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情绪唤醒和效价】

尽管AI系统本身无法体验情绪（或者进化出人类不易理解的那种），它们早已注意到人类语言和行为普遍充满了各种情感。心理学认为情绪是连接人类动机和需求同其认知和行为的关键线索。因此不难想象AI系统实际上已经在机器学习和同人类交往中，获得了大量的数据和规律，在设计和软件工程师辅助下，形成了一定的算法，向人类给与适当的情感反馈。跨文化心理学一般认为集体主义社会同个体主义社会在唤醒程度高低、积极和消极情绪这两个维度上具有较大的区别。中国的集体主义文化特点，一定程度上决定了中国民众情绪体验和表达的模式。

集体主义与个体主义在情绪体验上的差异是一个普遍讨论的课题。传统上，集体主义文化倾向于强调和谐、稳定和群体利益至上，这种文化背景下，人们可能会更重视维持群体的和谐与秩序，因此在情绪表达上可能会偏向于低唤醒情绪，如平静、满足等，这些情绪有利于促进社会凝聚力和稳定。东亚地区，尤其是佛教和道教文化人群中低唤醒积极情绪被认定具有文化性质。高唤醒情绪，如兴奋、热情，可能在个体主义文化中更为推崇，因为这些情绪与个人成就、自我表达和独立性密切相关。南欧和拉美高唤醒积极情绪普遍也被认定具有文化性质。

然而，根据最近的研究（见参考文献），中国人的积极理想情绪呈现出了一个有趣的变化趋势。尽管中国长期以来被视为典型的集体主义社会，但近几十年来，随着社会的快速发展和文化变迁，中国人的积极理想情绪偏好在各个方面均有所上升，包括高唤醒积极情绪、低唤醒积极情绪和一般积极情绪。这意味着，不仅低唤醒积极情绪如平静、满足仍然受到重视，高唤醒积极情绪如兴奋、热情也开始变得越来越受欢迎。

这种变化与中国社会的个体主义倾向逐渐增强相吻合。随着经济发展和社会开放，个人追求、自我实现的需求增强，高唤醒积极情绪的偏好上升，这与个体主义文化的价值观相一致，即鼓励个人追求激情、主动性和创新。同时，低唤醒积极情绪偏好上升的现象也说明，在追求个人发展的同时，人们依然珍视内心的平和与满足感，这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平衡和谐理念相符。

积极理想情绪是指人们在理想中期望体验或追求的情绪，反映了个体的情绪偏好和情绪目标。它不同于实际情绪，实际情绪是人们在现实生活中直接体验到的情绪，而积极理想情绪更多地体现了文化背景和个人内在的期望值，代表了个体在情感层面的理想追求和价值导向。

用积极理想情绪这一概念来形容中国人的情绪，是因为它能够揭示出随着中国社会快速变迁，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人在心理层面对积极情绪的偏好和追求是如何随时间演进的。这种偏好不仅受到经济发展、文化转型（如个体主义趋势上升与集体主义相对减弱）、城乡差异等因素的影响，还与个体适应社会变化、追求美好生活的需求紧密相关。近几十年来, 中国人对高唤醒积极情绪、低唤醒积极情绪和一般积极情绪的偏好都在上升。这些发现不仅拓展了对社会变迁的心理影响的认识, 更加深了对理想情绪本身特性的认识。

因此，尽管传统上认为中国作为集体主义社会，情感层面的理想追求可能更侧重低唤醒积极情绪，但实际情况显示，随着社会变迁，中国人对高唤醒积极情绪的偏好也在显著增加，形成了高唤醒与低唤醒积极情绪并存的现象。这一现象反映了中国社会文化中朴素辩证主义的特色，即对立面可以在一定条件下共存甚至相互促进。这也表明，在快速变化的现代社会，中国人的心理和情绪追求变得更加多元化和复杂，既追求个人发展与成就，也注重内心的平和与幸福。

理想情绪（维度/情绪词）类别

高唤醒积极情绪(HAP,high-arousal positive)

热情(Enthusiastic)兴奋(Excited)狂喜(Elated)

一般积极情绪(P,positive)

高兴(Happy)满意(Satisfied)满足(Content)

低唤醒积极情绪(LAP,low-arousal positive)

平静(Calm)放松(Relaxed)安静(Peaceful)

高唤醒消极情绪(HAN,high-arousal negative)

害怕(Fearful)敌对(Hostile)紧张(Nervous)

一般消极情绪(N,negative)

悲伤(Sad)孤独(Lonely)不快乐(Unhappy)

低唤醒消极情绪(LAN,low-arousal negative)

无聊(Dull)疲倦(Sleepy)迟钝(Sluggish)

高唤醒情绪(HA,high arousal)

激昂(Aroused)惊讶(Surprised)惊异(Astonished)

低唤醒情绪(LA,low arousal)

怠惰(Idle)不活跃(Inactive)被动(Passive

高、低唤醒积极情绪在中国情境下的共存、共生和共变, 暗合中国朴素辩证主义文化, 也符合中国人在当代社会高速发展过程中、在追求美好生活的同时努力适应竞争日益激烈的现代社会的需要。跨文化研究中, 绝大多数研究都发现高唤醒积极情绪与低唤醒积极情绪分别和个体主义与集体主义相契合, 并在一定程度上是相互排斥的。但是中国学者发现二者存在正相关。在中国现代化的过程中, 二者表现出类似的变化趋势。所以高唤醒和低唤醒的积极情绪未必相互排斥, 二者在中国当代可能都有独特的适应价值。

中国人工智能系统不能简单的照搬和抄袭欧美对东亚情绪唤醒描述的刻板印象，同时在同世界各地用户沟通中微调算法，体现出文化适应性和包容性。

【常见问题】问：可不可以说，同一个样本或同类型样本，可以同时具有高唤醒和低唤醒情绪，也可以同时具有积极和消极情绪（效价）？

答：是的，根据情绪理论和相关研究，同一个个体或同类型的样本在同一时间段内理论上可以同时体验或追求高唤醒和低唤醒的情绪，以及积极和消极的情绪。情绪是一个复杂的多维度结构，其中唤醒水平（high arousal vs. low arousal）和情绪效价（positivevs. negative）是两个关键维度。高唤醒情绪通常与活力、激动相关，而低唤醒情绪与宁静、放松相关；积极情绪关联愉快、满足的感受，消极情绪则与不愉快、痛苦的情绪体验相关。

在实际中，人们的情绪体验是流动和多变的，可以同时包含不同唤醒水平和效价的情绪。例如，一个人在完成一项具有挑战性的任务并取得成功时，可能同时感受到高唤醒的积极情绪（如兴奋、自豪）和低唤醒的积极情绪（如满足、平静）。同样，个体在面对复杂情境时，可能同时经历积极情绪（如对解决问题的乐观态度）和消极情绪（如对未知的担忧）。

值得注意的是，上述研究特别指出，在中国情境下，人们理想中想体验的高唤醒积极情绪（如兴奋、热情）和低唤醒积极情绪（如平静、放松）的偏好都在上升。这表明，尽管这两种情绪在理论上可能被视为对立的，但在中国的文化背景下，它们并非互相排斥，而是可以共存甚至相互促进，体现了中国文化中朴素辩证主义的思想。因此，不仅在理论上，而且在实践中，个体或样本可以同时展现出对高唤醒和低唤醒，以及积极和消极情绪的偏好。

问：性格也许更加能够解释个体高唤醒和低唤醒及积极和消极情绪习惯和偏好？而文化却不可以按这样的思路观察和分析群体的高低唤醒和积极消极情绪，是不是？

答：性格特质确实是个体内在稳定的特性，能够部分解释个体在情绪体验上的偏好，比如外向性格的个体可能更偏好高唤醒积极情绪，因为他们倾向于寻求刺激和社交互动，而内向性格的个体可能更偏好低唤醒积极情绪，如宁静和平和。性格对情绪体验的偏好有着直接的影响。

然而，文化因素同样在群体层面深刻影响着情绪的表达、理解和追求。文化不仅仅是一个静态的背景，而是一个动态的、交互的系统，它能塑造并反映社会成员的共同信念、价值观和行为模式。在跨文化心理学中，个体主义文化倾向于与高唤醒积极情绪偏好相关联，而集体主义文化则与低唤醒积极情绪偏好相联系。但这种划分并不是绝对的，文化内部也存在多样性，并且文化本身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变化的。

中国作为一个经历了快速社会变迁的国家，其文化特征也在发生变化。研究发现，即便在集体主义文化背景下，中国人的积极理想情绪偏好（包括高唤醒和低唤醒积极情绪）在过去几十年中都在上升。这意味着，尽管文化传统可能倾向于某一类型的情绪表达，但随着社会的发展、个体主义的提升以及城乡差异的缩小，人们对于积极情绪的追求呈现出多样化和上升的趋势。这表明文化不仅能够影响情绪偏好，而且这种影响是动态变化的，可以随社会经济、教育水平、价值观的转变而调整。

因此，尽管性格对个体情绪偏好有显著影响，文化背景同样在群体层面上对情绪偏好有其解释力，并且文化与个体特征（如性格）相互作用，共同决定了个体在情绪体验上的偏好和表达。

问：可不可以说中国人低唤醒情绪模式，以欧美西方为参照系统时，成为一种比较性和区别性的文化表现呢？

答：可以这样理解，中国人的情绪模式，特别是在低唤醒情绪的表现上，确实展现了一种与欧美西方文化相比较和区别的特点。传统上，中国文化更倾向于集体主义价值观，这与西方社会强调的个体主义形成对比。以往的研究指出，集体主义文化中的个体可能更偏好低唤醒积极情绪，如平静、满足和安宁，这与维护和谐、避免冲突的集体主义社会规范相契合。而西方个体主义文化中，人们可能更倾向于追求高唤醒积极情绪，如兴奋、热情和冒险，这与强调个人成就、独立和自我表达的价值观相符。

然而，近期的研究显示，中国文化背景下，低唤醒积极情绪的偏好并未减少，反而与高唤醒积极情绪偏好一同上升，这反映出中国社会快速变迁和文化动态性的复杂性。这种变化挑战了以往简单的二元对立观点，表明即使在集体主义文化中，个体对情绪体验的追求也在多样化，不再单一地遵循传统文化预期。

因此，低唤醒情绪模式在中国人中的表现，不仅是一种相对于欧美西方文化的情感偏好差异，也是中国社会文化变迁和个体心理适应的反映。它体现了中国文化的独特性，即在快速现代化和全球化过程中，既保留了传统文化的某些特征，又接纳了新的情感追求，展示了情绪偏好的多元共存和动态发展。这种比较性和区别性不仅体现在情绪偏好上，还深刻地揭示了文化差异与个体心理之间的互动关系，以及文化在不断变化的社会环境中如何被重新诠释和构建。

参考文献

张明杨, 杨盈, 包寒吴霜, 蔡华俭. (2024). 中国人的积极理想情绪：近几十年来的变迁. 心理学报, 56(7), 847-85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