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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青年获得感不仅反映青年群体的获得体验,更是城市社会发展的晴雨表。基于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数据,分析了城市社会质量对青年获得感的影响。研究发现,城市社会质量与青年获得感高度关联。社会经济保障是青年获得感生成的重要物质基础；社会凝聚是青年获得感生成的关系基础；社会包容是青年获得感生成的心理基础；社会赋权是青年获得感生成的权能基础。

影响获得感的因素大致可以归纳为以下三类。

一是社会结构地位模型。社会结构地位意味着对财富、权力等资源的占有情况，社会结构地位（社会地位、家庭收入、受教育程度等）越高，从改革发展进程中获益的可能性就越大，获得感越强；反之，在改革发展过程中就更容易成为“获得”的边缘人。

二是心理认知模型。获得感的产生受到个人心理特质的影响和社会心理活动的调节。进取性和人际主动性心理资本有助于提升获得感；公平认知框架对获得感的生成存在诱导效应。

三是宏观政策模型。低保制度、扶贫政策等国家宏观政策的实施有助于缩小社会贫富差距，进而平抑社会不公平感和相对剥夺感，提高底层群体的获得感。

本文所使用的数据来自于中国社会科学院重大项目“2017年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简称c SS2017）。该调查是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主持实施的全国性抽样调查，收集了个人及家庭基本信息、社会质量、社会心态等数据资料。CSS2017调查采用多阶段分层PPS抽样方法在全国范围内抽样，调查样本覆盖全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15个区县（市）、604个村（居），完成有效问卷10143份。根据研究需要，只保留了村居属性为城镇且年龄在18～35岁的样本，最终进入分析的有效样本为1518个。

自变量：社会质量

第一，社会经济保障，衡量的是社会为其成员提供物质资源和制度资源的程度。本研究从家庭年收入、自有房产情况、医疗保险参与、家庭经济满意度、居住地环境满意度、社保状况感知和社会安全感知进行测量。

其中家庭经济满意度和居住地环境满意度分别询问被调查者的满意情况，并从低到高赋值1～10分。社保状况感知询问被访者对养老、医疗、就业、城乡最低生活、基本住房等的满意度，从低到高分别赋值1～10分，通过因子分析提取公因子作为社会保障状况感知变量，各项目间KMO值为0.882，累计方差贡献率为73.93%,Alpha系数值为0.906。（本研究中所有因子分析项目均通过了相关统计检验，适合进行因子分析，下文不再一一交代。）社会安全感知对应的题目是“您觉得当前社会中个人和家庭财产、人身的安全程度如何”，按照安全程度分别赋值为1～5分，取两者的均值作为社会安全状况。

第二，社会凝聚，衡量的是建立在共同价值观、认同和规范基础上的社会关系被共享的程度。本研究从利他行为、人际信任、机构信任、社区认同和社会规范程度进行测量。

利他行为通过询问被访者最近2年是否参加过志愿者活动或社会公益活动来测量，参加过赋值为1，未参加为0。人际信任对应的问题是“您对现在人与人之间的信任水平的评价”，根据信任程度从低到高赋值为1～10分。机构信任询问被访者对各级政府、群团组织、新闻媒体等机构的信任程度，根据信任程度分别赋值为1～5分，进行因子分析后得到“政府机构信任”和“非政府机构信任”两个因子，取两者的均值作为机构信任。社区认同通过本地人身份认同测量，认同自己是本地人赋值为1，外地人赋值为0。社会规范程度对应的题目为“请用1～10分，来表达您对普遍道德水平、遵纪守法水平的评价”，取两个项目均值作为社会规范程度，分值越大，表示社会规范程度越高。

第三，社会包容，衡量的是社会在何种程度上消除人们融入过程中遇到的系统性和非系统性障碍。本研究通过不公正待遇、社会接纳程度、社会宽容程度和社会公平感进行测量。

最近两年内因年龄、性别、户籍、教育程度等遭遇过不公正待遇赋值为1，没有赋值为0。社会接纳程度询问被访者对婚前同居者、同性恋等6类人士的接纳程度，根据接纳程度分别赋值为1～4分，以累加均值代表社会接纳程度。社会宽容程度通过询问被访者对现在社会宽容程度的评价进行测量，由低到高分别赋值1～10分。社会公平感询问被访者对高考制度、财富及收入分配等8个领域的公平认知，根据公平程度分别赋值为1～5分，将总体累加均值作为社会公平感。

第四，社会赋权，衡量的是社会在何种程度上赋权给社会成员，进而增强成员互动能力和潜能。本研究通过受教育年限、政治参与、社团参与、内在效能感、外在效能感和政府绩效感知进行测量。

政治参与询问被访者最近两年对村（居）委会选举、与他人或网友讨论政治问题等7类线上线下政治活动的参与情况，参加过赋值为1，没有赋值为0。社团参与询问被访者是否参加线上或线下社团，参加赋值为1，没有赋值为0。

内在效能感对应的题项为“我有能力和知识对政治进行评论和参加政治活动”，根据同意程度分别赋值为1～5分，分值越高，表示内在效能感越强。外在效能感通过“在村（居）委会选举中，选民的投票对最后的选举结果没有影响”等3个题项进行测量，根据同意程度分别赋值为5～1分，将总体累加均值作为外在效能感，分值越高，表示外在效能感越高。政府绩效感知询问被访者对包含医疗服务在内的12项公共服务的评价，根据好坏程度分别赋值为1～5分，通过因子分析拟合成政府绩效感知。

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

首先，家庭经济状况是触发青年获得感生成的重要物质基础。家庭收入对数和家庭经济满意度每提升1个单位，青年的获得感分别增加1.294分和2.864分。家庭收入最能代表青年在城市的“实际所得”，当前青年的享受需求逐步增强，从以往的“吃得饱”转向“吃得好”，从只有吃穿的“摆脱贫困”状态转向追求生活品质和时尚，较高的家庭收入为满足城市青年美好生活需求提供了较好的获得体验。此外，较好的家庭经济状况为城市青年的成长成才提供更多经济资源和社会发展机会，显著提升青年的获得感。同时，家庭经济满意度比绝对收入更具影响力，因为前者将消费支出、社会比较、经济负担等因素综合考虑在内，对家庭经济状况满意意味着当前家庭成员的收入在扣除各类开支后仍能维持在一个较为体面的水平，这种充足感有助于强化青年的获得感。

其次，居住环境是触发青年获得感生成的物质空间基础。相比于城市无房青年，拥有住房青年的获得感显著提升3.79分。受到中国传统“家本位”观念的影响，获得自有产权住房成为青年成家需要迈过的首要门槛。在城市已经实现安家梦想的青年人，能够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住房压力焦虑，形成较好的住房获得体验；而没有住房的年轻人则面临着房价不断上涨、住房租金节节攀升的住房消费压力，抑制获得感的生成。具体而言，低学历无房青年房租较低但居住质量不高；高学历无房青年虽然有长租公寓创设的酒店式“拎包入住”方式作为新的生活选择，但是“甲醛超标”“资金断链”“平台爆雷”等隐忧风险问题，显著降低其住房保障安全感，进而损伤获得感。居住地环境满意度、社会安全状况对青年获得感也发挥着积极影响作用。绿色宜居、安全有序是青年追求高品质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安全舒适的生活环境感知显著增强青年从城市环境综合治理和安全维稳中获得的积极心理体验。

最后，青年获得感建立在覆盖全面和高水平的社会保障体系之上。相对没有医疗保险的青年来说，有医疗保险的青年获得感显著提升2.788分，青年对社会保障状况的满意度每提升1个等级，获得感显著增加1.234分。参加医疗保险有助于强化青年的健康保障感，在追求更美好的工作生活发展过程中“心里有底”，能够尝试更多发展机会，实现向上社会流动。青年处于职业化起步阶段，若城市给予更多的就业保障，提升青年的就业能力，会显著提升青年获得感。在城市高房价背景下，“蜗居”“蚁族”“房奴”等成为城市青年的住房标签，而城市保障性住房或者货币补贴，有助于降低“望房兴叹”的城市青年的住房成本，增强其在城市的生存和发展能力。当前城市青年出生于独生子女时代，面临着较大的养老责任和负担，较好的养老保障有助于为青年减轻家庭负担。

综上，就业、住房、养老等社会保障均能显著提升处于人生过渡阶段的青年群体的获得感。

社会凝聚与青年获得感

模型2考察了社会凝聚对青年获得感的影响。结果显示，社会融入和社会资本对青年获得感发挥积极促进作用。较高的社会凝聚给予青年更多的社会网络支持，降低青年社会交往成本，使社会凝聚力内化为获得感成为可能。

首先，心理认同层面和行动层面的社会融入均对青年获得感发挥显著促进效应。认同本地人身份的青年的获得感比不认同者高出4.206分，在乡-城、城-城流动背景下，诸多青年成为“北漂”“上漂”“深漂”等×漂一族，城市只有创设良好的融入条件，让流动青年与本地社会进行畅通的社会、经济、文化融合，才能最终形成本地身份认同和心理融合，进而增强青年的积极获得体验。参加过志愿活动的青年的获得感比未参加者高出1.715分。志愿服务是青年人积极融入当地社会的表现，有助于增进青年社会合作，拓展社会交往网络；并且在“服务他人”同时也“锻炼自己”，促进自我能力的提升和自我价值的实现，形成积极的情绪体验；这些都促使志愿参与对获得感发挥显著的提升作用。

其次，社会资本积极提升青年的获得感。人际信任和机构信任每增加1单位，青年获得感分别显著增加0.724分和1.554分；社会规范感知每提高1个单位，青年获得感相应增加1.011分。在“信任危机”时代，常见的防卫欺骗风险性的普遍人际信任态度，显著增加社会互动和交易成本，阻碍青年与他人的合作，降低青年的生活满意体验并减少自我实现的机会，削弱青年的获得感。青年对政府、社会组织、工作单位、医院、法院等机构的信任，表明这些机构的行为符合规范性预期和制度承诺，为青年生活目标的实现提供各类资源和社会支持，让青年从改革发展中获益，增强积极获得体验。若在城市生活中频繁接触到不良道德行为或违法乱纪的失信行为，则意味着城市公共秩序和社会价值规范得不到有效认可，缺乏社会共识将降低青年在城市互动中对他人行为的预测度，势必抑制青年获得感的生成。

社会包容与青年获得感

模型3考察了社会包容对青年获得感的影响。结果显示，社会环境越公平公正、越宽容，青年获得感越强。较高的城市社会包容尊重青年发展的权利，减少青年感受到的排斥感和疏离感，是触发青年获得感生成的重要心理基础。

首先，公平正义认知对青年获得感生成产生心理诱导效应。遭受过不公正待遇青年的获得感显著降低2.575分；社会公平感知每提升1个单位，获得感增加3.969分。已有研究证实，社会公平感是影响青年群体未来发展信心的重要因素，城市青年具有追求公平正义的强烈愿望，当因身份、年龄、户籍、性别等因素遭受过相关部门或工作人员的不公正对待时，或者感觉宏观环境的分配不公平和机会不公平时，更倾向于认为自身处于结构的弱势地位，容易产生失落、怨恨等负向剥夺情绪，抑制获得感的生成。由此可知，公平正义的社会氛围能够同时作用于青年当前的获得感受和未来的发展信心，应当成为青年发展型城市建设的重要着力点。

其次，社会宽容对青年获得感生成具有正向驱动作用。社会宽容程度每提升1个单位，获得感相应增加0.754分。在改革开放和城镇化深入推进的过程中，青年自主选择的空间逐步扩大，一些新事物、新观念、新行为层出不穷，若城市对这些新事物尤其是异类的新行为等保持较高的宽容度，将有助于为城市青年的自主生活选择创设更大的自由空间，使个人自主性得到极大尊重[26]，进而驱动青年对城市社会产生积极获得体验。

社会赋权与青年获得感

模型4考察了社会赋权对青年获得感的影响。结果显示，受教育年限、外在效能感、政府绩效感知显著提升城市青年的获得感。较高的社会赋权能够增强青年参与能力、激发青年参与意识，使青年感受到自己是城市的主人翁，进而增强青年获得感。

首先，教育是影响获得感生成的知识能力基础。良好的受教育经历对青年群体获得感的积极影响可谓是全方位、多路径的，既可以通过作用于青年人的学识和眼界，在潜移默化中影响其对社会和自身的看法与评价，进而提升获得感；也可能经由增加青年群体的选择空间和发展机会，使其更容易获得“好职业”和“高收入”，从而为获得感奠定更厚实的物质基础。此外，随着受教育年限的增加，青年的社会交往将逐步从“小圈子”向“大网络”扩散，形成多样化的“朋友圈”“微信圈”，有助于减少城市疏离感并强化信息资源支持，促进生活工作目标的实现，增强获得感。

其次，政府赋能为青年获得感的生成提供制度权能基础。青年的外在效能感和政府绩效感知每提升1个单位，获得感相应增加1.762分和1.449分。在城市发展过程中，若青年的多元诉求得到政府部门的及时回应，且政府从青年需求和利益出发制定政策和提供专业化的青年服务，那么青年将从中获益，极大地增强获得体验。然而，政治参与、社团参与和内在效能感与青年获得感并无显著关系，这与我们的预想和已有研究结论存在一定出入。有学者研究发现，青年群体通过社会参与能够获得工具性资源与情感性资源，从而减轻生活压力，提升幸福感水平，而本研究中社会参与并未对获得感产生显著影响效应，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获得感的生成所要求的条件相对更为“苛刻”，其背后的原因可能在于，尽管城市青年有着较高的权益意识和社会政治诉求，但受到内在效能感较低、政治参与渠道闭塞、政治参与层次较浅等三方面因素的影响未能得以有效表达，因此，青年难以在共建共治共享的城市治理中提升获得感。

社会质量影响青年获得感的综合分析

表2模型1—4显示，城市社会质量的四个条件性因素的大多数指标均与青年获得感高度显著关联，实质证明了青年获得感并不是一个单纯描述主观状态的概念，它在极大程度上取决于城市社会发展及青年发展与社会发展互动的质量。城市社会经济保障、社会凝聚、社会包容和社会赋权为青年获得感的生成提供重要的物质基础、关系基础、心理基础和权能基础。从模型解释力来看，社会经济保障>社会包容>社会赋权>社会凝聚。社会经济保障带来的多维实际物质获得对当前青年获得感形成具有重要决定性影响，改善青年社会经济民生保障，促进青年实际获得是未来城市建设不可或缺的重要基础路径。

进一步分析模型5发现，当纳入所有的社会质量因素后，除了家庭收入、自有房产、医疗保险、家庭经济满意度、社会安全感知、社会公平感知和外在效能感仍然对青年获得感产生显著影响之外，其余变量变得不再显著。这既在“意料之外”，又在“情理之中”。获得感的形成源于个体生理需求和精神需求的满足，但在生命历程中需求满足序列有所不同。

对城市青年来说，第一要务就是生存发展；只有在城市“站稳脚跟”后才会更多地考虑精神需求，而良好的家庭经济状况和自有住房、医疗保障和社会安全、公平的社会环境和积极回应青年诉求则分别为青年的生存发展提供了空间物质基础、底线保障和制度保障。

部分资料来源：聂伟，蔡培鹏，让城市对青年发展更友好：社会质量对青年获得感的影响研究，中国青年研究. 2021,(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