣的猜疑。如仁宗时期名将狄青曾任枢密使，此举又引起了轩然大波，文臣们反对的理由是“不受祖宗之成规，而自此五季衰乱之政”。

至于南宋初年任命韩世忠、张俊、岳飞为枢密使和枢密副使，则是宋高宗剥夺他们兵权的阴谋。很快他们就被免职，对岳飞甚至以莫须有的罪名予以杀害。这样做的结果，使晚唐五代时期武夫横行、文官低眉拱手的情形完全被颠倒过来。

以文制武的现象不仅在中央存在，地方亦然。真宗以后，以文臣任统兵官，督率武将渐成惯例。安抚使、经略安抚使等官职，往往都有文臣担任。诚然，中国历史上文人儒将主兵而立下赫赫战功者不乏其人，问题的关键是在重文轻武风气的影响下，文人大多不懂军事，未经战阵，缺乏统兵作战的实际能力，让他们领兵其结果可想而知。

沿用宦官监军的陋习，始于宋太宗，后继之君沿之。由于宦官在夺取帝位时出了大力，太宗遂倚他们为心腹亲信，让他们参预军政，给予监督钳制将帅乃至指挥军队的全权。

但宦官们生长于深宫之中，大都不谙兵事，结果往往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有的宦官更是倚仗权势，为非作歹。如北宋末年的宦官童贯，他主持伐辽之战，为掩饰败迹，竟暗中约金朝出兵，结果是引狼入室，加速了北宋的灭亡。宦官监军的弊病，于此可见一斑。

北宋神宗时，任命王安石为相，推行旨在富国强兵，改变积弱积贫局面的全面变法运动。其中所实行的将兵法彻底颠覆了宋朝的统兵制度。

将兵法是为了改变宋代将不知兵、兵不识将弊端而实行的。将兵法推行后，总计当时各地所设的将有140多个，它已非是官职而变成军队的一级编制。各将的兵力，从3000人至1万人不等，每将设正将和副将各一人作统兵官。正将、副将之下，又以各部兵力多寡而置部将、队将、押队、使臣等职。这些人的职责是管理、训练和指挥所部军队。

将兵法的实行，使将和副将有了对所部军队进行统驭、训练和指挥的权力，将得专其兵，初步改变了以文制武的旧制，武将的地位也有了一定的提高。司马光曾比较过改革前后州县文官的职权变化时说：“国朝置总管、钤辖、都监、监押为将帅之官。凡州县兵马，其长吏未尝不同管辖，盖知州则一州之将，知县则一县之将也。”

将兵法改革的结果，无疑有利于宋朝军队战斗力的提高，但遗憾的是这个革新的办法并没有持续太长的时间。

南宋初年，由于社会动荡，战争频繁，宋朝政权风雨飘摇，原已被削弱的以文制武体制受到了更大的冲击，基本上已经荡然无存。尽管南宋朝廷也设置了督府之类机构来节制各路大军，但实际上已不可能对武将进行有效的控制。

为了防止武将拥兵自重，位高震主，南宋朝廷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恢复了以文制武的体制。岳飞等三大将兵权被罢后，宋朝廷设置了淮东、淮西、湖广和四川4个总领，同时加强总领的监督职能，规定总领除管理各路大军的钱粮供应外，还节制诸军。

但实际上总领并未实现对各屯驻大军的有力监督，自孝宗至宁宗前期，也委派过一些文臣任制置使、宣抚使等，然而各都统制依旧拥有相当大的权力。

宋宁宗开禧二年（1206），吴曦降金，宋朝朝野震惊。为防止此类事件再次发生，宋朝逐步加强制置使、安抚置制使、宣抚使、督视军马、都督军马之类官员的统兵权力。这些官员基本上由文臣担任，尽管他们的品级高低不一，却逐渐削弱和取代了各都统制的事权，成为大军区统兵官，直接指挥前线军务。

宋理宗绍定末年，也就是宋蒙战争正式爆发之前，宋已经形成制置司和都统司两级指挥体制，三衙和十都统领导体制发生了变化。宋蒙战争开始后，各都统司的地位继续下降，兵力日益削弱，制置使等官员的地位却在提高。

随着以文制武体制的恢复，北宋时固有的各种弊病亦死灰复燃。宋末宰相文天祥曾清楚地指出它弊病所在：“既有宣阃，又有制司；既有制置副使，又有安抚副使。事权俱重，体统未明。”但只要统治者重文轻武的宗旨没有丝毫改变，这种机构重叠、十羊九牧的状况就会一直持续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