贝尔的观点在某种意义上是康德注重理性与卢梭肯认宗教精神的一个结合，当然，他基本上还是依据康德的理论。而作为一个社会学家，贝尔从社会变迁的观点来展开论述对探讨公共性更具启发意义。中国也是一个走向现代市场经济的"后发国家"。作为一个"后发国家"，它既有某种技术和制度上的"后发优势"，又有某种精神和理念上的"后发劣势"。这种优势在于:它可以方便地学习别人经过千辛万苦、百般摸索才获得的技术成果，甚至稍加变通地复制某些制度，还可以以前车为鉴，避免先行者犯过的某些错误和走过的某些弯路，在有些方面尤其是技术的层面可以"迎头赶上"，可以直接向国际最先进水平看齐或接轨。

中国哲学史在中国，梁启超在一个世纪之前写下《新民说》 (1902-1903)，其中说到人"无私德则不能立"，"无公德则不能团"。社会若无公理，个人若无公德，"虽有无量数束身自好、庸谨良愿之人，仍无以为国也。""公德者何?人群之所以为群，国家之所以为国，赖此德焉以成立者也。"任何群体，"必有一物焉贯注而联络之，然后群之实乃举。若此者谓之公德。"他在《新民说》这本书中较多的阐述了作为一个新的社会成员的个人伦理，但对国家、权利等涉及制度性的"合群之道"的问题也相当留意。编撰了中国第一本现代意义上的《伦理学教科书》(1905)的刘师培也写道"公德者，又由公共观念而生者也。"他在这本书中探讨了公私之界说、中国社会伦理不发达之原因，社会伦理起源及范围、以及仁爱、正义、和睦、义侠、秉礼、择交、服从、诚信等范畴。制度建设的方面也是绝不可忽视的，许多人之所以隐入"冷漠的大众"，常常不仅是因为公共权力的缺位和失效，而且还因为公共权力的滥用和腐败。这种滥用和腐败不仅需要加强教育和监督，也亟需一种结构性的调整。公共管理、尤其是政府管理已经日益引起广泛的注意和多面的探讨，但是公共伦理的问题却还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而公共管理和政策是必然要面临许多价值取舍和规则制定的道德问题的。不仅公正性本身就是衡量公共管理和政策优劣的一个独立标准，公共管理和政策的有效性也经常要依赖于其公正性。公共伦理还关涉到人们对于公共权力是否有一种合法性的信仰，这种信仰深刻地涉及到公共权力的根本目的和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