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向我们描述了一种容易被误解的哲学/知识观。他并非在否定以往哲学家们解释世界的工作，而是在强调，改变世界与解释世界同样重要，知识离不开实践层面的现实演绎，就像实践离不开知识层面的先验思考。实质上，马克思在西方思想史上第一次旗帜鲜明地指出哲学/知识的实践面向，进而把实践作为理解和阐释世界的新方式。马克思的探讨向我们抛出了一个问题——对于处在具体知识（尤其是对自身界定还不够清楚的社会学）场域中的我们，应该如何理解并应对知识与实践之间的互动、互构关系，应该如何获得知识、如何付诸实践？

没有理论的具体研究是盲目的，而没有具体研究的理论则是空洞的。

——康德

知识是主体对客体化世界的一种认识，这就要求知识不断到客体化的世界中，通过“被实践”来阐明自身的正当性与合法性。

春秋战国时期礼崩乐乱，社会问题丛生、矛盾尖锐，就像孟子说“世衰道微，邪说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所以孔子作《春秋》，想要从历史和先贤那里寻求“社会之治”的答案。世衰道微的危急状况下，孔孟以一种“虽千万人吾往矣”的勇气、“礼失而求诸野”的魄力，将这种实践哲学气质固定在我们的文化里。其后韩愈立纲陈纪、恢复道统，张载“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王阳明讲“知行合一”，顾炎武谓 “经世致用”，梁启超致力于政治革新和民众启蒙，还有“最后的儒家”梁漱溟，立志将儒家社会理想付诸中国社会改造，从事乡村建设运动。近一个世纪以后，一群知识分子（华中乡土学派）还在乡村做着和梁漱溟目的、内容都颇相似的事情，向自孔子到梁漱溟的诸多先辈致敬，并对这种知识的实践气质进行传承。

西方的知识同样也具有这种实践面向。苏格拉底讲“知识即道德”，就是将知识当作行为和实践的准则。柏拉图将知识与国家治理结合起来，要求用严格的知识对统治者进行正确的训练，统治者要学习文学、音乐、数学、体育、辩证法和道德哲学，并通过长期公共服务，运用所学知识，积累实践经验，如此才能胜任治国之责。还有康德，尽管他对人的知识/理性持高度乐观态度，但是他仍然意识到知识与实践之间复杂的互动与互构关系，纯粹理性和实践理性应该有所区分，因此他通过“实践理性批判”为知识/理性在实践领域的运用设定界限。之后的马克思、韦伯、雷蒙·阿隆、福柯、鲍曼，还有后面我们将要提到的布迪厄，都从不同的角度专门对这种知识的实践面向进行探讨。

我们可以看到，古往今来的知识与知识分子，没有完全脱离客体化世界，没有不包含经验指涉和现实关怀的。也就是说，知识从始至终就有着一种深刻的实践面向。这是一个浅显得容易让人忽略的道理。

社会学作为一种具体的、对自身界定还不够明确的知识，有着清晰的实践面向，并且归根结底，实践是社会学的一个核心议题。或许我们可以去布迪厄那里，看一看所谓社会学的实践面向。

实践社会学所强调的是，要从实践过程中捕捉在现实生活中真正发挥作用的实践逻辑，以更深入地理解在社会转型过程中我们的社会所发生的实质性变化。

——孙立平

布迪厄的社会学回应的是时代问题，指涉的是社会现实。20世纪60年代，社会学研究的中心从欧洲转移到美国，法国乃至于欧洲的社会学风光不再。科学、严谨、规范而饱含量化气质的美国社会学对法国产生一种压制性的影响，法国社会学界持续面临所谓“拉扎斯菲尔德的入侵”。在这样的窘境下，布迪厄感到有必要建立一种本土化和独创性的社会学，藉此来抵制美国社会学“文化霸权”的侵略。那么布迪厄从何着手呢？从法国的经济社会现状与历史文化传统着手。

布迪厄（1930-2002）

20世纪下半叶的法国社会迈入了“高度现代化”阶段，科学技术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带来物质的丰裕，但以文化、权力与理性为特征的高度现代性也造成了诸多威胁人们生存的社会问题，譬如福柯探讨“全景敞视监狱”、鲍德里亚所谓“消费社会和物的体系”、克罗齐埃的“文化、权力与科层分析”、雷蒙·布东的“囚徒困境与教育博弈”……

“全景敞视监狱”

布迪厄则从阶层的再生产、精英的循环与流动、上层阶级的自我维续切入，譬如他发现“学校是当代社会秩序的保障者，其途径是通过某种国家的魔法，通过将各种社会划分同时铭刻在物质分布的客观性和认知分类体系的主观性之中，为这些划分披上了圣洁的外衣”，对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的支配逻辑以及这种支配的自我伪装、自我维系机制进行阐释。可以说，布迪厄的实践理论体系，他所说的本土化、独创性的法国社会学，正是基于20世纪下半叶法国经济、社会、历史、文化高度现代化的现实。在布迪厄以及其他社会学家的努力下，欧洲社会学实现了某种意义上的复兴，能够与美国社会学分庭抗礼，这甚至助推了战后欧洲摆脱美国的控制。

当然布迪厄这种社会学的实践面向还体现在他将实践作为社会学分析的核心议题。早期作为人类学家的布迪厄认识到人类的具体实践存在复杂性和多样性，因此他向我们描述了一种实践的策略。布迪厄认为实践的策略应该从各种外在约束（场域）和性情倾向（惯习）之间的关系之中来寻找，他力图通过场域、惯习和资本这些基本概念探索社会生活中实践的奥秘。需要注意的是，布迪厄的所有概念都是开放式的，他要求我们通过具体的经验研究来理解或界定相关概念，不存在超越历史因素影响的概念关系的法则，否则就会在社会科学研究中出现怀特海所谓“误置具体性谬误”。在布迪厄这里，社会现实/实践具有一种整体性，不能将其分割成各种不同学科的碎片，社会学应该构建维持人类实践基本统一性的“总体性社会事实”来分析最为整体的实践。

我认为科学理论应该以感知方案和行动方案的形式出现，它只能在使之成为现实的经验研究中一展身手。它是一种形塑经验研究，但同时又为经验研究所形塑的临时性构造。

……

要把理论作为一种做法，以实践的方式引导并形塑科学实践。

——布尔迪厄、华康德《反思社会学导引》

布迪厄关于美国社会学“文化霸权”侵略的应对，构建具有独创性、本土化的法国社会学立场，以及他对于理论、经验与实践等问题的具体探讨与阐释，对其他国家的社会学者构建本土社会学富有启发性。

“曾几何时，美国社会学凭借其经验的严格性，充当了法国社会学中付之阙如的科学良知。就像这样，也许现在是法国社会学凭借其理论的严密性，担当起美国社会学里暗淡无光的哲学先知。”（布迪厄）

在这里，能看到

社会学被作为一种对象去认识，作为一种方法去运用，作为一种目的去实现；

每个人身处一个的经验场域，他/她看到的人、经历的事、牵涉的关联以及由此生发的思考，都汇成一股绵长而流变的经验，流经此处；

我们称之为现代社会的东西，如何重塑我们的生存生命状态、互动交往形态，如何影响我们的日常遭遇和心灵体验；

可能还有粗浅的哲学、历史，或者一点艺术，以及一些不伦不类的故事和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