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家不同战略的合理性比较

吴与魏、蜀都有一个共同的愿望、即统一中国。也有一个共同的弱点，均后继乏人。结果三国鼎立的均衡运动持续了半个多世纪，最后“为他人作嫁衣裳”，给司马氏得了渔翁之利。

尽管如此，对于三家不同的立国战略，还是可作点比较研究、分析各自的短长、在“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三分角逐中，有过不少灿烂的历史篇章。

三分魏蜀吴（三分魏蜀吴二晋前后延是什么意思）

曹操的立国战略，是依托于汉室名义，挟天子以令诸侯，快速完成统一，然后以禅让方式取而代之。粗看有一定的合理性，但细看发现存在问题。处大乱之后的大变局，能否吹枯拉朽，一步到位。回顾历史上的所有大动乱之后，都不容易一步到位，让一家轻易独得，而往往需要从长规划，分步走向统一；急躁冒进，难以一步完成大业。通过“过渡期”，也许突然跳出一匹气“黑马”。秦末大起义中，以楚霸王项羽为最强，且也曾借用过楚怀王为幌子，结果分封十七王，难以摆平；又通过楚汉分争过渡，结果让刘邦成为“以弱胜强”的“黑马”。晋代“八王之乱”，“永嘉之乱”，无法“一步到位”求得天下统一。经历五胡十六国、魏晋南北朝，长期分裂。最后北周丞相杨坚利用静帝年幼取而代之，再灭后梁和陈国，才完成统一。隋末亡于农民起义，经多方豪杰角力，分割成几个割据势力，经历九年大战，接下来又通过内讧的“玄武门之变”完成真正的稳定统一。严格说李渊时期含有过渡性质。至于唐末大乱，从藩镇割据到五代十国，过渡期更纷乱而久长、绵延几代人，“黑马”赵匡胤意外得天下，那是利用周世宗短寿，恭帝幼年即位，孤儿寡母可欺，然后依靠周世宗所缔定的基业，分头击破小国。元末的割据战争和农民起义，同样纷乱了好一阵，朱元璋也是以后起之秀爆冷门出现的。至于宋、明亡于外来游牧部族，类型不同，不在此例。清末民国时，过渡期同样很长，直到1949年才获统一（还留下台湾问题短期内可能不太好解决）。总之，急于求成的战略步骤，徒劳无益，而且风险不小。考察曹操依靠陆战用的步兵、骑兵为主力，与孙刘联军开打赤壁之战，实质外强中干，毫无胜利把握，就匆促地发动大规模江上决战，其后果是损兵折将，还丢掉了既得的荆州。战略错误，反而推迟了统一的进程。本来从客观条件而论，曹魏成功的可能性最大，既得汉室正统的旗帜，又得中原众多人才，经济基础生产水平和劳动力人数都远优于吴或蜀。只要整训扩充水军，分离孙刘联盟，加以各个击破，估计二十年内有望实现统一。试看孙刘不久分裂，陷于内斗，联盟破裂后孙权危急，称臣于曹魏，曹军若乘机发兵，及时南进，分别各个击破，胜利在望了。关键在于平时要充分准备，并随时把握机遇。曹操未完善战略准备。曹丕又不会捕捉战机，以致主动局面转而成为被动，迟误日久，终于没落。

诸葛亮与刘备的“隆中对策”，徒有虚名，漏洞百出，反而给自己捆住了手脚。诸葛亮给刘备对策的战略核心是“立足荆州，进取蜀中，两路北伐，恢复汉室”，乃不现实的空想主义。而且时移境变后仍坚持既定方针不肯调整战略。其不切实际之处有几个方面：一是“立足荆州”，与东吴的战略利益相冲突。凭刘备一万人的兵力，断乎争夺不到荆州，临时“借”得终难固守，短期或可，长久必败。东吴对荆州志在必得，既由吴军为主力把荆州从曹操手里夺过来了，彼等岂肯拱手让给别人？设身处地想吴会若无荆州作屏障，门户洞开，难以自立。三方均视此为战略必争之地。所以孙权允“借”时，言明刘备取蜀后须把荆州还给东吴。事后刘备坚持仍要“立足荆州”，不守信诺，以致造成败盟分裂的危机，这是由“隆中对策”的战略种下恶果的。二是把蜀中与荆州联成两翼，表面主动，其实被动。由于两处隔着重重大山，蜀道艰难，陆路不通；水路又有三峡之险，舟行类于蜀道，进出艰险。因而荆蜀睽隔两地，不能互助，反而互累。荆州一有危急，刘备急忙从蜀中调兵援救，忽闻曹操进兵汉中，威胁蜀中，又匆匆赶回蜀中应付。千山万水之间怎能把千军万马随意调遣？所谓两路北伐，更属画饼充饥，荆州自保尚难安全，怎么能妄想从荆州北伐“直趋宛洛”？三是由蜀中北伐恢复汉室，可谓纸上谈兵。翻开地图可看到所谓蜀中，只是今四川省的一半。凭这一点人力物力如何能统一全国？《孙子兵法·形篇》提出战略命题说：胜利的基础归根于国土之广大，物产之丰富，兵员之众多，敌我力量对比上的绝对优势。蜀中极少的兵力、民力、物力、财力、地力、资源，如何有能力北伐中原大国？这是自不量力。定策未面对现实，蜀中人矮马小，兵微将寡，而曹魏北人“身高马大、兵多将广”，若欲与之长期对抗，宜借秦岭险要防守，不宜出歧山跨平原主动进攻，诸葛亮在失去荆州以后，仍坚持孤军北上，“六出岐山”，劳民伤财，屡次败退，毫无成效。由于山路崎岖，征程遥远，粮草供应不上，如此战略战术，违反兵法的基本原理，《兵法》云：“出兵不能久，久则不利。”再云：“不可胜者，守也。”又云：“钝兵挫锐，屈力弹货，久暴师则国用不足。”频繁发动大规模征伐，耗费大量费用、粮秣、物资，造成兵疲、气挫、力尽、财竭，使蜀国民穷财尽，这都是诸葛亮战略决策失误所致。四是“复兴汉室”，作为战略最终目标，也并不现实。孙权与鲁肃的计议，分析形势是“汉室不能复兴，曹操不能卒除，宜保荆扬以图天下”，较符合实际状况。眼看汉王朝大势已去，“复汉”违反历史潮流有类清末的康梁“保皇”。非识时务的俊杰。

对比着看，孙权的战略战术高出一筹，实与刘备的绝望呼号，诸葛亮的书生意气不可同日而语，甚至比曹氏父子的自况周文王、周武王更切实而高明。正如孙武所言：“未战而庙算胜者，得算多也。”孙权不但总体战略步骤切实而富有创意，而且持之以恒，紧扣战略的核心理念，结合兵法原理，扎实地丰富战略内容，并辅以灵活的战术，积累取胜的要素，保证战略落到实处。从鼎足江东出发，水军立国，据有荆扬，竟长江所极，至于南海，瞻望海外，一步一个脚印地实现总体战略，完成帝业是水到渠成。对于联刘抗曹，灵活掌握，以柔克刚，常于危机中机动变化，貌似屈从，实际获利，终能化被动为主动，从而主导着整个三国“动态平衡”的局势。

整部中华历史上，冷兵器时代大乱之后总是由北方发动南征统一，没有南方正权北伐统一（严格意义上说朱元璋也非先建国后北伐），这是由于在枪炮盛行以前北方总是具有兵强马壮铁骑如织、射手如云和传统政治文化的优势，为南方地方正权所不及。孙权之能长期对抗中原的曹魏，客观上是利用对方的战略失误，主观上又能调动最大限度的战略要素，才能维持鼎立格局达半个多世纪。后子孙不肖，未能弘扬战略优势，又当别论了。尽管如此，在魏、蜀、吴三国中吴国国运坚持得最久。

作者邹身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