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直接使用“文化”概念不多，但他的著作中包

含着丰富的文化思想，需要挖掘和提炼。马克思对文化现象进行了研究，把文化问题与人的发展问题结合起来，主要体现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德意志意识形态》、《政治经济学批判》、《资本论》、《哥达纲领批判》等著作中，在马克思晚年的历史学、人类学笔记中也有很多涉及文化研究。这里，初步探讨一下马克思对文化的看法。

1.文化表示知识、意识形态

马克思在1844年《评“普鲁士人”的“普鲁士国王和社会改革”一文》中说：“谈到德国工人总的文化、知识的水平或者他们的接受文化、知识的能力，那我就提醒

读者注意魏特林的天才著作，不管这些著作在论述的技巧方面如何不如蒲鲁东，但在理论方面有很多却胜过他。”

[1]这里将文化、知识并列，是文化的狭义的用法。在《哥达纲领批判》中，马克思几次使用了文化概

念：“孤立的劳动（假定它的物质条件是具备的）虽然

能创造使用价值，但它既不能创造财富，也不能创造文

化。”[2]将文化作为对财富的补充说明，强调了文化的

非物质性，也即精神性质。“权利永远不能超出社会的经济结构以及由经济结构所制约的社会的文化发展。”[3]在这里，文化指与经济相对应的社会制度及其意识形态，相当于上层建筑，也是狭义的用法。马克思在行文中有时使用“文化意识”、“文化观”等概念。

2.从文明形态、社会生活方式的意义上来使用“文化”概念马克思更多的是从广义的社会生活方式、文明形态的意义上来使用“文化”概念。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批判了主张绝对平均主义甚至公妻制的粗陋共产主义，认为这是“对整个文化和文明的世界的抽象否定，向贫穷的、没有需求的人——他不仅没有超越私有财产的水平，甚至从来没有达到私有财产的水平——的非自然的单纯倒退，恰恰证明私有财产的这种扬弃决不是真正的占有”[4]。这里将文化和文明并列，包含一个时期及其观念的意思。在《资本论》中，马克思说：“在文化初期，已经取得的劳动生产力很低，但是需要也很低，需要是同满足需要的手段一同发展的，并且是依靠这些手段发展的。其次，在这个文化初期，社会上依靠别人劳动来生活的那部分人的数量，同直接生产者的数量相比，是微不足道的。”[5]这里的“文化”和文明没有严格的区分。

“资产者有很充分的理由给劳动加上一种超自然的创造力，因为正是从劳动所受的自然制约性中才产生出如下的情况：一个除自己劳动力外没有任何其他财产的人，在任何社会的和文化的状态中，都不得不为占有劳动的物质条件的他人做奴隶。”[6]这里所说的“文化的状态”就是指人的社会性关系。

3.唯物史观是研究文化问题的方法论基础

就其实质来说，唯物史观是一种系统论的文化历史思想，以经济结构作为文化的能动信息核心，认为一种社会文化的历史形态具有层次性和结构性的特征（区分为基础和上层建筑），文化的外部层次受到信息核心的控制和制约，又反馈和互动于信息核心，等等[7]。

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有一段经典的话，他说：“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8]马克思明确揭示了社会结构的三个基本层次、两大基本过程和四个基本要素。三个基本层次是：社会经济结构（即生产关系的总和）、社会政治结构（即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社会文化结构（即各种社会意识形式）。两大基本过程指社会的物质生活过程和精神生活过程，前者表现为物质资料的生产方式，亦即社会的物质关系；后者表现为人们的社会意识，亦即社会的思想关系。马克思把复杂的社会关系划分为物质关系和思想关系，用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涵盖其基本要义。四个基本要素是：生产力、生产关系、政治的上层建筑和社会意识形式。在这种社会结构框架中，划分出物质文化、制度文化、精神文化。

这不仅精确地划分出各种社会和文化现象的类别，而且真正找到了社会和文化发展的各种辩证关系，也为后来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家（特别是列宁和毛泽东）划分经济、政治、文化三大领域提供了启迪。

马克思对人类社会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关系做了富有逻辑性的描述：“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运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在考察这些变革时，必须时刻把下面两者区别开来：一种是生产的经济条件方面所发生的物质的、可以用自然科学的精确性指明的变革，一种是人们借以意识到这个冲突并力求把它克服的那些法律的、政治的、宗教的、艺术的或哲学的，简言之，意识形态的形式。”[9]

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手稿中写道：“······（2）历史的观念论的历史叙述同现实的历史叙述的关系，特别是同所谓文化史的关系，这所谓文化史全部是宗教史和政治史。［顺便也可以说一下历史叙述的各种不同方式。所谓客观的、主观的（伦理的等等）、哲学的］。”[10]这里的“文化史”用语也就是唯心史观的一种表述。

这段话包含着几点很重要的思想，马克思认为：第一，旧文化史被归结为宗教史和政治史，这是不可取的；第二，应当探索现实的历史叙述与文化史的关系；第三，

在史学中存在三种不同的历史编篆方法，即客观的、主观的（伦理的等等）、哲学的。

4.文化的本质是人的本质的对象化

文化的本质要由人的本质来说明。马克思认为，人的本质在其现实性上是“社会关系的总和”，而这一形态是要被超越的，被扬弃的。在超越这一形态之后，人类通过自由劳动，使自己的目的得以全面实现，“人以一种全面的方式，也就是说，作为一个完整的人，占有自己的全面的本质”[11]。在从全部社会关系中具体展开人的本质的同时，通过人的全面的实践活动，文化系统与文化结构的层次分析也就有了参照标准和依据。

马克思指出：“培养社会的人的一切属性，并且把他作为具有尽可能丰富的属性和联系的人，因而具有尽可能

广泛需要的人生产出来——把他作为尽可能完整的和全面的社会产品生产出来······”[12]这就是文化的本质，并且说明了文化的社会意义和社会功能。或者说，文化的本质、意义和功能就在于人的发展，在于培养具有尽可能丰富的属性和联系的全面发展的人。

马克思认为，人作为特定的社会地位、特定的社会职能以及人与人联系纽带的社会文化制度的承担者，乃是社会的产物。作为人类意识，他的观念、思考、感知等，从总体上讲，也是在自己的普遍性中作为思维着的存在物自为地存在着的，“他也是总体、观念的总体、被思考和被感知的社会的主体的自为存在，正如他在现实中既作为社会存在的直观和现实享受而存在，又作为人的生命表现的总体而存在一样”[13]。“意识一开始就是社会的产物，而且只要人们还存在着，它就仍然是这种产物。”[14]

5.人类文化产生于人与自然的关系

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说：“在实践上，人的普遍性正表现在把整个自然界——首先作为人的直接的生活资料，其次作为人的生命活动的材料、对象和工具——变成人的无机的身体。自然界，就它本身不是人的身体而言，是人的无机的身体。也就是说，自然界是人为不致死亡而必须与之不断交往的人的身体。所谓人的肉体生活和精神生活同自然界相联系，也就等于说自然界同自身相联系，因为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正是在改造对象世界中，人才真正证明自己是类存在物。这种生产是人能动的类生活，通过这种生产，自然界才表现为他的作品和他的现实。”[15]马克思肯定了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把自然称为“人的无机的身体”，在经过人改造之后，自然界就“表现为他的作品和他的现实”，即被人的实践活动打上印记的那部分自然界，这也就是文化。正是由于改造对象世界的活动，“这种生产是人能动的类生活”，是一种创造性的生活方式，显示出一种有别于自然的文化形式。马克思还强调，文化不仅产生于人对自然的改造过程，而且，文化本身是自然物的转化形式。“从理论领域来说，植物、动物、石头、空气、光等等，一方面作为自然科学的对象，一方面作为艺术的对象，都是人的意识的一部分，是人的精神的无机界，是人必须事先进行加工以便享用和消化的精神食粮。”[16]

6.思想、观念、意识的生产

马克思说：“要研究精神生产和物质生产之间的联系，首先必须把这种物质生产本身不是当作一般范畴来考察，而是从一定的历史的形式来考察。”“其次，从物质生产的一定形式产生：第一，一定的社会结构；第二，人对自然的一定关系。人们的国家制度和人们的精神方式由这两者决定，因而人们的精神生产的性质也由这两者决定。”[17]

精神生产在一般意义上是指“思想、观念、意识的生产”[18]，它是人类创造观念形态产品的活动与过程，又称意识生产。“语言也和意识一样，只是由于需要，由于和他人交往的迫切需要才产生的。”[19]马克思曾按照产品和消费之间的相互联系，把精神生产区分为两种基本形式：一是“具有离开生产者和消费者而独立的形式，因而能够在生产和消费之间一段时间内存在”，如书籍、绘画等；二是“产品和生产行为不能分离，如，一切表演艺术家、演说家、教员、医生、牧师等等情况”，以及某些个体劳动中的仅供自己当时劳作所用的，在自己头脑中所设计的目的、计划、方案的生产和消费的情况，这时，产品在精神生产者主体的运动状态中即被他人或自己直接用来消费掉了。[20]精神生产为人类提供理论观点、科学知识、价值取向、行为规范、目的、决策、行动计划和未来预见等，在这一生产过程中所体现出的人类创造观念形态的产品的自由、自觉的能动性能力便是精神生产力。作为思想上层建筑的具体内容只能通过特定的精神生产活动生产出来。马克思和恩格斯曾说过：“人们的想象、思维、精神交往在这里还是人们物质行动的直接产物。表现在某一民族的政治、法律、道德、宗教、形而上学等的语言中的精神生产也是这样。”[21]

7.物质生产与精神生产发展不平衡及相互作用

马克思说：“关于艺术，大家知道，它的一定的繁盛时期决不是同社会的一般发展成比例的，因而也决不是同

仿佛是社会组织的骨骼的物质基础的一般发展成比例的。”[22]“困难不在于理解希腊艺术和史诗同一定社会发展形式结合在一起。困难的是，它们何以仍然能够给我们以艺术享受，而且就某方面说还是一种规范和高不可及的范本。

”他认为，物质生产、经济制度虽然是政治、法律、哲学、伦理、文学、艺术等精神文化生产的基础，但是，把这些经济范畴“按它们在历史上起决定作用的先后次序来安排是不行的，错误的”[23]。精神文化的发展、观念的发展，并不是那些看来是合乎自然次序的东西决定的，而是由社会中的相互关系决定的。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并不是成比例的。从这一点出发，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的生产同某些精神生产部门如艺术和诗歌是相敌对的，现代人虽然在力学等方面超过了古代人，然而并不能创造出自己的史诗来，用《亨利亚特》来代替《伊利亚特》。[24]在社会生产力发展较低的阶段，观念文化却可能是先进的，例如希腊神话。精神文化创造是一定社会形态下自由的精神生产，是在一定的历史地发展和特殊形式下按照精神生产的特殊规律进行的。

马克思说：“生产生活本来就是类生活。这是产生生命的生活。一个种的全部特性、种的类特性就在于生命生

活的性质，而人的类特性恰恰就是自由的自觉的活动。”[25]“动物只是按照它所属的那个种的尺度和需要来建造，而人却懂得按照任何种的尺度来进行生产，并且懂得怎样处处都把内在的尺度运用到对象上去；因此，人也按照美的规律来建造。”[26]这里不只是在美学意义上，而更多地包含对理想的人性、理想的人的生活方式的理解。

马克思和恩格斯写道：“个人的真正的精神财富完全取决于它的现实关系的财富……只有这样，单个人才能摆

脱种种民族局限和地域局限而同整个世界的生产（也同精神的生产）发生实际联系，才能获得利用全球的这种全面的生产（人们的创造）的能力。”[27]

8.两类文化：自然史与人类史

马克思和恩格斯说：“我们仅仅知道唯一的一门科学，即历史科学。历史可以从两方面来考察，可以把它划分为自然史和人类史。但这两方面是不可分割的；只要有

人存在，自然史和人类史就彼此相互制约。”[28]他们把历史科学划分为自然史和人类史两个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的方面。

“自然史，即所谓自然科学”[29]，它是人类在认识、改造、适应和控制自然界的过程中所取得的成果，表现为自然科学、技术、知识等智能文化以及由此创造出来的工具、建筑物、器皿、机械等物质文化。它是人类生存的基础，为人类生活提供了基本的物质条件。人类史，即人文社会科学，它是人类在创造物质文化和智能文化的过程中，认识、改造、适应和控制社会环境所取得的成果，表现为社会组织、制度、政治和法律形式以及风俗、习惯、伦理、道德、语言、教育等规范文化和

宗教、信仰、审美意识、文学、艺术等精神文化。它是人类生存的样式和自我完善的方式。

这里所谓历史科学，也可以看做是马克思主义的文化科学，包括两类文化的交互作用、相互影响、相互促进的

全部历史过程，就构成了人类的文化史；同时，对这两类文化的研究，就构成了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的内容。马克思对世界进行类的区分，一个是自然界，一个是人，还有一个没有统一表述的类，就是人的创造物，如“人化的自然”、“人类学的自然界”、“世界历史”、“人的本质的对象化”、“人所采取物化形式的本质力量”，等等。这些实际上都属于文化的范畴，是作为与文化同等程度的概念而存在。

马克思说：“整个所谓世界历史不外是人通过人的劳动而诞生的过程，是自然界对人说来的生成过程”[30]，“历史本身是自然史的即自然界成为人这一过程的一个现实部分”。[31]“在人类历史中，即在人类社会的产生过程中形成的自然界是人的现实的自然界；因此，通过工业——尽管以异化的形式——形成的自然界，是真正的、人类学的自然界。”[32]

马克思说：“通过私有财产及其富有和贫困——物质的和精神的富有和贫困——的运动，正在产生的社会发现

这种形成所需的全部材料；同样，已经产生的社会，创造着具有人的本质的这种全部丰富性的人，创造着具有丰富的、全面而深刻的感觉的人作为这个社会的恒久的现实。”[33]“在再生产的行为本身中，不但客观条件改变着，······而且生产者也改变着，炼出新的品质，通过生产而发展和改造自身，造成新的力量和新的概念，造成新的交往方式，新的需要和新的语言。”[34]这是说，在人类在再生产过程中，不仅创造了自己，改造自己，扩大了交往，而且创造了新的文化。

9.民族社会和文化、历史研究

马克思对有关民族社会和文化的研究，涉及从原始社会到他们所处的资本主义社会、从原始民族到文明民族的

整个社会和文化。马克思不仅研究了人类社会的普遍规律，而且研究了不同地区、不同民族社会发展的特殊规律，特别是对非欧洲国家的社会和文化发展所进行的研究，显示出一种新的历史哲学和文化人类学的观点。

马克思在《中国革命和欧洲革命》、《俄国的对华贸易》、《波斯与中国》、《鸦片贸易史》、《不列颠在印度的统治》、《不列颠在印度统治的未来结果》等著作中，对中国和印度给予了很多关注；他和恩格斯在《论波兰》、《论波兰问题》等著作中，对波兰民族问题做了研究。马克思在晚年，把很大精力转向了人类学的研究，详细摘录了四位人类学家的著作（包括马·柯瓦列夫斯基的《公社土地占有制，其解体的原因、进程和结果》；摩尔根的《古代社会》；亨利·萨姆纳·梅恩的《古代法制史讲演录》；约·卢伯克的《文明的起源和人类的原始状态》）等。

他着重研究了公社土地占有制到私有制发展的经济、文化、法制、家庭和国家产生的经济背景下各民族的独特发展道路。马克思通过大量的历史学、民族学、人类学研究成果的探讨，认为不应以西方社会和西方文化的发展道路作为唯一标准去认识世界和其他类型的社会和文化发展。马克思阅读了大量的著作，准备了资料，并加了自己的批语和意见，但没有来得及进一步阐明其意义。马克思在一生的最后几年对俄国的村社制度进行了深入研究，在写给俄国《祖国纪事》编辑部的信中明确反对把他的思想变成“一般发展道路的历史哲学理论”①。他坚持认为各民族社会、文化发展是多样性的统一，要根据具体的情况进行分析。

10.世界文化

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看来，“只有当交往成为世界交往并且以大工业为基础的时候，只有当一切民族都卷入竞争斗争的时候，保持已创造出来的生产力才有了保障”[35]，才会出现世界文化。

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指出：“各个相互影响的活动范围在这个发展进程中越是扩大，各民族的原始封闭状态由于日益完善的生产方式、交往以及因交往而自然形成的不同民族之间的分工消灭得越是彻底，历史也就越是成为世界历史。······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不是‘自我意识’、宇宙精神或者某个形而上学怪影的某种纯粹的抽象行动，而是完全物质的、可以通过经验证明的行动，每一个过着实际生活的、需要吃、喝、穿的个人都可以证明这种行动。”[36]所谓“世界历史”，是指国家间的界限被逐渐打破，世界正在成为一个整体。马克思、恩格斯认为：“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

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由许多种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37]这句话中的“文学”（Literatur）一词，指科学、艺术、哲学、政治等方面的著作，亦可看做是精神文化产品。所谓“世界文学”，也就是指世界的科学、艺术、哲学等精神文化产品。马克思、恩格斯勾勒了这种“世界文化”的基本面貌：“资产阶级使农村屈服于城市的统治。它创立了巨大的城市，使城市人口比农村人口大大增加起来，因而使很大一部分居民脱离了农村生活的愚昧状态。正像它使农村从属于城市一样，它使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使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使东方从属于西方。”[38]这是对资产阶级和城市、文明国家为主导的状况的描绘。在全球化时代，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不论是物质的东西，还是精神的东西，都突破了过去那种孤立的、局部的、狭小的范围，越来越具有全球性。它不仅表现了世界市场的力量的支配，也表现了个人文化的尺度与世界文化尺度的一致性。

总之，在马克思的视野中，文化是一种历史和现实的存在，是人类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产物，需要从人与自然的关系中研究文化的起源；文化的产生和发展是建立在一定的社会经济基础上的，文化的发展特别是精神文化的发展与经济发展不平衡，要受经济基础制约；但文化又积极地反作用于社会经济，特别是通过不同的途径和方式影响人们的思想和行为，促进或阻碍社会经济的发展；世界各民族联系日益紧密，正在形成一种世界文化。

注释：

①马克思给俄国《祖国纪事》编辑部的信，在他逝世后由恩格斯抄写寄出。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3：130。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

版社，1956：483.

［2］［3］［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北

京：人民出版社，1963：17、22、15.

［4］［11］［13］［15］［16］［25］［26］［30］［31］［32］［3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118、123、123、95-97、95、96、97、131、128、328、126.

［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559.

［7］参见何新.关于文化学研究的通信.学习与探索，1986（2）.

［8］［9］［22］［23］［28］［29］马克思恩格斯选集（2版.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32、32-33、28、25、66页注、66页注.

［10］［12］［3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北

京:人民出版社,1980：47、392、494.

［14］［18］［19］［21］［27］［35］［36］［37］

［38］马克思恩格斯选集（2版.第1卷）.北京：人民出

版社，1995：81、72、81、72、89、108、88-89、276、

276-277.

［17］［2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1）.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296、296.

［20］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8卷）.北京：人民出

版社，1985：61-6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