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创新问题已成为学界讨论的中心论题，究竟如何创新马克思主义哲学，实现其在当代的发展，人们提出了许多有颇有见地的观点和看法。这其中既有主张进行文本解读的“语境回归派”，也有主张整合中、西、马的“对话比较派”，还有主张从实践出发的“问题解读派”。就前两种观点来说，它们比较侧重于对中、西、马文本的深度解读，并试图通过这种解读再现马克思的“新”形象，从而为阐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代意义提供了较为坚实的文献基础。但是，它们的不足在于：对思想史的深度挖掘和对现实问题认识的相对弱化，以及对历史的深刻批判立场和对现实的非建设性对话态度两者之间的巨大反差，使其无法为如何使马克思走向现时代提供更多的理论论证。而实际上，在今天我们谈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和创新，真正指的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当代的对话，问题是与什么对象对话，是理论还是现实，是中国的还是西方的，而对这些问题的发问最终又要归结于我们要真正吸收那些对研究和解决当代中国发展道路有用的方法和思想资源上。从这个意义上说，我比较倾向于第三种观点。这是因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一种改变世界的哲学，它所关注的是人的生活世界问题，它是在实践过程中生成的，在其概念体系的背后，涌动着时代、现实和历史的运动过程。所以，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就需要在把握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真精神的情况下，关注并研究时代提出的问题，这是创新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要路径。

唯物史观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要内容，唯物史观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重要地位使人们在谈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代发展这一话题时，无论如何都无法绕过对其当代发展的积极回答。显然，唯物史观的当代发展也应该建立在当今时代的发展基点之上。从根本上说，唯物史观在理论上的发展以及强大生命力，取决于它对时代重大课题的理解、把握以及解决的程度和水平。面对新时代出现的新形势、新情况，唯物史观唯有紧紧抓住人类社会实践中的重大现实问题，及时而准确地反映社会生活条件的变化给唯物史观带来的新课题，并对这些新课题进行科学解答，才能实现其在当代的发展。

谈到时代问题，我们不能不涉及到全球化问题。对于全球化，通常人们认为，它是指生产力和科学技术的发展，打破了人类活动的时空界限，以人的活动之间的极强的相关性为依托，使整个世界联为一体。用马克思的话来说，全球化就是指生产力的普遍发展和与此相关的世界交往的普遍发展，使人类活动超越民族和地域的局限和障碍，形成全球范围内各民族之间全面的互相往来和互相依赖的趋势和过程。在马克思看来，随着生产的发展和世界市场的建立，整个世界经济日益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从而使“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1]P276。这样，历史就转变为世界历史，人也就从一种地域性的存在转变为世界性的存在，一句话，全球化是人的实践活动及其效应的全球化。而这一切，都源于资本的全球化这一历史本质。如果说当代历史是全球化历史的话，那么，作为时代精华的唯物史观便是全球化的时代精神，并在自己的历史实践环境中反映历史，书写自己的历史。就唯物史观来说，它是与资本主义的全球性发展同步发生的。诚然，当今的全球化与马克思生活的时代相比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这种变化也使当代资本主义出现了许多新的存在形式与活动规律，但从本质上看，它并没有跳出马克思所揭示的资本世界化的轨道，它仍是一个以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为中心的有向度的整合过程。“资本主义本身的普遍化，它的社会关系、它的运动法则、它的矛盾的普遍化——商品经济、资本积累和追求最大限度利润的逻辑已经渗透到我们生活的各个方面。”[2]P276因此，唯物史观仍然是这个时代的哲学。

但是，当我们承认唯物史观仍然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哲学时，也不能忘记这种前后相继的全球化之间存在的不同和差异。事实上，从共同中发现不同，乃是我们谈论唯物史观当代发展的重要前提。当今的全球化，是以信息与通讯技术、电子技术、空间技术、海洋科技、生命科学等新科技的发展为标志的，这些新科技在今天的发展，使全球化的产业经济基础出现了从工业文明向后工业文明的转变，并发展成为经济、政治和文化的控制体系。如果说以前的社会主要靠产业经济而实现其发展的话，那么，今天的社会则突出了知识经济作为一种崭新的生产方式出现带来了社会的全面进步。与这种变化相适应，在西方发达国家在完成了由工业文明向后工业文明的转变后，以金融资本为基点构筑起知识资本的新帝国，这就使知识资本在全球取代了工业文明的世界体系而成为主导力量，而那些知识资本的拥有者即知本家阶级一跃取代资本家阶级而成为全球化舞台上的新霸主，并与智力劳动阶级即白领阶级一起构成了当今全球化时代的主要阶级关系，它不仅使国内的阶级矛盾发生了新的变化，而且也促使这种矛盾伴随着全球化在全球的蔓延向全球展开。与以前不同的是，当今的全球化已经不是建立在不发达国家对发达国家的过度依附之上，而是建立在多元化格局之上了。从主体的角度来看，这种多元化格局并不仅仅局限于民族国家主体之间，而且也包括各种全球性公司、跨国公司以及各种国际组织等主体，后者在与前者的关系上保持着很大的张力，一体和多元并行不悖。在全球政治和文化层面上，既存在着日益紧密交往、对话与合作，又存在着差异与冲突。从控制方式看，在全球化中，西方发达国家利用全球互联网、话语生产、知识经济及其文化传播等主要手段，通过人才掠夺，或对信息、科技、政治、文化及大众传媒等实施控制等措施，缔造了一个全球性的“新帝国”结构，这也使全球冲突越来越从实体层次向信息文化的层次发生转变。显然，上述问题都向人们展示了全球化对唯物史观提出了新的挑战。正如前面所说的，这种挑战并未使唯物史观的生存视域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因此，面对这种挑战，重要的我们不是把唯物史观简单地宣布为“过时”，而是要把挑战看作创新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新的地平线，以此为基础实现唯物史观在当代的发展。

从历史观上说，全球化就是历史的全球化，就是历史由各民族分散的历史转变为世界的整体的历史。早在马克思的生活时代，他就科学地预测到了全球化将给人类带来的巨大影响，并将全球化概括为“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主要包括：第一，“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特有本性——机器大工业、日益扩大的世界性交往与资本的矛盾运动的结果；第二，世界历史的形成，一方面使各民族之间实现了在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另一方面也使资产阶级按照自己的意志塑造了一个资本的世界体系，这是一个由“中心——从属”两极构成的体系；第三，世界历史分为资本主义世界历史时代和共产主义世界历史时代，从前者走向后者是人类历史发展的大趋势，而在前资本主义时期，世界历史只是以萌芽状态存在；第四，伴随着“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地域性的个人为世界历史性的、经验上普遍的个人所代替”[1]P86，个人的发展由此便获得了广阔的空间。因此，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按其本质来说是共产主义的，其价值旨趣在于个人才能的自由全面发展。可以看出，在马克思的话语体系中，世界历史理论并不是一个历史学理论，而是其历史观的重要内容之一，用以表征着人类历史的整体性、有机性，特别是概括了由大工业和普遍交往开创的、各个国家和民族走向“一体化”的历史时代。所以，世界历史理论构成唯物史观的重要组成部分，全球化的新近发展以及在观念上的反映，不仅折射出了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科学价值和当代意义，而且也为我们能够从世界历史理论这样一个新的角度重新审视唯物史观提供了一个新的维度。由此出发认识世界历史，我们便不难发现，前资本主义时期在人类历史总体与各民族和各国家之间的那种一般与个别的关系，在世界历史中则转化成为一种整体与部分的关系。作为系统整体，世界历史是各个民族和国家相互依赖、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必然结果，具有超越于各民族和国家历史之上特征；作为部分，各个民族和国家的发展除了受内部因素制约之外，还受到系统整体运动方向和规律的影响。人类发展态势的这一重大变化源于社会基本矛盾运动形式的重大转变，也就是说，世界历史形成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不单单具有地域性，而且具有了世界性，是地域性与世界性的统一。

进一步来说，生产力和生产关系这种矛盾转变又是与当代科技革命分不开的。这是因为，科技革命的浪潮在引发生产力革命和管理革命的同时，孕育出一种新的生产方式，即知识经济生产方式。从本质上说，知识经济作为世界范围内的一次产业结构大调整，是“资本有机构成”提高所带来的社会生产方式进步的产物。在今天，知识经济已经成为当今全球化时代的重要经济基础。因此，我们可以说，知识经济不仅是一个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而且也是一个以智力资源的占有、配置和知识的生产、分配、使用为主要生产要素的经济时代，是一种新型的生产方式。在这种新型的生产方式中，知识资本在全球实现了对物质资本权威的取代，随之而来的是社会基本矛盾也在悄然改变：它不仅出现了我们上面所说的社会基本矛盾由地域性向世界性的转变，而且也第一次将知识占有问题纳入全球的中心问题圈，用知识生产、应用的社会化、世界化、全球化与私人、集团占有的矛盾来代之以一般的物质生产的社会化与资本主义私人占有的矛盾而提升为全球性社会主导矛盾。更为重要的是，在全球范围内，一个由知识鸿沟划定的社会分层正在日益取代传统的由工业文明造就的两大阶级的对立。对于工业无产阶级来说，意味着他们将要遭遇更深层次的灾难。因为他们不仅要遇到传统全球资本的力量对自己的压榨，而且还有叠加和覆盖着知本全球的力量对他们的操纵，历史在无情地抛弃工业文明时代的同时，也就在无情地抛弃传统工业无产阶级，使他们逐渐走向了边缘化。当然，任何事情都具有两重性，资本的全球力量在为资本主义社会带来辉煌的同时，也在不断为加速其灭亡和催生新社会主义提供新的时代基础，以知识产权共享和共有为基础建立起来的知本社会主义，将代表着未来人类的远大目标。[3]这一趋势，需要当代唯物史观给予说明和解释。

如果从主体的意义来把握全球化的话，它实质上是人的活动方式、存在方式的社会化、全球化的发展。因此，理解全球化的一般本质，还涉及到如何理解人的存在方式这一问题。对于这一问题，人们看法很多，观点也各异。马克思主义认为，人的存在方式，就其实质而言，它是在历史中形成的，是一种生成的存在。人的存在方式所发生的每一次变革，都是人类发展过程中的某一阶段所采取的存在方式。同样，全球化的发展作为一种现实现象，它在发展的每一阶段都必然会引起人的存在方式的变化和更替。这就要求人们要善于从人的存在方式的历史变化中去把握人的具体的历史的本性和特征。一方面，人是为追求和满足自身交往行为在放大意义上的社会化条件下的自主存在。在全球化过程中，人们直接面对的是一个社会化了的全球式、开放式的交往体系，在这个交往体系中，每个人都是该系统的一个因素，与其他人之间发生着各种各样的交往关系，并通过自己的广泛的社会化交往实现对每一个因素功能的有机整合。与以往人们的以民族和国家为“单位组织”的存在方式不同，全球化突出了人的存在方式在跨组织之间进行着广泛的社会交往，在这个跨组织的社会交往大舞台中，人的存在形式再也不能像过去那样都局限于某一个单位和国家，而是超出了民族和国家的局限，其实现形式也增加了自由选择的很多机会。

人在全球化条件下由于获得了存在方式的决策权，从而使自己获得了实现形式的自主选择权。在这种条件下，人的存在方式就不再是像过去那样看作是一种预成的存在，而是看作一种实践着的生成的存在，它要求人们必须着眼于人的存在方式的这种跨国社会化变化，提高自身在世界普遍交往中的社会化能力。另一方面，人也在由网络构成的虚拟空间中存在。全球化把人带入了一个网络织成的虚拟世界，人们在网络化世界中存在，网络不仅成为人们赖以生存的基本工具，处于当代人类社会经济和文化生活的核心位置，而且也通过染指人类历史根基，正在为人类社会汇入具有决定性和控制性的因素。这样，由网络化趋势的扩张所导致的网络时代的来临，开始对人类社会和人本身产生全方位影响，使人们生存在一个由网络构成的“虚拟空间”里。它不仅引导、决定和改变着人们社会行为的原则和规范，而且还能使人自由地跨越民族与国家的局限，并按照自己的需要和意愿平等地从事在现实生活中能够进行的各种活动，在虚拟的空间中自由地同任何一个民族和国家地区的主体进行交往。人的存在方式的上述变化，从一定意义上说，是人的实践活动的当代变革。如果说原来人们还能够在主—客体的框架下来谈论实践概念的话，那么，今天伴随着全球化特别是网络化的发展，网络全球化的实践指认着当代唯物史观的实践观已经在向“交往实践观”的转向。

从某种意义上说，当今的时代是社会主体之间的联系日益紧密的时代，交往实践主体的多极化导致了全球发展的多极性，交往实践的宏观整合形成了全球化的新格局。在这一新的人类时空中，唯物史观的交往实践理论理应得到重视。它不仅要在信息生产、知识生产与物质财富生产的统一性中得到论证，而且要从人类总体层次的高度来阐释实践范畴，尤其是要对知识经济条件下工人阶级及其知识分子等社会实践的主体的变化进行论证，以达到对人类全球化本质特征的科学揭示。总之，可以说今天的人们比以往任何时期都更需要有一种关于交往实践的哲学理论来准确把握当代全球发展的趋势，并正确地指导我们进行各种条件下的交往实践。而这些恰恰是以往我们的唯物史观所欠缺的。

与人的生存方式和实践观念的上述变化相适应，全球化发展必然带来人的价值观念的重大变化，突出了人的人类价值观的重要性。当代的全球化发展已经形成了各个民族和国家之间在政治、经济、和文化上的日益密切和广泛的联系，这使得人类真正实现了向有机整体的方向发展，并开始以类主体的身份来面对自然、社会和自身，“人类”这一概念也开始摆脱非人类事物或其他物种的纯逻辑预设，使自身以一个有机整体的生存、活动和发展来规定和展示自己的类本性，并获得它的现实规定性，它客观上促使人们超越意识形态、社会制度、价值观念生活方式等差异，达成共识，形成一种人类价值观。但是现有的哲学教科书在对唯物史观的阐释上，过多地突出了其意识形态层面的阐释，只重视对其政治性和阶级性的强调，而忽视唯物史观中所涉及的世界意义和人类价值的层面的解答。因此，实现唯物史观在当代的发展，就必须从关注人类的生活世界、价值世界和意义世界入手，关照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全球性问题，促进唯物史观由实践哲学向人类主体哲学的转变。当然，在全球化的大背景下，由于不同主体之间，有着不同的价值标准、文化底蕴、政治立场、利益目标，因此，我们并不排除不同意识形态、文化形态之间的存在着差异、隔离、隔阂乃至冲突、碰撞。但这些差异、矛盾或冲突是以世界民族基本认同的价值观、伦理观为前提，亦带有“全球化”特色。在这方面，后现代主义对主体际哲学的研究，以及多元主体之间的对话与交往解释框架的强调无疑值得我们借鉴。尽管这种观点不一定完全正确，但他们确实提出了一些唯物史观以往不曾熟悉或不曾重视的问题，这需要我们在与这些思想家的对话中来提升唯物史观的当代性研究。

与上述问题相联系，全球化还向唯物史观的发展提出了如何看待和处理全球性与民族性的关系问题。20世纪80年代以来，伴随着第三次科技革命的蓬勃兴起和世界经济的快速发展，全球化呈现出全新的发展态势，并对人类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全球化推进带来的变革面前，在理论界掀起了唯物史观的研究热潮。在西方，自20世纪60年代始，“全球历史观”和“世界体系理论”等理论悄然兴起，这些理论从全球化对人类历史进程的重大影响这一事实出发，主张要从更为广阔的世界观来揭示当今出现的全球性事件，主张对资本主义世界体系进行整体意义上的分析。进入90年代以后，随着对全球化问题研究的深入，人们注意到，全球化不仅没有消解掉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反而凸显了唯物史观尤其是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科学价值和当代意义。发展唯物史观，就需要我们用全球的视野来审视当代人类社会历史出现的这些新的变化。正如国内有学者指出的，在对唯物史观的研究中，我们要从根本上自觉地消除狭隘的“自我中心化”状态，真正贯彻一种人类境界、全球视野和世界胸怀，“要重视研究规范的转换与更新，在范畴体系和形式系统方面与世界哲坛通约、接轨、对话。要真正面向当代大科学、大技术、大生产、大社会、大文明、大哲学等，面向当代人类所共同面对和共同关心的全球问题、发展问题，从人类文明的多样化发展和哲学思维的个性化展开来看待当今世界五彩纷呈的哲学流派和哲学学说，在平等对话的基础上众采各家之所长，在对人类文明进程的总体性把握和对社会历史的世界性洞察中做出符合时代特点的哲学分析、哲学概括和哲学创造。

”[4]但是，由于各个国家和民族社会制度不同，他们在全球化进程中所面临的问题、所遇到的矛盾也不一样，因而发展唯物史观又要关注这种实际，这就是说，唯物史观的发展又要体现民族性的特征。因为唯物史观如同文学艺术一样，是最具民族特色的。从表面上看，唯物史观似乎只是一种具有普遍性的哲学，它与民族性不相干，但是，带有普遍适用性的唯物史观，却总是要在一个民族中传播和生根，并成为这个民族中的成员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和行为规范。因此，唯物史观的在发展中要体现民族化这一特征。事实上，当今在全球化背景下突出出来的各种全球性问题，既是国际社会面临的问题，也是各个国家和民族必须应对的问题。这就使得唯物史观的发展研究既要体现全球性的视野，又不能不带有民族的特色。如全球化对于民族国家带来的影响问题就是这样。一方面，在全球化进程中，民族国家越来越多地将自己的主权转让给各种国际组织这一事实，不断削弱民族国家之间的界限，并挑战民族国家的原有理论，这就需要民族国家理论研究要关注这一事实。但是，全球化对于民族国家的这种挑战，并没有由此带来民族和国家的消失，更没有使民族国家理论走入低谷，相反，却使民族国家理论在当代的发展成为可能，各个国家从自己国家的国情出发来发展民族国家理论，从而使民族国家理论的发展打上民族的烙印。

对于我们来说，在当前，发展唯物史观，要特别注重并深入考察、总结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发展唯物史观不是仅仅为了恢复马克思主义的本来面目，而是为当代中国的改革实践及文化发展提供一套行之有效的思维方式。既然如此，唯物史观的发展就不能不关注中国现实，不能不关注作为改革开放之指导思想的邓小平理论。由于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兼有民族特色和深远的国际影响两重性，因此，对于一个哲学工作者来说，发展唯物史观，就是要根据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中凸显出来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一方面要以唯物史观为指导，从世界历史的高度来观察和分析问题，把握全局，深入探讨根本性的本质问题和未来发展的可能，发挥唯物史观应有的指导功能。另一方面，以批判的眼光通过对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加以审视、分析、概括和总结，不断以新的研究成果来验证、丰富和发展唯物史观，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唯物史观研究的新的理论成果。这是唯物史观在当代中国走向发展的一条必由之路。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2]张世鹏，殷叙彝.全球化时代的资本主义[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

[3]任平.新全球化时代与马克思主义哲学：挑战和应答[J].江苏社会科学，2002，（2）.

[4]欧阳康.建构马克思主义哲学当代形态的几个前提与方法问题[J].江汉论坛，2000，（8）.

（原载《江西社会科学》2005年第9期。录入编辑：佳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