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问题的提出

自20世纪40年代美国著名社会学家、芝加哥大学的欧内斯特·W·伯吉斯

(Ernestw．Burgess将象征互动理论中的社会参与概念引入老年研究领域[1]，老年

人生存的社会意义以及老龄生命的终极价值一直是政府和社会关注的焦点。1982

年《维也纳老龄问题国际行动计划》目标行动方面的建议中指出：“……今天的老

龄问题不仅是保护和照顾年长者和老年人的问题，而且也是年长者和老

年人参与和参加的问题”[2]

。1999年世界卫生组织

提出“积极老龄化”的倡议，将积极老龄化界定为“尽可能增加健康、参与和保

障机会的过程,以提高

人们老年时的生活质量”。2002年联合国《马德里

老龄问题国际行动计划》中，把“独立、参与、照顾、自我实现、尊严”确立为

21世纪老龄问题行动计划的基本原则，把“老年人与发展”列为三个优先行动方向

首位，老年社会参与被正式纳入“积极老龄化”发展战略，成为应对21世纪人口老

龄化的政策框架。

笔者认为，对城市老年人这一弱势群体而言，社区客观地成为其获取社会资

源、参与社会生活的主要社会场域[3]和现实落点[4]，老年人的社会参与主要是指

在社区这一社会场域所参与的一切有益于社会的活动。在现实层面上，老年人的社

会参与基本等同于社区参与，即“现实层面的社区参与”。作为“积极老龄化”精髓和

核心的老年人的社

积极老龄化背景下

城市老年人社会参与的实证研究

李宗华

高功敬

（李宗华：济南大学法学院教授济南250022）（高功敬：济南大学法学院

济南250022）

摘要：研究发现，城市老年人社会参与的自组织性并不高，多数停留在被动参

与层面，在参与意愿方面被动倾向也非常明显；在参与社会活动的方式及参与程度

上都表现出明显的性别差异，在参与意愿上则无明显性别差异；受教育程度的高低

与对社区活动的关注度成正向变化；离退休前的职业声望、社会地位的高低与老年

人社会参与程度的相关性呈现不规则变化；收入是影响老年人社会参与的重要变

量，自认为经济收入一般的老年人是社会参与的中坚力量，其参与度高于生活优越

的老年人；与子女一起生活的老年人其社会参与程度低于不与子女生活在一起的老

年人等，社区组织发育不完善、主动性不强是老年人社会参与不足的主要原因。

关键词：积极老龄化老年人

社会参与

中图分类号：C9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0730（2009）12-0114-

08

114

会（区）参与，其参与程度、自组织性如何、有何特征以及其背后隐含着怎样

的社会因素与环境因素等等都是值得关注的问题。为此，本文在问卷调查数据分析

的基础上，尝试着对当前城市老年人的社会参与现状、不同老年群体的社会参与意

愿以及城市老年人社会参与的影响因素做出回答。

二、数据来源、研究对象与方法

济南市是山东省乃至全国较早进入人口老龄化社会的城市之一。目前，全市

60岁以上老年人口达90万人，比2000年增长了30%，占全市总人口的15%，

位居全省第二位，并以年均3%以上的速度增长，年均增长6万人。预计到

2020年，济南市老年人口将占到总人口的20%以上，到2050年，将占到40%左

右，每两个劳动适龄人口就将供养一个老年人[5]。本文以济南市为例分析城市老

年人的社会参与具有典型意义。

本次调查的老年人，是指女性年龄在50岁以上（含50岁）、男性年龄在55

岁以上（含55岁），具有济南市城市户籍的人口。

本次调查计划抽取3000个样本。抽样总体为济南市的40多个街道中的老年

人。在研究变量设置上，考虑到影响城市老年人社会参与的变量是复杂多样的，在

本研究中，变量设置主要考查老年人的性别、年龄、职务、职业身份、教育水平、

是否与子女一起生活、社交情况、收入情况等。根据年龄主要分为四组：50岁～

60岁、61岁～70岁、71岁～80岁、81岁及以上。90岁以上老年人只有1人，因

此并入81岁组。本次调查把老年人离退休前的职业分为无业人员（无固定职

业）、工人、农民、商业服务人员、个体户、军人、专业技术人员（办事员）、管

理者（公务员）等。不同变量下的实际调查样本的分布情况见表1。

问卷调查实施于2008年7月15日至2008年8月20日。大多数问卷采取调查

人员代填的方式进行，实际有效样本为2999份，占计划样本的

表1

样本分布概况

115

99.96%。问卷回收后，用SPSS13.0统计软件对调查资料进行统计分析。

三、数据分析

（一）老年人社区参与情况

调查显示，济南市城市老年人参加过社区组织的集体活动的人数为1356人，

没有参加者1632人，分别占样本总数的45.2%、54.4%，参加过社区活动的人数略

少于不参加活动的人数，具体情况见表2。

表2

社区参与情况

从对社区公共事务的关注情况看，漠不关心、认为与自己无关的有1401人，

占样本总数的

46.7%；表示听说过但没有参与的老年人数有847人，占样本总数的28.2%，

二项累计占样本的75%；而经常留意，并较少参与以及非常关注并积极参

与者共有752人，仅占样本总数的1/4。从所参与的社区活动的情况看，参与

棋牌类娱乐活动、文艺活动、体育活动、书法绘画活动等益智、健体性活动的人数

居多，有2074人，占样本总数的69.2%；而参与公益活动的人数仅有128人，占

样本总数的4.3%。但当问及被调查者是否参与过捐款等义举时，有2476人的回答

是肯定的，占样本总数的82.6%。

1.不同性别分类、年龄组别、教育程度、职业身份下的捐款差异

从本次调查的情况看，老年男性参与捐款的人数及比例分别为1406人、

85.9%，均略高于老年女性的1070人、78.5%，高出7.4个百分点；但从常理上

讲，女性与男性相比，更加富有同情心，在面对社会上需要帮助的人群时，理应伸

出援手，奉献爱心，这是天性使然，但调查结果恰好相反，这可能与女性在就业机

会、

职业选择、职位晋升乃至工资待遇等方面较之男性仍然处于实质上的弱势地

位，女性的物质基础薄弱有关。

不同年龄组对待捐款等义举态度差异明显。最富有爱心的是61岁～70岁的老

年人，他们是参与捐款的主要群体，捐款人数最多，为1229 人，占该年龄段老年

人样本数的84.7%；其次是71～80 岁年龄段的老年人，参与捐款的人数为730

人，占该年龄段人数的80.3%。61 岁～80 岁老年人，参与捐款的人数占79.12%。

高龄老年人，由于年事已高，大多行动不便，且往往具有这样或那样的慢性疾病，

需要消耗惊人的医疗费、护理费或保健费等，高昂的费用使得其微薄的收入往往捉

襟见肘，奉献爱心则心有余而力不足。而对于50～60 岁的低龄老年人，由于家庭

的负担最重，子女成家立业花销惊人，并且还承担赡养长辈的义务，自身健康

状况开始走下坡路，常常入不敷出，限制了爱心的表达。

不同受教育程度的老年人在对待捐款事项上表现出不同的态度。大专学历的老

年人捐款比例最高，占同组人数的比例为97.6%；

其次是本科及

116

以上学历的老年人，捐款人数所占比例达到同组人数的94.7%；再次，是具有

高中学历的老年人，捐款人数占同组人数的90.8%。总体上看，随着学历层次的不

断提高，捐款人数的比例也不断上升，大专以上学历老年人与低文化程度者的捐款

比例平均相差35 个百分点。

从职业身份情况看，军人、专业技术人员和管理者、公务员参与捐款的人数占

同职业人数的比例都在92%以上，有的甚至达到96.5%，比例大约是无固定职业者

的2 倍。从表3 中可以看出，离退休前老年人所从事的职业社会声望越高，则对待

捐款等义举表现得越积极，二者呈现正向变化。

2. 不同性别分类、年龄组别、教育程度、职业身份的老年人群体对社区公共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