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40年，我们党全部理论和实践的主题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管长远、管根本的。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内容，就是在实践中不断探索建立一套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即建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我国40年的发展实践充分证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有效的、管用的，是具有鲜明中国特色、明显制度优势、强大自我完善能力的先进制度。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能够最大程度促进我国社会生产力发展，使广大人民群众充分享受到发展成果

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认为，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运动是推动人类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其中生产力是最活跃、最革命的因素，生产关系要适应生产力的发展，上层建筑要适应经济基础发展要求；同时生产关系对生产力、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又具有反作用，适应时会促进生产力的发展，不适应时会阻碍生产力的发展。在现实生活中，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集中体现为制度体系。这也意味着，社会制度优劣的评价标准根本上在于是否能够最大程度地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以及是否能够妥善处理各种社会矛盾，从而使最广大人民群众共享发展成果。之所以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具有明显制度优势，就是因为这套制度体系能够最大程度地促进我国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使广大人民群众充分享受到改革发展成果。

从生产力角度来看，一系列指标都充分表明，在过去的40年里我国社会生产力实现了大幅度提升，在许多方面优于同期世界发展水平。

首先是经济发展速度较快。1979—2017年，我国经济年均增速9.5%，远高于同期世界经济2.9%左右的年均增速，也高于世界各主要经济体同期平均水平。1978年我国经济总量居世界第11位，自2010年后稳居世界第2位。2018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更是达到900309亿元人民币，首次通过90万亿元门槛，占世界经济总量的15%左右，比1978年提高13个百分点左右。特别是近年来，世界经济长期低迷，我国仍保持中高速增长，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30%，成为全球经济复苏和可持续发展不可或缺的发动机和稳定器。2017年末，我国外汇储备余额达到31399亿美元，稳居世界第一。

其次，我国的供给能力实现了大幅度提升。2017年，我国粮食总产量继续稳定在1.2万亿斤以上，比1978年翻一番；钢材产量10.5亿吨，增长46.5倍；能源生产总量35.9亿吨标准煤，增长4.7倍，年均增长4.6%。谷物、肉类、花生、茶叶、粗钢、煤、水泥等产量稳居世界第一位。

再次，基础设施不断完善。2017年末，我国铁路营业里程达到12.7万公里，比1978年末增长1.5倍，其中高速铁路达到2.5万公里，占世界高铁总量60%以上；公路里程477万公里，比1978年末增长4.4倍，其中高速公路达到13.6万公里。

与此同时，我国的科研实力大幅增强，重大科技成果不断涌现。根据美国康奈尔大学、欧洲工商管理学院和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最新发布的全球创新指数显示，我国的全球创新指数排名从2012年的第34位跃升至2018年的第17位，跻身世界上最具创新性的前20个经济体之列，我国的科技发展水平也从以跟踪为主逐步提升到跟踪和并跑、领跑并存的新阶段。从能够较好地衡量科技实力的专利申请数来看，同样可以证明我国的科技实力正处于大幅度上升阶段。根据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所公布的2017年各国申请注册国际专利的数据，从2003年开始，中国的国际专利申请数每年以10%的速度增长，2017年更是达到48882件，同比增长13%，首次超过日本成为全球第二，仅次于美国。我国在载人航天、探月工程、量子科技、深海探测、超级计算、卫星导航、高温超导、纳米材料、古生物考古、生命科学、超级杂交水稻、高性能计算机等战略高技术领域，都取得了大量原创性成果。

从共享发展成果方面来看，无论是人均收入还是社会事业的发展也都非常迅猛。

2017年，我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比1978年实际增长22.8倍，年均实际增长8.5%。我国人均国民总收入（GNI）由1978年的200美元提高到2017年的8690美元，超过中等偏上收入国家平均水平。全国居民人均消费支出实际增长18.0倍，年均增长7.8%；全国恩格尔系数为29.3%，比1978年下降34.6个百分点；城镇居民、农村居民人均住房建筑面积分别为36.9平方米和46.7平方米，比1978年分别增加30.2平方米和38.6平方米。我国15岁及以上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由1982年的5.3年提高到2017年的9.6年，劳动年龄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达到10.5年。居民预期寿命由1981年的67.8岁提高到2017年的76.7岁。我国建成了包括养老、医疗、低保、住房在内的世界最大的社会保障体系，基本养老保险覆盖超过9亿人，医疗保险覆盖超过13亿人。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我国在反贫困问题上谱写了辉煌篇章。按照农民年人均纯收入2300元扶贫标准，农村贫困人口从1978年的7.7亿减少到2017年的3000多万，减少了7亿多。按照2011年购买力平均每天1.9美元的贫困标准，1981—2012年全球贫困人口减少了11亿，同期中国贫困人口减少了7.9亿，占全球减少贫困人口的71.82%。

改革开放至今的40年时间里，我国实现了经济快速发展、政治稳定、社会和谐的良好局面，这与世界上一些国家和地区出现的各种乱局形成了鲜明对比，根本原因就在于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建立了能够适应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长期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因与西方国家的制度模式存在差异，而屡屡遭到一些戴着有色眼镜的人的非议、攻击。在他们来看，中国的发展是不可持续的，因为中国的制度并非所谓的西式自由民主制度，这也是“中国崩溃论”不绝如缕的原因。早在1990年，《经济学人》就在《中国的经济将陷入停滞》的报道中唱衰我国经济；1993年，一位哈佛大学著名经济学家曾经撰文认为当时中国的改革正在陷入困境，因为没有实行彻底的自由化路线，而后的“中国崩溃论”都深受这种观点影响；近年来，美国一位著名经济学者用所谓的“攫取型政治制度”来形容我国的制度，在他看来，只有像西方民主制度的那种“包容型政治制度”才能实现国家的持续发展，因而中国的发展是不可持续的。当然，事实无情地证明了这些观点是多么的离谱。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实现了经济快速发展、政治稳定、社会和谐的良好局面，这与世界上一些国家和地区出现的各种乱局形成了鲜明对比。我国经济不仅没有崩溃，相反却一举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人民生活水平勃勃上升、国际影响力日益增强，2018年11月18日，《纽约时报》刊发名为《一个没能失败的国家》的文章，称“西方曾断定中国道路注定会失败，并且一直在等待它的发生，直到现在还在等”。此文可谓道尽了那些一次次判定中国经济即将崩溃、但又一次次以失望而告终的怀有偏见的人心中的苦楚。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有效的、管用的，是具有鲜明中国特色、明显制度优势、强大自我完善能力的先进制度

无数历史经验教训表明：世界上并没有定于一尊的制度。社会制度是用来调整社会中存在的各种利益关系和矛盾冲突的，而不同国家和地区由于历史传承、文化传统和经济社会发展的情况不同，其中存在的利益关系和矛盾冲突显然是不相同的。当然，这并不意味不可以借鉴其他国家有效的制度，但是不顾本国实际，认为照搬照抄其他环境下演化而成的制度就能妥善协调本国存在的各类矛盾，必然是要失败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之所以具有明显的制度优势，就在于这一制度是立足中国社会实际，在中国历史传承、文化传统、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上长期发展、逐渐完善、内生性演化而形成；是在吸取社会主义建设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在应对国内外纷繁复杂挑战的艰辛探索中得来的，而不是按照教科书上的金科玉律来的。

一是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现代政治是政党政治，政府是属于特定政党领导下的政府，执政党的价值理念、执政方式及领导人的能力从根本上决定了一个国家经济社会的发展质量。近年来，一些国家和地区出现的各种经济问题、政治问题和社会问题，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这些国家的执政党往往囿于本政党所代表的特定利益集团的利益，既难以提出和实施有利于社会大众利益以及国家发展长远利益的政策措施，也无法处理好改革、发展和稳定的关系，结果出现社会共识丧失、治理失效。

中国共产党的性质和宗旨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国共产党并不是如资产阶级政党那样代表特定利益集团的政党，而是要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并带领中国人民走向共同富裕、实现全面发展。中国共产党实行民主集中制这样的根本组织制度和领导制度，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和集中指导下的民主相结合，是保证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正确制定和执行的科学的合理的有效率的制度。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能够有效保证我国所实施的各项大政方针方向的正确性。在具体的制度安排中，中国共产党起着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党把握方向、谋划全局、提出战略、制定政策。这能够确保我国政治环境和社会的稳定，有利于各项制度在总体上实现相互协调、有效运转、发挥效能。

近代以来我国的历史以及一些国家和地区的教训告诉我们，如果没有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我国必将失去安定团结的政治环境，将成为一盘散沙，什么事也干不成。“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不是一句抽象的口号，而是在深刻总结历史经验教训中得来的。就拿经济发展来说，实行市场经济体制、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固然是重要的一方面，但是市场机制积极功能的有效发挥是有条件的，包括稳定的政治环境、完善的法律制度、有效的外部规范和监管力量、基础设施，等等，这就需要一个有为的政府。很多国家无法做到这一点，就是因为其执政党囿于各种条件而无法做到“有为”。

二是在坚持社会主义制度的大前提下发展市场经济，建立了有利于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实现了长期的高速增长，即使近年来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阶段，增速也依然位于世界前列，其中的关键就在于建立了有利于我国社会生产力发展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在人们的传统思想认识中，曾经长期把社会制度与资源配置方式划等号，即把计划经济等同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等同于资本主义。这种认识的误区在于，没有认识到资源配置方式是从属于社会制度的，社会基本制度的特征规定了社会配置资源的范围、方式和目的，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种社会制度本质区别。经济发展史的实践还表明，市场经济相对于计划经济是一种更有效率的资源配置方式，但也存在不少缺陷，如自发性、盲目性、滞后性。就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而言，以追求剩余价值为目的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不仅不能克服这些缺陷，而且进一步激化了这些问题，导致周期性的经济危机、日益突出的生态环境危机、不断加剧的贫富差距等问题的出现。在社会主义制度的大前提下发展市场经济，一方面是通过市场机制而不是计划机制来最大程度地实现资源配置效率和经济活力；另一方面则是要防范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弊端，实现社会主义要走共同富裕道路的生产目的。

在我国的具体实践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处理好了两个核心问题：一是在所有制层面，建立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既强调要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做强做优做大国有资本和国有企业，遏制非公有资本发展所造成的负面效应；又强调要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激发非公有制经济的市场活力，使得我国形成了公有制经济与非公有制经济相互促进、相辅相成、相得益彰的所有制格局，既发挥了国有资本在经济社会发展、保障和改善民生、开拓国际市场、维护国家安全、增强我国综合实力方面的重要作用，也发挥了非公有制经济在激发市场活力、增加财政收入、促进社会就业、满足多样化的社会需求等方面的积极作用。二是在政府与市场关系上，既强调要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也强调要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从而实现“有效的市场”与“有为的政府”有机统一。我国能够成功实现经济体制转轨以及有效应对国内外各种经济金融危机和风险，与正确处理好了政府与市场关系有很大关系。

三是建立了适合我国国情和实际的民主政治制度，切实保证人民当家作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但上层建筑也反作用于经济基础，某些时候上层建筑对于经济社会发展甚至起到决定性作用。对一个国家的发展来说，能否选择正确的政治发展道路是一个关系全局、关系根本的重大问题。环顾古今中外历史，因政治发展出现错误而导致社会动荡、国家分裂、人亡政息的例子比比皆是。民主政治是当今世界各国政治发展的共同追求。但是判断政治制度是否民主，关键在于是否能够解决人们政治生活中的实际问题、真正保证人民当家作主，而不是出现人民形式上有权、实际上无权的情况。这就需要从国情和实际出发、从历史文化传统和长期积累的政治发展经验出发来谋划和发展一国的政治制度，而不是囫囵吞枣、照搬照抄某些金科玉律。

我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我国实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政体，实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实行基层群众自治制度。这是一套扎根中国土壤、结合了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我国历史文化传统而形成的、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政治制度。这样一套制度安排，有效地调节了国家政治关系、政党关系、民族关系、宗教关系、阶层关系、海内外同胞关系，保证了人民广泛参与政治生活、国家治理和社会治理的权利与自由，也保证了我们国家在一些重大问题上能够较好地达成共识，从而形成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这样一套制度安排，有效防止了一些国家和地区时常出现的选举时漫天许诺、选举后无人问津那种人民形式上有权、实际无权的局面，也克服了因各种党派和利益集团为了维护自身利益相互竞争而导致重大问题议而不决、党争纷沓、相互倾轧、排除异己的现象，还防止了不少国家出现的民族隔阂加深、民族冲突不断甚至国家分裂的局面。

四是具备强大的战略规划能力。马克思主义认为，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但是社会意识对于社会存在也具有反作用。人不应该消极被动地适应自然和社会的发展，而应该在认识客观规律的基础上通过主动实践改造客观世界。战略规划正是人的主观能动性的体现，是人在客观规律基础上主动改造世界的体现。同时，抓住重点带动面上工作，推动事物发展不断从不平衡到平衡，是唯物辩证法的要求，也是我们党在革命、建设、改革进程中一贯倡导和坚持的重要方法论。对经济社会发展进行战略规划，就是要在科学分析判断经济社会发展趋势的基础上找出重点，然后引导资源配置到重点领域，从而推动资源利用更加有效、经济社会发展又好又快。

对经济社会某些方面进行一定程度的规划，是世界主要国家都高度重视的一项工作。典型的就是产业政策。例如，日本在二战后到20世纪80年代期间制定了科学合理的产业政策、明确了经济发展的主攻方向，实现了经济腾飞。日前，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行政命令，正式启动美国人工智能计划。在推动人工智能发展方面，美国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曾发布《为人工智能的未来做好准备》和《国家人工智能研究与发展战略规划》两份重要文件，为美国人工智能的发展制定了宏伟计划和发展蓝图；英国政府也曾发布两份与人工智能相关的战略文件——《人工智能对未来决策的机会和影响》以及《机器人技术和人工智能》。

与其他国家相比，我国的战略规划更加全面系统深入，涵盖国家发展的短期、中期和长期发展目标。这从根本上是因为，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生产资料公有制的经济基础使得国家有能力根据国民经济发展要求配置社会资源，从而克服资本主义条件下完全由市场配置资源所导致的盲目性和自发性问题。例如，对于我国的现代化建设，我们提出了“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并针对不同时期的目标又具体提出了奋斗的时间表和路线图，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即将实现之际，党的十九大对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又进行了战略谋划，提出了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两步走”发展战略，这些战略目标构成了完整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的路径；又如，根据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编制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五年规划，提出一些具有标志性的重大战略、重大工程、重大举措，对国家重大建设项目、生产力布局和国民经济重要比例关系等作出规划；再如，实施区域发展战略，通过各种优惠政策和激励措施引导社会资源流向特定区域和地区，实现区域之间发展的平衡性和协调性，如西部大开发战略、东北振兴、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建设等发展战略；还有，实施精准的产业政策，选取对于经济社会发展和国家安全具有带动示范效应的技术和产业，集中优势资源和力量集中突破，提升国家的整体创新能力和价值链上的位置。这些战略规划的导向性作用，使得我国的发展有目标、有方向、有步骤，使得社会的资源流向能够带动发展的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从而提升资源配置的宏观效率。

五是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历史经验表明，对于一个国家的发展和社会稳定来说，是否能够集中力量办成对于全局发展有着关键作用的大事、是否能够集中力量应对突如其来的重大风险挑战是至关重要的。就拿我国的各类规划来说，许多规划中的项目就需要集中资源才能攻克，如果没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能力，那么再好的规划、再好的蓝图也会因得不到有效执行而难以真正落地。

社会主义制度的一个巨大优势就是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这在新中国70年、改革开放40年来的实践中反复得到印证。这一优势，使得我们具备超强整合能力、强大动员能力和高效执行能力，能够迅速动员起各方面资源，同心协力执行、全力以赴完成，形成力量优势，集中力量攻克关系全局发展的短板和困难，应对重大挑战、抵御重大风险、克服重大阻力、解决重大矛盾。改革开放以来，在关系国计民生的重要基础设施建设、重大技术创新、应对自然灾害和各种突发风险等方面，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都得到了生动体现。例如，2008年的汶川地震，我们不仅在地震发生后不久就以最快的速度调动军队和相关人员进入震区救灾，集结大批救灾物资送到灾区和灾民手中；而且在灾后，迅速调动全国的人力物力财力等，在短短三年内基本完成灾后重建工作。改革开放40年来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能够创造减贫奇迹，也在于很好地发挥了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动员全社会力量广泛参与，形成了多方力量、多种举措有机结合和互为支撑的“三位一体”大扶贫格局。我国的一些重大技术突破，比如高速铁路的建设、航天技术的不断突破等，都与这一优势有着密切关系。我国社会主义制度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是我们成就事业的重要法宝。

今天中国的辉煌成就充分表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有效的、管用的制度。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中国特色社会制度是十全十美的制度。任何事物都是在矛盾运动中不断发展变化的。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的新征程上，我们既要坚定制度自信，同时也要不断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从而真正发挥和不断增强我国的制度优势。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所言：“我们要坚决破除一切妨碍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和利益固化藩篱，加快形成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