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鞅变法时代的秦国和秦始皇时代的秦朝军事制度是，通过选拔出的一小部分身体条件上佳，有较好战斗技巧的类似“魏武卒”标准的“中卒”，平时状态下，散居各县“务农”（利与田宅肯定得种地）或“为吏卒”（在亭、厩等处从事治安管理工作，吃“公家饭”），并以内史、郡为单位，进行分番轮替，内史的各县，则以年为单位轮流进入中尉属下小规模的“屯军”。

这也就意味着，“中卒”虽然是秦军战斗力的中坚，一生只有一次长达一年的军营集体生活，剩下的大部分时间，是一种“自由”的状态，只有受到征召“入屯”时，才再次进入军营，而这种战争，往往都是短期行为。

以睡虎地秦墓竹简《编年记》的记录者“喜”为例，“傅”之后，只有秦王政十三年“从军”，秦王政十五年“从平阳军”，在他从秦昭王元年到秦始皇三十年的漫长记录中，唯有秦王政二十三年的一次“兴”，正与王翦所说的“倾国之兵”伐楚吻合。

秦国怎么灭亡的（秦国怎么灭亡的原因）

而在这之前的诸多战争，实际上只是局部“发屯”，秦国根本没有过“极限动员”的情况，包括长平之战，可见，我们认识中无比惨烈的战国鏖战，本质上只是一次次以绝大部分临时征召而来，全年教射时间仅有一个月的“免徭”（春秋射各十五日）的“屯卒”们跑来跑去的“国力消耗”。

哪怕是这个时代的“技术兵种”——骑士，也一样是从平民中进行“征召”，骑士的生存方式与材官们并没有什么不同，作为边郡的富户，他们有资产养马，并能够学会骑术，在秦国和秦朝、汉朝眼中，已经是合格的“骑士”，只需要领到一份“致书”，就可以成为战场上的巨大数字之一。

而轻车的御手，“驾驺”一样来自于民间，甚至由于他们的“技术”更容易复制，不需要任何的“天赋”，他们的“复免”待遇，还要以学习的结果不同而决定偿还与否，哪怕学会了，他们也只是为材官们提供发射平台的零件罢了。

当我们了解了以上信息之后，再来看曾经让人无比遐想的“秦汉武功”，就会发现，秦汉之际的军事体制，根本不是什么“军国主义”的制度，而是一套刚刚走出“封建化”的简陋拼凑，极低组织性的战争和难以支撑脱产职业兵的贫乏财政，才是战国争雄的真相，而能够让他们将这种“低水平”继续下去的唯一原因，就是各个国家制度体系的最大敌人，都不在外面，而在萧墙之内。

当秦国将自己的社会粉碎成最细密的“散沙”时，所有内部的反抗，都可以用最低的成本扑灭，毕竟一个禁止“三人聚饮”的帝国，哪怕一个“亭”中只有三个持有“五兵”的“发弩”，就足以镇压目力所及的一切反抗。

而这个时候，秦国终于可以通过源源不断的犯法“刑徒”制造的物资，让郡县的“编户齐民”们在土地上腾出手来，拿起“刑徒”们在工室中制造的兵器，完成一轮又一轮的“菜鸡互啄”，而支撑这种频繁、短促的战争的动力源泉，其实正是他们自己的父母兄弟，一旦犯法，就会成为“动力”的一份子，为国家贡献自己的余生。

相对而言，地缘政治环境恶劣的其余各国，根本没有办法让他们有限的人口，在战争和生产之间寻找平衡，无论战胜还是战败，“税收”都是个比例收获，而唯有只需要每天发放口粮的“刑徒”，才可以贡献无限接近100%的产出。

当然，这里提及的财政与经济问题，将是下一篇的主题，在结束之前，三解还要节外生枝几句本文不算结论的结论，呼应一下上一篇文章，那就是秦帝国灭亡的一大制度性原因，即违背了商鞅变法时代的社会治理基本原则。

作为一个“目的只是为了存在”的政权组织架构，商鞅变法所构建的社会，是为了让社会无从反抗国家，手段就是将社会一步步粉碎为原子化的个体，以编户齐民的载体——户籍，作为一切管理的基础。

然而，这种“原子化”所附带的行政成本无比巨大，以至于同时维持长期的战争都捉襟见肘，而拥有伟大理想的秦始皇，根本看不到这一点，他以“令三山五岳让路”的豪情壮志，在帝国的北方和南方同时开辟了战场，长期的“屯军”需要持续不断的“屯戍”，而最厌倦服役的，其实是帝国本来依靠的基层吏卒们，比如陈胜、刘邦。

正是他们深刻地洞悉秦帝国的软肋，即看似强大、严密的社会管理组织，实际上根本不足以应对1000人规模的反叛，恰恰在大泽乡，秦始皇的“屯戍”为陈胜提供了900人，只需要攻下一个县城，他们需要的武器和兵员就全有了，而秦朝的“中卒”制度下支撑的县邑守备，在面对900人时，表现不会比3、5个人的亭部强多少。

接下来，就是“滚雪球”的游戏，尝试反抗的人们，并非什么“不甘心失去特权的六国贵族”，在“菜鸡互啄”的时代，所有“血统贵族”都是惺惺相惜的同类，所以，拒不降秦的上党郡守冯亭的后人，可以在秦国当上丞相，另外一支血脉则成为赵国李牧的战友，而曾经大败秦军的赵奢孙子，一样可以在迁入咸阳之后，被封为秦帝国的武安侯。

只有那些“士”，一群在新朝之中无从寻找自己的剑鞘的“士”们，比如陈余、张耳，比如韩信、彭越，以及满怀着勃勃野心的秦吏们，比如任嚣、赵佗、殷通、萧何邦，才会看穿这个阶层固化的帝国本质，尝试用自己的“剑”杀出一条富贵之路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