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人做成一件事容易，做成十件事就很难，要想一辈子不失败，每一件事都能成功，最难。

苏先骏

对于大多数人而言，这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

国家兴盛十年时间容易，持续兴盛数代百年很难，但也不是没有可能。要想长盛不衰，就成了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自从有人类以来，极少有长盛不衰的国家。

所以个人也好，国家也罢，偶尔的胜利不值得炫耀，能“从胜利走向胜利”才是最牛逼的。如果有人能做到这一点，人们愿意称之为神。

那有什么方法，可以保证个人能做成每件事、国家能长盛不衰呢？

其实也有，这个方法便是“不贰过。”

所谓“不贰过”，不是说天神下凡从来不犯错误，而是犯了错误以后，能总结经验吸取教训，以后再也不犯同样的错误。

人非圣贤孰能无过。

只要知错能改，尽可能避开成功路上的绊脚石，经过多次尝试，一件事总有做成的时候，如此循环往复，便能增加“从胜利走向胜利”的概率。

而且犯的错误越多，规避的雷区也越多，慢慢的就明白什么是正确的，什么是错误的，等到阅历丰富的时候，便能随心所欲而不逾矩。

那么个人一辈子不失败、国家长盛不衰，就是可以完成的目标。

但是“不贰过”说起来简单，做起来极难。

有的人制定了年度计划，雄心勃勃的想大干一场，结果一年到头，年度计划几乎没有完成几项，年终修修改改，第二年再用一次。

这样一年一年又一年，一辈子很快就荒废了。

有的人年轻时抽烟酗酒熬夜，养了一身臭毛病。随着年纪渐增，身体出了各种问题，医生告诫要改正错误的生活习惯。

然而他照样糟蹋身体，终于住进了ICU。

有的人借钱创业，被割韭菜之后负债累累。下一次发现所谓的好项目，依然按耐不住内心的冲动，没有调查分析研究便重出江湖，结果还是亏到吐血。

如此林林总总，都是做不到“不贰过”的结果。

可见“不贰过”不是简单的方法论，更是反人性的考验。

但世事就是如此，只有逆转人性中的惰性和惯性，才能及时止损，同时吸取经验教训，开始下一次的尝试，直到形成正循环，从胜利走向胜利。

而毛泽东就是深谙“不贰过”的猛人。

陈毅曾经说过，毛泽东的伟大之处，就在于他不贰过。

毛泽东知错能改的事情太多了，足够写几本厚书，我挑选一段“秋收起义”到“朱毛会师”的故事，从细微处着手，拆解一下毛泽东是如何不贰过的。

希望能对大家有用。

二、

1927年9月，毛泽东奉命领导秋收起义。

他把卢德铭的警卫团、安源工人武装、浏阳农民自卫军组织起来，编成工农革命军第1军第1师的三个团，做为秋收起义的主力部队。

毛泽东则是前敌委员会书记，统一指挥秋收起义。

起义部队共4000余人，最终目的是夺取长沙，进而以大城市为中心，发起四面开花的军事暴动，彻底解放中南半壁江山。

各部队的具体任务么，便是第1团自修水出发，先打平江，再攻长沙。第2团自萍乡出发打浏阳，然后向长沙运动。第3团从铜鼓出发，和2团一起攻浏阳，然后合兵攻长沙。

起义前夕，毛泽东亲自到第3团驻地，请全团排级以上干部聚餐，和大家一起吃了黄牛肉，并且做了战前动员。

第二天黎明，毛泽东命令部队出发，随后便击溃敌军连队，攻占白沙镇，准备稍微休整之后，继续向浏阳进军。

出师大捷，起义官兵都很高兴。

但敌军很快反应过来，派出重兵包围第3团。

毛泽东和起义官兵都是初出茅庐的新手，基本没经过军事训练，自然扛不住敌军的重兵围剿，只能向浏阳县上坪撤退。

而第1团出现叛徒反水，在腹背受敌之下损失惨重，甚至连团长都失踪了，余部决定撤到浏阳。第2团也出师不利，向浏阳方向撤退。

于是，三路起义军残部都集中到浏阳。

原本计划攻取省会长沙，现在连几座县城都攻不下来，如果你是起义部队的领导，会怎么办？

对于大部分人来说，军令不能违抗。哪怕部队拼光了，事后也可以说，我们尽力了，起义失败是高层部署的问题，和我们没有关系。

总而言之，别想让我背锅。

很多公司和机关部门的基层领导，遇到问题都有类似的想法，大家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功劳是大家的，错误也应该是大家的。

随大流呗。

这也是余洒度等人的想法，即便经历惨重的失败，起义部队减员严重，还是坚持攻取长沙。

党史书上评价他们是能力不行，错误判断形势。可余洒度也算经过战阵的军人，数千没有训练的起义部队，到底能不能攻下省会长沙，心里没有数嘛？

所以我觉得吧，他们的能力不行是次要原因，坚决执行命令不愿意背锅，才是坚持打长沙的主要原因。

但是毛泽东说了，起义部队的失败，证明攻取长沙是错误的，我们要改正错误的军事战略。

9月19日，毛泽东在浏阳县文家市召集前敌委员会开会，苦口婆心的劝说，革命处于低潮期，想以数千人攻取长沙没有把握，放弃吧，我们到农村去。

如果要背锅的话，那就我来背好了。

卢德铭等人同意了，部队开始南下，不过到底去哪里，还没定下来。

10天后，起义部队抵达永新县三湾村，毛泽东想明白了，召集大家开会：

“国际资本处于战后相对稳定的时期，又和国内的蒋汪勾结，组成反革命联盟，这个时候如果走交通要道，去打城市，那就有全军覆没的危险。”

“但是国民党内部派系林立，省与省、部队与部队的摩擦极大，两省或两军属于你来我不来，你挨打我不救，会剿也是剿而不会，会而不剿。”

那么我们便能在两股力量的中间地带，做有主义、有政策、有人马的山大王。

大家问到哪里？

毛泽东指着地图说，罗霄山脉中段的井冈山。

至此，毛泽东彻底改正了攻取长沙的错误，此后20多年，在革命力量翻转以前，他都没有想过和蒋介石争夺大城市。

这就是毛泽东的不贰过。

用他自己的话说，失败是成功之母，重要的是，我们要从失败中总结出经验教训。

三、

改变起义部队的行军路线之后，毛泽东又在部队改正了两个错误问题。

第一个是内向的部队组织问题。

旧军队有严重的等级制度，军官每顿饭都要四菜一汤，士兵只能喝稀饭糊口。军官穿着笔挺的军装皮鞋，士兵穿着破衣烂衫冲锋陷阵。

这种严重的等级制度，需要所谓“正统”的政府、充足的后勤保障，才能勉强维持下去，让士兵们难以生出不满的情绪，更不敢反抗不公的等级制度。

因为当所有人都生活在等级制度中，他们就会觉得，这是正常的。

简而言之，等级制度其实是威权制度。

现在“秋收起义”失败，起义部队的官兵都看不到希望，也不知道出路在哪里，便不可能尊重领导起义的党组织，以毛泽东为首的前委，也没有绝对的权威来掌控部队。

那么以前的军队等级制度，对于起义部队来说，就是严重的错误。

毛泽东决定改正错误。

9月29日，起义部队残部到了永新县三湾村，毛泽东召开前敌委员会，提出改编部队的计划。

他把剩余的1000余人，缩编为团级部队，番号是工农革命军第1军第1师第1团，全团共7个连，并且重新任命了各级干部。

而在缩编部队的同时，毛泽东认为全团只有一个党支部的话，党的领导力量太弱了，必须把“支部建在连上”，才能真正掌控部队。

于是新改编的部队里，营团设立党委，连队建立党支部，班排有党小组，各级部队的重大问题，必须经过同级党组织的讨论决定。

各级党组织的直属领导，便是毛泽东做书记的前敌委员会。

这样一来，部队的领导模式就成了前敌委员会——营团党委——连队党支部——班排党小组，既保证命令自上而下的贯通，又给各级部队留下民主讨论的空间。

最重要的是，“三湾改编”后的部队，不再依赖军事主官的个人权威，而是用党组织的制度力量，把部队官兵给凝聚起来。

从此以后，我军只有叛逃的个人，没有叛逃的部队。因为没有党组织的集体决定，谁都不能给部队下命令。

除了改编军队的组织结构，毛泽东还在思想精神层面下功夫。

这种思想精神层面的改编，就是宣布官兵平等，军官不能随意打骂士兵，更不允许把士兵当成伺候军官的仆人。

而连队以上部队建立的士兵委员会，可以选举有威信的士兵或者班长做主席，在部队中代表士兵的利益，不仅有权监督军官的行为，还能做党组织的延申触角，代表党组织施行部队的领导权。

于是，毛泽东用组织和文化，从各个维度团结了部队官兵。从此以后，我军成为拖不垮打不烂的钢铁雄师。

改编部队的时候，余洒度、苏先骏等军官，不愿意放弃等级制度中的特权，经常散布“革命即将失败”的言论，严重扰乱军心。

毛泽东便召集全体官兵开会，站在高台上给大家讲话：

“大家都是爹生娘养的，敌人有两只脚，我们也有两只脚，怕什么呢？贺龙同志两把菜刀起家，现在当军长，带了一军人。我们现在不止有两把菜刀，还有两营人，还怕干不起来吗？”

站在台下听讲的谭政，后来回忆说，毛泽东在短时间内，在一个和他毫无社会关系的部队中，建立了自己的信仰。

军队领导人在部队建立起信仰，部队便有了灵魂。改编前部队那种散乱崩溃的错误，也就被毛泽东改正了。

正是毛泽东吸取教训改正错误，才有了起义部队的新生。

第二个是外向的部队纳新问题。

在三湾村的时候，毛泽东就知道王佐和袁文才，和同志们说：

“我们要和地方部队结合起来，一来可以请地方部队照顾伤病员，二来可以发枪给地方部队，他们壮大起来，等同于我们壮大起来。”

毕竟大家都是一家的嘛。

我们现在说起来，这都是正常的，但在那个年代却是稀罕事。

以民国军阀部队的尿性，遇到比自己弱小的部队，杀掉军头兼并士兵才是常态，能高抬贵手就是祖坟冒青烟了，还想要枪？做梦去吧。

事实上，起义部队的同志们也是这个意思，反正王佐和袁文才的部队不强，直接攻进去兼并就行，干嘛花心思搞团结，这不吃饱撑的么。

毛泽东大怒，把提这种意见的人批评一顿，表示不能用大鱼吃小鱼的兼并政策，对他们只能用文不能动武，争取改造王佐和袁文才的部队，让他们成为和我们一样的革命武装。

因为兼并弱小部队是军阀的错误政策，如果遇到一支部队就想兼并，全中国的部队那么多，你得兼并到什么时候？

更何况，当一支部队有了兼并的惯性以后，各级军政干部便要出现拥兵自重的军阀思想，想让他们无条件的支援友军，就会特别困难。而且全国的其他部队，也会对我军产生不信任感。

这样做的结果有两个：

军队分裂，终有一日变成派系林立的翻版国军。

军队到处树敌，再也不可能和其他军队合作，反而会因为其他部队的仇视，被全国军阀联合起来围殴致死。

大家肯定想到了，这不就是蒋介石的结局么？

国军军官的权力地位来自部队，于是就有了“友军遇难不动如山”的传统，解放战争时期经常被我军围点打援。蒋介石想兼并张学良的东北军，结果张学良发狠，在西安活捉蒋介石。

如果领导人的眼光局限于嫡系部队，他的权力和影响力，也仅限于嫡系部队。

如果领导人的眼中有星辰大海，那么他的权力和影响力，也会辐射到星辰大海。

照顾嫡系部队的蒋介石是作茧自缚。

要求团结友军的毛泽东是藏天下于天下。

毛泽东团结王佐和袁文才的做法，不仅是改正同志们的错误，也是在改正蒋介石的错误。

所以在10月6日，毛泽东亲自约见袁文才，进行了亲切友好的交谈，并且送给袁文才100多支枪，让他扩充队伍，以后并肩作战。

感受到毛泽东的诚意，袁文才也特别够意思，当场赠送500大洋，让毛泽东给部队改善伙食。

随后通过袁文才的关系，毛泽东见到王佐，经过几次交谈，王佐开始佩服毛泽东，说毛委员是最有学问的人，和他交谈一次胜读十年书。

就这样，秋收起义的部队上了井冈山，并且向王佐和袁文才的部队里，派遣大量政治干部，建立起各级党组织，开展思想政治教育课程。

王佐和袁文才的封建绿林部队，也被改造成党组织领导的无产阶级部队。

这个错误问题，毛泽东改正后也没有再犯过，于是才有了解放战争时期的国军成建制起义，进而在朝鲜战场为国征战。

很多事情啊，出发点不一样，结局自然不一样。

四、

接下来说说作战的错误问题。

1927年11月，毛泽东命令部队下山攻占茶陵，因为脚上有伤行动不便，毛泽东就没有亲自指挥作战。

部队下山以后很顺利，稍微打了两仗便占领茶陵县城，成立了茶陵县工农兵民主政府，毛泽东委派谭震林做主席。

由于是第一次组建政府，所有人都没有经验，不知道该怎么做，于是就粗糙的执行毛泽东的命令，打土豪分田地、组织赤卫队等等。

至于如何守城如何作战，茶陵的同志们基本不懂，结果没过多久，敌军派重兵来攻茶陵，谭震林等人只能放弃县城撤退。

在部队撤退的时候，团长陈浩、副团长韩昌剑、参谋长徐庶决定叛逃，甚至想用绕道回井冈山的名义，骗部队向敌军的营地行军。

一旦到了敌军营地，叛徒们就要升官发财，战士们则被解除武装，对于革命队伍来说是极大的损失。

还是毛泽东连夜下山，追回部队处决叛徒，然后回到宁冈县砻市镇。

也就是在砻市镇，毛泽东踏踏实实的做了一回教员。

他召集部队各级干部开会，问他们在茶陵打的怎么样？各级军政干部能说什么，都被人打出茶陵了，当然打的不好喽。

听到他们承认错误，毛泽东便开始教育他们：

“旧军队的战术是错误的，我们要改正。其实打仗和做买卖一样，赚钱就来，赔本不能干。现在敌强我弱，我们要有新战术。”

那什么是新战术呢？

毛泽东说了，以前井冈山有个土匪，官兵围剿几十年都没成功，他的成功经验就一条，不要会打仗，只要会打圈。现在我们要学习土匪，不仅要会打圈，也要会打仗。

所谓打圈，就是运动起来绕圈子。

打圈是为了避实击虚，强敌来攻，我们就带着敌人绕圈子，等其弱点暴露出来，便要抓住机会主动出击，将其干净利落的消灭。

总而言之，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赚钱就来，赔本不干，这就是我们的战术。

游击战和运动战的基本理念，在毛泽东的提炼下形成了，和朱德在云南积累的军事经验不谋而合。

毛泽东改正部队战术的错误，属于主动出击，改正部队的战略错误，则是用事实来说服教育。

1928年初，湖南省委出现左倾错误，要求各地部队制造恐怖主义的气氛，并且拟定了口号：杀杀杀，杀净一切土豪劣绅。烧烧烧，烧净一切土豪劣绅的房子。

毛泽东感觉不对啊，土豪劣绅要有妥当的处理方法，杀人不能解决问题。而且房子招谁惹谁了，为啥要烧掉，留着住人不香吗？

于是毛泽东便不同意烧杀，反而拟定了六项注意：上门板、捆禾草、说话要和气、买卖要公平、借东西要还、打烂东西要赔。

这是在改正部队的战略错误。

但是杜修经等人不同意，批评毛泽东非但不执行命令，还敢私自篡改命令，简直太右了。

毛泽东说，你们不对啊，听我的吧。

杜修经说，你才不对，赶紧执行命令。

毛泽东见不能说服杜修经，大怒，便在1928年3月下山接朱德部队的时候，召集全军讲话：

“我们犯了大错误，没有执行烧杀政策，这次下湘南一定要大烧大杀。”

明显是在说气话。

部队下湘南的路上，某些左倾严重人放了几把大火，烧了土豪劣绅的房屋，大火蔓延以至于有些农村都不能住人了。

毛泽东冷眼旁观，没有阻拦的意思，心想，有你们哭的时候。

等部队到湘南以后，才知道朱德已经带部队离开了，毛泽东便决定原路返回。

这个时候，左倾严重的人才发现问题闹大了。

因为他们在某些地方放火烧房，导致部队回井冈山的路上，晚上找不到房子住，只能在残垣断壁里抱团取暖。

毛泽东找来放火的人，指着破房子说，兔子还不吃窝边草，你们竟然烧房子，简直是些蠢蛋。

那些人感觉不好意思，赶紧向毛委员道歉，保证下不为例。

从此以后，六项注意成为井冈山的铁律，不久以后朱德带部队上井冈山，林彪和毛泽东的关系迅速升温，另外增加两条。

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也正式出来了。

五、

晚年毛泽东说过，自己是靠总结经验吃饭的。

他的总结经验吃饭，其实就是吸取经验教训，改正个人和国家以前犯过的错误，不断调整前进的方向，形成“从胜利走向胜利”的正循环。

这个过程便是不贰过。

现在来看，革命年代的成功方法论，在“朱毛会师”以前，毛泽东就在井冈山独自摸索出来了，以后需要做的，无非是兼纳其他人的经验，并且提升为理论。

毛泽东肯定有极强的学习进化能力，但学习进化的方法论，也是重要的工具。

我们做为普通人，没有他的天赋和学习能力，但用“不贰过”的方法论进化一些，还是没问题的。

毕竟，这也是他想做教员的根本原因。

很多人喜欢引用黑格尔的一句话：“人类从历史中学到的唯一教训，就是没有从历史中吸取到任何教训。”

其实他们未必喜欢黑格尔，只是想用这句名言，给自己的惰性和惯性开脱，让自己在“错误死循环”中聊有慰藉罢了。

真正能做到“不贰过”的人，从来不会用这句话做挡箭牌。

因为他们学习进化的方法论，就是从宏大的国家历史中总结教训，从个人的错误经历中总结教训，而这些教训成为他们用之不竭的燃料，驱使他们驶向远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