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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2年初的一天，毛主席正在听取公安部长罗瑞卿关于“三反运动”的工作汇报。

但就在这时，负责组织人民志愿军出国作战任务的聂荣臻元帅却突然造访，进门就把一包东西放在了毛主席的办公桌上，并说道：“这些杀人不见血的刽子手，他们把一些过期的药品，和一些没经过消毒的棉纱冒充合格的产品卖给我们，结果我们的指战员，用了这些假药，眼看着就死在我们自己的医院中！”

罗长子怎么坐了轮椅（罗圈腿是怎么回事）

主席两手颤巍巍地打开了那包假药，半晌没有说话。他默默看着聂帅送来的这些假药，内心止不住地痛。

突然一把将药品掀落在地，震怒道：“是可忍，孰不可忍！”

毛主席当即下了“追杀令”，让上海市长陈毅彻查此事。

在陈毅经过一番调查后，终于将黑心商人揪了出来

而鉴于像假药贩子这样投机倒把的资本家不在少数，其中最为典型的，就是上海“大康药房”老板王康年，也就是志愿军假药案的真凶。

根据后来落马官员回忆，王康年先后贿赂政府干部多达85人，行贿金额高达两亿人民币（旧币）。

银行、医院、解放军及志愿军后勤部纷纷向法院递上诉状，经统计，3年间，王康年盗窃、欺诈国家资产总计达26亿元！

1924年，王康年生于浙江杭州，从小就励志要闯荡出一番大事业！1941年，17岁的王康年成为了一名电台报告员。 做了报告员的王康年不满足于现状，终日都在一门心思地思索怎么样才能赚大钱，恰巧上海大亚电台又是一家商业性质的电台，每天播报的都是一些商业行情、产品广告，这倒是给了他不少启发，渐渐有了自己的小算盘。

结婚之后在岳父的帮助下，王康年在西藏路的生吉里开起了杂货铺，做点小买卖。

后来，因为是战争时期，药品逐渐成为紧俏的物资，西药的行情大涨，王康年抓住机会，将百货商店搬到北京西路434号的景星里，更名为大康药行，开始制药贩药。

王康年拿玉米淀粉做成的假药，人们深受其害。

由于战事吃紧，消炎药供不应求，因而价格飞涨。进货需要支付定金，王康年手里资金不够，没有办法拿到药品。

但他却想到了一个“空手套白狼”的发财之路。他向客户收取定金，拿到钱了就攥到自己手里，不去进药也不给客户发货，耍起了老赖。虽然钱是赚到了，但也把自己搞得臭名远扬。

有一次，一个药商将价值2亿法币的药品存放在大康西药行，这个时候王康年又起了坏心思，他私自将药品全部卖掉，把钱揣到自己口袋中。

到了取货日期，王康年突然宣布大康西药行破产，自己躲了起来。找不到王康年的药商，便将他告上法庭。

当时正值上海解放时期，兵荒马乱。法官无心审理，此案便不了了之。

上海解放后，需要重振经济，王康年的陈年旧事虽为人不齿，但眼下正是百废待兴，用人之际。

人民政府采用扶持工商业发展的手段，也是在政府的调解下，大康药行将以往拖欠的药物转为债务，让它得以继续运转下去，时任上海市市长的陈毅也没想到自己用于恢复经济的政策会滋生出一个隐蔽的祸端。王康年为了打开销路，他还屡次向政府官员行贿，金钱、美人，什么有用送什么，可以说是把能做的不能做的通通做了个遍。

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美军不断步步紧逼，战火很快烧到了鸭绿江。

在一番艰难抉择之后，中央决定派出百万雄兵增援朝鲜。

当时的新中国百废待兴，但为了保障这支百万大军的后勤补给，广大劳动人民齐心协力加强生产，并在全国积极地开展了爱国公约运动。

可以说，抗美援朝是在全国范围内开展的一场人民战争。

在1951年11月，志愿军在朝鲜战场的情况不容乐观，许多将士负伤感染之后，因为没有药品，最后只能痛苦地死去。当志愿军某部后勤工作人员到上海采购急包括黄凡士林、氯霉素等前线医院急需的药品，总价值达3亿元人民币。就在这个时候，王康年嗅到了绝佳的机会。展开各种手段，最后成功拿下了一笔高达三亿元的大订单。

但是由于是急需品，王康年虽然已经扩大了生产，但是还是不够。

王康年在市场上用极其低廉的价格，购买了一大批过期药物和医用器材，甚至还有不少假药。到了12月11日交货当日，药店员工清点库存，发现药品数量不及志愿军订单要求的一半，他们焦急地询问王康年该如何处理，王却漫不经心地撇下一句话：“抗美援朝战场路远，没啥关系，这事儿我拿得稳。”

因为前线紧急，大家也没有仔细检查，就这样被送去了前线。

不久，前线却传来一条让人愤怒的消息：朝鲜前线的志愿军使用了劣质的药品来救治伤员，不但没有起到救治作用，反而耽误了救治时间，加速了伤口感染，导致很多伤员截肢甚至死亡......

彭德怀当即拿着这些黑心纱布和假药，找到了解放军总参谋长聂荣臻，将事情的来龙去脉一五一十地说个清楚。

聂老总得知这个事后，亦是十分愤怒，二话不说当即拿着东西去找毛主席。

毛主席一挥手把假药掼到地上，怒不可遏。

当他听到这些假药来自上海的时候，他大声对罗瑞卿说：

“罗长子，通知陈毅，彻查到底，严惩不贷！”

因为这些药品来自上海，彻查的重任就落在了上海市委书记陈毅的肩上。

在经过缜密调查之后，此事很快水落石出，假药的供应商叫王康年。

在这次的事件中，直接受害的是中国千千万万的人民。毛主席决心要下令整顿，开展对待危害中国的不法资本家的“五反运动”。要求坚决反对行贿、反对偷税漏税、反对盗骗国家财产、反对偷工减料和反对盗窃经济情报的斗争，坚决惩治违法的资本家们。精准打击那些违法犯罪的不良资本家，查处涉案人数超过40万人。

1952年2月4日，“奸商”王康年被正式逮捕入狱。次年2月28日，上海市人民法庭以“行贿、偷逃漏税、盗骗国家资财”等三项罪行，判处王康年死刑，立即执行，并同时追缴他所有违法所得资产。

“王康年案”为何要延至一年后才判决呢？

很简单，因为“王康年案”所涉及到的人员、金额、事项等都太多、太杂了，想要全部将其审理清楚，并非是一朝一夕的事情。

据统计，1949年复业到1951年的两三年间，其销售额就达到了350亿人民币（旧币），除去其他的支出，净利润高达26亿。

王康年以贿赂手段，曾先后向分属的37个国家机关等单位的工作人员行贿的数额，就多达2亿元。

近些年，也不知道从哪里冒出来一群所谓“史学家”，开始为王康年伸冤，写了一篇《卖假药给志愿军的“奸商王康年”冤案真相》说此人是被冤枉的。

理由是：王康年不肯捐飞机、不肯捐款给志愿军、所以才会被抓走枪决，所以才会被抄家。

王康年被枪决，到底冤不冤枉？相信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