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经济转型是一种独特的经济体制过渡过程。现代市场制度是一种经过几百年的演变形成的巨大而复杂的系统,经济转型需要在较短的历史时期内把这一系统从无到有地建立起来。通过对中国和俄罗斯这样转型大国转型特征的比较分析,提出经过“治疗”后俄罗斯经济出现了U形曲线态势。转型国家制度供给的非规范性造成这些国家正式规则合法性程度降低,并导致“信任危机”在社会各领域普遍存在。经济社会转型包括3个同时进行的过程:自由化与稳定化政策、微观机制重构和制度建设。解决“信任危机”必须从促进市场秩序建立与完善的制度建设着手。转型国家的市场秩序需要建立一种利益和谐、竞争适度、收益共享的资源配置状态和利益关系协调体系。

【关键词】经济转型市场秩序“信任危机”

【作者简介】王刚,1963年生,南开大学经济学系博士生。(天津300071)

经济转型是一种独特的经济体制过渡过程。转型国家[1]大规模的制度变迁既深深地影响着世界,又深深地受世界影响。如何对待和认识经济转型中的市场作用是这些转型国家共同面临的重大现实问题。从转型国家的实践与转型理论来看,这些国家进行体制转型,走向市场经济已获得广泛的认同,但什么样的市场经济才是这些国家的目标?走上经济转轨后会有怎样的市场秩序?这是经济转型国家,尤其是像中国和俄罗斯这样的转型大国所需要面对的问题。

一中俄两国经济转型的比较

20世纪80年代末,欧洲和亚洲包括苏联、东欧国家和中国在内的30多个国家开始了从中央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型,这场涉及多达15亿人口的重大变革引起了全世界经济学界的注目。波兰前第一副总理兼财政部长、著名经济学家科勒德克将其称之为“21世纪前夕全球经济一个最重要的特点”[2];美国著名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斯蒂格利茨将其与社会主义国家的建设一起称之为“20世纪两项最伟大的经济实验”[3]。转型经济的出现对现有的经济理论提出了挑战,在这场市场取向的经济转型过程中,究竟应该如何认识转型国家的经济状况、转型经济具体目标、转轨路径、转型绩效以及各不相同的多样化的制度安排,经济学家们的认识有很大不同,甚至针锋相对。

俄罗斯与中东欧国家在转型过程中,是以宪法性秩序[4]的中断、原有秩序的崩溃为特征。与此成鲜明对照,中国的转型过程是以宪法性秩序的变化、平滑渐进为特征。宪法性秩序的中断、原有秩序的崩溃为特征表现最突出的是俄罗斯。自从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开始了艰难的“十年转型”。国内外经济学界对俄罗斯经济转型普遍的印象是,俄罗斯以“休克疗法”为主导的转型过程并没有实现理想的预期效果,反而导致了20世纪90年代经济的大幅度下滑和停滞,从市场治理机制上看是寡头控制了国家的经济命脉,黑手党成为替代执法者的国家,成为第三方重要的市场治理力量。调查报告显示,多数俄罗斯人认为,“骗子和操纵者”是转型过渡时期的获益者,几乎没人相信“普通诚实者有相当多的机会增加收入并提高生活水平”。

在这样的市场秩序中,“信任匮乏”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羁绊。进入新千年,随着普京政府对转型经济政策的调整,伴随着俄罗斯经济的好转,人们对于可实施的正式第三方治理机制需求日益强烈,虽然经济转轨中仍存在很多问题,但是显而易见,俄罗斯经济和社会秩序正在向好的方向发展。中国的经济转型开始于1979年。在整个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中国的经济转型是通过“摸着石头过河”进行的,“要在不完善的政府与不完善的市场经济之间,建立一种有效的选择和协调机制,使人们根据资源优化配置的经济合理性原则和交易成本最小化原则,在不断试错中寻求政府与市场的均衡点”[5]。中国的经济转型表现为宪法性秩序变化,是一个连续、平滑的过程,相对稳定的市场秩序在一定程度上为中国经济渐进式改革和经济发展赢得了比较优势。然而,中国这种“优势”是否具有可持续性,伴随着中国经济改革和市场经济发展的深入,经济转型中的一些累积的矛盾也就越来越突出,人与人关系呈现出的“信任危机”是转型社会的一个重要问题。

通过对中俄两国经济转轨历程比较,我们可以看出,中国和俄罗斯的经济转型在一定时间内经济增长呈现出极其不同的景象,这是在不同的环境、不同的文化背景下经济具体表现形式。作为转型国家走向市场经济共同表现出“信任危机”,也就是说市场治理机制不健康,市场秩序不完善是转型国家需要共同面对的问题。虽然俄罗斯中亚东欧市场经济发展模式和中国市场经济发展模式在同一个历史发展过程中呈现出了不同的前进方式,但从长期来看,二者演进方向是一致的,目标是相同的,都是向市场经济体制过渡,也就是说这两种转型方式必定是殊途同归的,而这“同归”的关键在于经济转型中市场秩序的建立与可信任市场治理机制发挥作用。

从现实情况看,如图1所示,俄罗斯经济转型模式和中国经济转型模式导致经济增长开始存在较大差异,俄罗斯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经济的大幅度下滑和停滞。古典自由主义转型观[6]是“休克疗法”的激进转型方式的思想渊源。美国哈佛大学的教授杰弗里·萨克斯是这种观点的代表。他的“休克疗法”思想可归纳为3个方面:(1)市场化,即价格完全放开,由市场来决定,统一汇率;(2)私有化,即全面、大规模和快速地实行私有化,保护私有产权,放松对市场准入的管制,消除阻碍外来直接投资的障碍;(3)稳定宏观经济,即扩大税基,强化政府的财政纪律,消除财政赤字,增加政府在高回报领域的公共投资,贸易自由化,维持宏观经济的稳定。转型经济国家的实践证明,以大爆炸的 方式建立市场经济在现实世界中能得到只是市场经济的外表而不能获得市场经济的精髓。渐进主义可以通过小成本的试错来逐步探索、建立并完善市场功能。从图1中我们可以看到,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来,由于俄罗斯从“休克”走上“治疗”之路,加强了国家在经济转型中的作用,经济才逐渐好转,到2004年中俄两国从经济增长率方面来看呈现出了殊途同归的态势,只不过俄罗斯社会公众白白地经受了大爆炸的方式转型特有的痛苦。现今“摸着石头过河”的适应型演进理念被普遍接受,转型国家在经济发展中更多地强调转型过程中的连续性,关注政府、公民社会及其国际援助机构在促进新发展战略实施过程中的作用,关注新发展战略、政策的制定与实施的方式及过程。

二解决“信任危机”需要制度

“华盛顿共识”是以新自由主义学派的一般均衡理论为基础,从价格自由化、产权私有化和宏观经济稳定化3个方面所构成的理论体系。人们期望从“华盛顿共识”出发指导下的俄罗斯东欧中亚等转型国家呈现J形曲线效应。然而,俄罗斯等转型国家的实践却表明,并不存在这样一个J曲线现象。俄罗斯等国家从转型开始无一例外地面临着停滞(衰退)、通货膨胀和财政赤字等问题,其经济绩效更像L形曲线。经过“治疗”后俄罗斯出现了U形曲线现象。在以“华盛顿共识”为理论基础的“休克疗法”的指导下,俄罗斯的转型还出现了经济混乱和市场无序,这是“华盛顿共识”所始料未及的,这也使得新自由主义经济转型理论受到了多方面的批评。

图1中国与俄罗斯经济增长率

如图1所示,从长期来看转型国家在经济增长率方面呈现出了趋同的态势。从实践上看,由于转型国家缺乏对市场经济规律的把握和知识的积累,在转型初期“摸着石头过河”有相当积极的意义。转型进入到它的中后期,市场经济体制已确立,就需要进一步研究如何完善市场治理机制,需要研究如何以制度驾驭市场经济,需要研究转型经济下市场秩序建设等问题。回顾中国20多年的改革历程,“摸着石头过河”只是在转型初期改革的参与者缺乏现代经济学知识的情况下的一种不得已的选择,如果长期遵循这种战略,以一种“试试碰碰”的方式进行改革,只会大大提高改革的成本[7]。转型国家主要特征之一,就是制度供给缺乏效率,制度安排在结构及功能的设计上不够完整并缺乏预见性[8]。这种非规范性的制度供给造成这些国家正式规则的合法性程度降低,产权缺失与治理效率低下,公共权威的失落与国家信誉危机,也就是“信任危机”在社会各领域普遍存在。转 型国家社会规范新旧交替,现代规则与传统规则并存,公共准则与群体规范共存。这种社会规则缺乏社会秩序所需要的统一性,在群体与群体之间、个人与群体、群体与政府之间存在明显的利益冲突,这种利益冲突又通过社会结构的分化[9]而进一步强化。“信任危机”背后是转轨秩序的混乱。所以说解决“信任危机”必须从市场秩序建立与完善着手。

转型国家市场秩序的混乱成为常态,这主要是因为基于信用和制度规则的市场治理机制的建立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俄罗斯在由证券私有化转为“货币私有化”之后,经济系统演变成金融和工业寡头[10]组织或利益集团控制的经济。俄罗斯形成这种状况不仅是私有化证券的买卖与集中,更是在民主政治转为“新权威主义”的背景下,权贵们利用国家权力把那些当局不愿“分”给老百姓的资产通过权钱交易直接转入到权贵手中。在俄罗斯,有大规模“地下经济”的存在,“地下经济”的年平均产值相当于GDP的20%～30%,而经济专家估计要占到GDP的约40%[11]。大量的“地下经济”存在往往同腐败相关联,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民众对政府的预期程度,这对正常的市场经济秩序必然造成冲击。俄罗斯宪法性秩序的中断阻碍了人们基于制度规则和信用的市场秩序的基本需求,从而造成转轨秩序混乱这一现象。

“信任危机”需要通过转型国家建立可信任的制度为参与市场博弈的各方提供一个稳定的预期,形成人们之间共同遵循规则,彼此相互信任。因此,转型国家经济市场化进程能否顺利推进关键在于国家的市场治理机制能否建立和完善。时至今日,经济学家们逐渐意识到,由于经济转型这样大规模的变革涉及经济、政治、文化和法制等方方面面的因素,无论是传统的社会主义经济学理论,还是现代西方经济学理论都不能提供一个令人满意的解释,因而目前还没有一个统一的范式、统一的理论框架来对其加以总结。在《西方世界的兴起》一书中,诺思指出:“有效率的经济组织是经济增长的关键;一个有效率的经济组织在西欧的发展正是西方兴起的原因所在。”[12]针对转型国家的现状,由于随着转型的不断深化,转型国家越来越呈现出多样化的制度安排,这种转型的结果不确定性与“华盛顿共识”所预言的转型将带来确定的效率提高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诺思指出:“我们理解中的这些疏漏已因中东欧的事件而引起了经济学家的强烈关注。中东欧所面临的挑战是重组经济……以便创建一个适宜经济增长的环境。没有对制度的自觉关心能进行这样的重组么?勾勒出这种市场的制度特征是回答这些问题的第一步。”[13]在经济转型过程中“华盛顿共识”的失败使人们对诺思所宣称的“制度是重要的”的理解在不断深化,从制度层面来看,经济转型实际上是一个旧制度瓦解和新制度生成的过程。把经济转型看作一个制度变迁过程,就是要强调制度构建在经济转型过程中的重要地位,从而揭示转型后国家迥然不同的经济绩效以及转型背后的深层次原因。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制度分析范式已成为转型经济研究的主流。制度经济学通过研究产权、激励与经济行为的关系,不同的产权结构对收益——报酬制度和资源配置的影响以及权利在经济交易中的作用,通过对不同形式制度安排的成本与收益的比较分析来对转型国家向市场经济过渡加以解释,在制度层次上对转型国家的不同转型路径、绩效以及所形成的多样化的制度安排作了较好的解释和分析。经济社会转型其实包括3个同时进行的过程:自由化与稳定化政策、微观机制重构和制度建设。波兰等国的改革经验表明:政策不仅受经济理论的指导,更受政治冲突的影响,是利益集团冲突、妥协及合作的结果[14]。经济转型需要重视利益集团冲突对转轨进程的影响,正如徐坡岭所说,作为制度变迁的经济转轨,对不同的个人和利益集团而言,意味着不同的利益分配格局。

不同的利益集团会对转型中的一项制度创新方案和总体制度结构变迁有不同的观点、预期和态度,并依据自己的经济转轨目标函数参与经济转轨进程,它们在转轨的公共选择过程中相互冲突、相互制衡,最终的经济转轨轨迹就是这种利益集团冲突与公共选择的结果。而所谓的政府决策,不过是执行这一公共选择结果的形式而已[15]。

经济学家往往过分地关注市场经济与所有制的关联,而对市场经济与法治的联系研究却很不够。对经济转型来讲,所有制问题固然是很重要,但是,法治则是转型经济中更深层次的制度问题。

现代市场经济是以独立自主的企业为主体的自由交易经济,但是它是不会“自我维持”的。近年来,法律和法治对经济发展和经济转轨的影响正在成为国外主流经济学,特别是新制度经济学的研究前沿。在这方面,钱颖一教授近年来做了一系列研究,深入地探讨了市场、政府与法治之间的关系。他指出,市场经济与计划经济的区别不仅仅在是否用价格实现资源配置,虽然它十分重要。我们还应该看到供给与需求背后激励和约束的机制,简单来说,市场经济通过制度安排给予广大的人民对生产和对创新提供了非常强有力的激励;同时它又对每一个经济决策者有约束,这种约束使得他要对自己的经济决策的后果负责,而法治就是这种约束机制的重要体现。现代市场经济作为一种有效运作的体制的条件是法治,而法治则是通过其两个经济作用来为市场经济提供制度保障的。法治的第一个作用是约束政府,约束的是政府对经济活动的任意干预。法治的第二个作用是约束经济人行为,其中包括产权界定和保护,合同和法律的执行,公平裁判,维护市场竞争。这通常要靠政府在不直接干预经济的前提下以经济交易中第三方的角色来操作,起到其支持和增进市场的作用。如果没有法治的这两个经济作用为制度保 障,产权从根本上说是不安全的,企业不可能真正独立自主,市场不可能形成竞争环境并高效率运作,经济的发展也不会是可持续的,因而法治也是现代市场经济区别于传统市场经济,造就有限政府和有效政府的制度基础[16]。

三在经济转型中建立和谐的市场秩序

“秩序是指符合可识别模式的重复事件或行为。它使人们相信,他们可以依赖的未来行为模式完全能被合理地预见到。如果世界是有序的,复杂的,从而知识问题,就会被减弱。而各种经济主体也更能够专业化。制度有助于促进秩序的形成。”[17]这种秩序的可预见模式使行为主体形成稳定的预期。经济秩序指的是经济过程运行中的制 度框架,不同的经济秩序决定不同的资源配置机制。市场经济中,经济秩序在相当程度上已成为促进或制约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计划秩序是人为设计的秩序,它依赖外在的权威,通过设计和指令“有形之手”自上而下、有目的地协调。封闭性、强制性、被动服从和层级结构是计划秩序的特点。市场秩序是自发性秩序,它依赖各种主体自发遵守制度。市场秩序的特点是开放、平等、自由和自愿。经济转型从宏观角度来看就是市场秩序替代计划秩序的一个过程。

市场秩序受非正式规则与正式规则双重约束,信任的存在作为维系经济系统的正常秩序的 基础,需要对交易行为同执行的环境、社会运行机制等方面联系起来进行全方位考虑。科尔奈认为,诚实与信任是讨论后社会主义转轨国家的一般情况重要的视角。从横向关系看,例如企业之间的关系,缔约和违约不是由双方孤立进行的,交易准备和执行的环境涉及3种社会机制:(1)通过国家手段确保私人合同的执行;(2)道德联盟机制,依赖于缔约方的诚实和相互信任;(3)侵犯性机制,依赖于超出法律范围的直接的暴力行为。这3种机制将生成两种信任关系,当前两项结合将生成“良性互补关系”;当由第三项生成,与前两项对立时,就会形成“破坏性替代”。经济活动越是依靠第三项机制,求助于非法途径,法律的威信就越低,从而形成一个恶性循环:各种破坏性的过程相互加强,使整个局面每况愈下,导致市场秩序的混乱甚至崩溃。

交易过程中的信任水平取决于交易发生时的社会、经济和制度环境。一个社会的法制程度越低,正式机构越弱,对于欺骗的社会惩罚越是无效率,那么这个社会的信任水平也就越低。研究表明,一个地区能否被人们所信任与地域文化并不紧密关联,更重要的是跟人们之间的交易被重复的可能性、交易的发达程度、教育水平等因素有关。正式规则与非正式规则双重约束机制的作用:法律、信息流通机制作为正式约束从外部迫使信用的成长;道德、伦理等意识形态观念作为非正式约束从市场经济内部促成信用的逐步生长。各种正式制度的改革是构建值得信任国家的关键。转型国家需要建立一个与市场经济相协调的法治国家,立法、司法和制度创建将使经济活动参与者的信任得到加强。弗朗西斯·福山认为,人们对司法系统的运转评价越高,商业伙伴间的相互信任就越加强。以法治为基础的良好的市场治理不仅是构建企业间信任关系的重要社会机制,更是构建值得信任的国家的制度基础。非政府和自愿的民间组织也在市场秩序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社会 资本对制度绩效也有影响,公民相互接触越活跃,加入非政府组织与民间组织的成员越多,“社会资本”就越雄厚。在高信任度的社会或文化中,人们自发性的社会交往较多,中间层的社团丰富而又多样化。它无需借助于政府力量,就可以由民间自动发展出强大而向心力强的大规模组织;而在低信任的社会中,人们的自发性社交能力很弱,如果离开强有力的高度中央集权的政府,民间往往不能发展出有效率的大规模组织,这也就限制了私营经济的发展。诚信作为一种社会美德对现代化产生影响,社会资本取决于社会信任的程度,高信任度的民族更容易发展合作关系和规模经济,更有助于市场经济的发展,反之则有碍于市场经济的发展[18]。

转型国家市场秩序面临着来自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方面来自于不同市场利益主体的不同偏好和选择所引起的一般利益矛盾;另一方面来自于“转型”所引发的特殊利益矛盾,即由于企业转型、政府转型和意识形态转型等原因导致市场利益规范和协调机制失灵,利益冲突激化。这两个方面的原因导致转型国家市场秩序出现普遍的混乱无序状态。利益冲突是导致转型国家市场秩序混乱的根本原因,因而建立合理的利益机制是转型国家引导市场秩序走向稳定有序的有力杠杆。转型国 家通过市场自我引导机制和社会协调机制共同作用,才会产生一个和谐有序的市场秩序。与成熟经济不同,转型国家经济必然要求大规模制度变迁。这些国家不仅需要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重新界定市场、组织以及政府在协调整个社会专业化分工方面所担当的角色,而且需要建立各种激励和约束机制以防范各种机会主义行为。与大规模制度变迁相适应,转型经济所需要解决的问题是在建立竞争性市场体系的同时营造有条不紊的市场秩序,从而使资源配置能够借助价格机制以较低的交易费用得以优化[19]。为了有效治理转型国家市 场秩序,必须以承认和尊重个人利益为前提,以规范和协调市场利益关系为根本出发点,推进市场制度建设。转型国家的发展现状表明,许多国家的经济转型并没有到位,各方面制度不完善必然会导致市场秩序混乱,转型国家需要健全统一、开放、竞争和有序的现代市场体系;发展产权、土地、劳动力和技术等市场;创造各类市场主体平等使用生产要素的环境;健全现代市场经济的社会信用体系;打破行业垄断和地区封锁,促进商品和生产要素在全国市场的自由流动[20]。这就需要转型国家建立一整套整顿和规范市场秩序的规则和制度安排。

转型经济秩序需要企业与利益相关者的互动,企业在市场秩序形成中居主体地位,企业需要处理好与企业利害相关者的各种关系,需要与它们互动,尤其是企业与政府的互动,才能形成和谐的秩序。政府要对企业在与利害相关者的互动中形成的良好做法予以及时肯定,也就是形成适应新经济环境的正式规则。政府利用其权力通过正式的第三方治理机制来规范市场主体的行为,这是形成良好市场秩序的基础。

转型国家建立市场经济秩序所面临的问题与西方发达国家的市场秩序建设所面临的问题是相当不同的。转型国家的市场秩序建设必然是市场演进与政府构建之间互动的产物。转型国家市场 秩序的构建更应着力于制度建设,以使各阶层的人民对利益的追求处于和谐状态。转型国家的市场秩序需要建立的是一种利益和谐、竞争适度、收益共享的资源配置状态和利益关系协调体系。治理市场秩序紊乱的核心在于理顺各种利益关系[21]。秩序是市场体系有效率配置资源的核心,转型国家只有努力构建和谐有序的市场秩序,才能保证社会生产力的快速发展,才能保证社会结构的稳定,保证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和谐,也才能在可持续发展中保证社会福祉的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