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篇讲了洋务运动现代经济变革的失败，时间来到民国。确切的讲，在38年的时间里，民国可以分成两部分：一部分是1911年至1927年的北洋民国，另一部分是1927年至1949年的国民党民国。这两个民国在经济上采取了两次截然不同的方式：第一次是大自由、大混乱的实验；第二次是重归中央集权的实验。也因如此，两个阶段经济、社会均呈现不同的形态。

1911—1927：大自由、大混乱的试验

民国建立时间（民国建立时间灭亡时间）

民国时期，维持大一统的四个基本制度（郡县制、尊儒制、科举制、国有专营制）出现了全面的崩坏，中央再次出现“权力真空”（第一次是南北朝）：军阀割据，中央对地方失去了完全的控制力，社会精英流散到体制之外，“四书五经”成为腐朽之物，思想上迎来了第三次大解放（第一次是春秋战国，第二次是魏晋南北朝），涌现了许多影响深远的思想家、艺术家、军事家；经济上，政府对关键性行业控制力降到最低，出现了放任自流的市场经济，呈现出以下特点：

一是金融业的民营化。袁世凯称帝时期，北洋军阀扩充军备，大肆印发巨额钞票，导致纸币贬值，财政部为应对危机，宣布将两大发币银行——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合并，期间两行停止兑付。中国银行上海分行公开违抗“停兑令”，这就是著名的“中行事件”。袁世凯死后，副总统冯国璋任命梁启超为财政总长，开始扩大招募商股之路，1922年民营资本已占中国银行总股本的99.75%，受此影响交通银行也由官办变民营。而且，中国银行的股东们把总部迁到上海，并与上海的12个银行家一起发起组建了上海银行公会，在上海公会斡旋下，进而成立全国银行总会，成为了一个可以与北京中央政府公开博弈、直接影响金融政策的银行家集团。

二是企业家集团控制了重要生产资料。这一时期出现了事业投资热，中国第二次工业化浪潮（第一次是洋务运动）。与官办的洋务运动优先发展重工业不同，此次工业化主要是民营资本牵头，优先聚焦民生领域。当时的工业经济中，纺织业和面粉是最大产业，在空前的自由市场环境中，涌现出一大批在当时全球商业界都堪称一流的企业家，如棉纺和面粉业的荣宗敬、荣德生兄弟，纺织业的张謇和穆藕初，航运也的卢作孚，银行业的张公权和陈光甫等。在此期间，中国完成了轻工业和服务业的布局。

在北洋政府时期，中央集权羸弱，地方自治空间加大，还出现了三种社会自治形态：一是军阀自治，如东北张作霖父子，山西的阎锡山，广西的李宗仁，广东的陈炯明，这些地方在军阀治理下，进行大规模经济建设，在当时号称“模范省”。二是商人自治，民国初期各地的咨议局及商人总会拥有财力和武装力量，声势强大，比如时任总商会会长虞洽卿，在直系和皖系交战时，平定上海混乱局面，建立上海非军事区，一时间成为上海最高行政首脑。三是建设模范城市或实验公社。此举以南通张謇为最杰出的实践者，他将纱厂的大多利润投入到公共事业，创办学习、话剧剧场、图书馆等，使得南通成为当时全国出名的新兴城市之一。

两千年来，商人阶层在国家事务中的重要性，从前从未达到过如此高度，之后也望尘莫及。然而，由军阀、商人及自由知识分子共同参与的这些自治试验，由于缺乏广发的民众基础和政治理论支持，显得幼稚和缺乏持续性，最终都被证明是无效的。直到“独裁者”的回归。

1927-1949：统制经济“回归”

1926年9月，蒋介石率队北伐，得益于人民对大一统的渴望，蒋介石得到了自由商人阶层的支持，在短短一年时间里形式上完成了对中国的统一，中华民国进入国民党统治时期。

在洋务运动之前，中国并不存在工人阶级，随着现代工业的发展，劳动工人数量迅猛增加，但生存状况也较为悲催，罢工事件屡见不鲜。然而，工人阶级从未被看出一股完整而独立的力量，直到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在其领导下，中华全国总工会成立，独立的工人阶级出现。然而，面对工人阶级的崛起，商人集团表现得无所适从，双方矛盾很快以血腥的方式呈现。1925年发生“五卅惨案”，双方矛盾更为尖锐，在意识形态引导性，形成商人阶层和劳工阶层对立的局面。1927年春，以虞洽卿为首的上海总商会与新的军事强人蒋介石达成政治合约：商人向蒋提供足够资金，蒋则以武力镇压“暴乱”的工人组织和共产党组织。1927年，4月12日，发生了武力镇压上海总工会的“四一二”事件，逾5000人被枪杀或失踪，从此中国最优秀的商人精英抛弃了自晚清以来以渐进式变革方式把中国带入富强的轨道，商人阶级对无产阶级的背叛，不仅是对自身的背叛，也放弃了一切政治权利，受到了蒋介石为首的国家权力的打击。

在经济发展上，国民党从诞生之日起便是国家主义的信奉者，发展国营经济、节制民间资本，是其一贯的基本经济主张。在经济增长模式上，国民政府推行的是坚定的，优先发展国营企业的战略，并带有强烈的国家干预主义倾向。

一是组织瓦解商人阶级。对自由商人群体，尽管他们是北伐的最大“金主”，但他们的存在无疑是国营化政策最大的障碍。故而，1927年7月，蒋介石就颁布法令，宣布所有上海市商业组织都要受到上海市社会局的监督，行业间一切商业上的争端，都要由市政府来解决，为制造舆论，甚至将总上海定为“帝国主义的走狗”，至此上海的上海停止活动，一切会务统交给国民党领导。二是国债绑架。北洋政府时期，政府的国债发行十分困难，银行家们常常以此来要挟政府。国民政府期间，金融家出身的财政部长宋子文重新设计了国债发行的规则：当政府宣布发行一笔国债，先将这些国债存入认购银行，以此从银行取得现金贷款（大约为债券价值的一半），同时允许银行降债券直接投放到证券交易所进行投机交易，这种优惠政策让银行家趋之若鹜。但当新一轮国债发行时，政府根本无法用现金偿还，便以新债冲抵旧债，各银行从此陷入“循环式陷阱”，而政府也加强了对商业界的控制。三是控制证券市场。规定一个地区只准有一个有价证券的交易所，其他的交易所一律合并在内。四是大量收编民营企业。1934年左右，国内爆发金融危机，孔祥熙、宋子文通过国营事业集团接收、控股金融原本以民营资本为主的大量轻工业领域。五是银行国有化。孔祥熙以拯救实体经济为名，要求银行公会购买定向国债，然后由以管制需要，要求银行定向增发股票，定向国债转而不再用来贷给工商业者救济之用，而是用来购买银行股票。以这种方式，不到半年，国营资本在全国银行中的资产比例从不到12%猛增到72.8%。至此，中央政府重新掌握了国民经济的主导权，政治、军事和经济的集权效应呈现。

1945年后，国民党人接连在产业政策、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及土地政策上的失败，导致物价飞涨，工业萧条，失业人口增加，而“上海打虎”等补救措施失效，民间企业家阶层对政府彻底失望，直到1949年国民政府“倒台”。中国经济历史，进入新的发展阶段。

（图片及内容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