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今以后，我要去办一件大事，办成了，一生也值得，为了它，死了也值得。”邓稼先口中的这件“大事”，就是伟大的两弹一星工程。1958年，邓稼先开始负责两弹一星工程的研究，为了保密，他隐姓埋名28年。拿到奖金之后，邓稼先分给了团队的每一个人，自己只留了20元，他不为名利，甚至为核事业献出了生命，他为中国的核工程作出了哪些贡献，又是因何离世的呢？点个关注马上开讲！

1924年6月25日，邓稼先出生于安徽怀宁，他的父亲是一名著名的教育工作者，曾任北京医科大学、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的哲学系教授，因此，在邓稼先的教育方面，父亲一直有着自己的见解和规划，最好的体现，就是邓稼先的名字。父亲给他取名时，曾对妻子这样说：

邓稼先故事演讲稿600字（邓稼先故事20字）

“古人说，禾之秀实，而在野曰‘稼’。‘稼’就是在田野里已经秀穗结实之禾，叫稼先如何？这名字预示着我们的儿子根植于中华大地，并且早早地秀实和成熟于中华大地，成为造福民众的沧海之一粟。”

邓父一语成谶，在后来的人生中，邓稼先果然茁壮成长，成为了一个爱国志士。五岁那年，邓稼先进入北京武定侯小学读书，小学毕业后，邓稼先进入了崇德中学。七七事变后，日寇进入了北平，奸淫掳掠无恶不作，而这一切，都被年幼的邓稼先看在眼里。日军入侵北平之后，要求从日本哨兵面前经过的中国老百姓，都必须向“皇军”行礼，面对这样无耻的规定，邓稼先十分愤慨，他宁可每天绕大一圈上下学，也不愿向日寇卑躬屈膝。

在那个动荡的年代，邓稼先一家几经辗转，从北平搬到了昆明，又搬到了四川，而邓稼先的学业也一再停滞，直到1940年，他才从四川第九中学毕业。尽管生活坎坷，但邓稼先却始终保持着优异的成绩，1941年，他进入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学习物理，这所大学是全国多所高校集中形成的，学风非常优秀，邓稼先在这里，学习到了先进的知识。

大学毕业后，邓稼先开始投身于革命事业中，他担任了北京大学物理系的助教，并兼任学生运动的主席一职。在北京大学任教期间，邓稼先发现了问题，北京大学作为中国最高学府，涵盖的知识量和先进程度是远远不够的，为了学习到更先进的知识，他选择前往美国进修。1948年，邓稼先进入美国普渡大学研究生院学习，他仅用不到两年的时间，就取得了博士学位，彼时，他只有26岁，因为年轻，他还被称为“娃娃博士”。

在国外留学的生活是艰苦的，为了不给家里增添负担，邓稼先都是用奖学金来供自己学习和生活的，而在没有奖学金的日子里，邓稼先经常连饭都吃不饱，但这些辛苦，在他眼里都不值一提。

1950年10月，新中国成立刚满一年，正值用人之际，为了尽快为国家做贡献，邓稼先在取得博士学位后，立即马不停蹄地准备起归国事宜。彼时，成绩优异的他深受学校和美国政府的重视，他的老师和好友都希望他能留在美国，而政府也选择用更好的物质条件，诱惑邓稼先留下。可以说，如果邓稼先留在美国，他不仅能享受到优渥的生活条件，还能在最先进、设施最完善的科研基地工作，面对这样的诱惑，邓稼先没有丝毫动摇，他毅然放弃了这些条件，和200多名有着同样理想的专家回到了国内。

自二战以来，原子弹的威力让世界震惊，一时间，研制出核武器成为了各国争相发展的重要方向。对于原子弹，毛主席的看法是：

“原子弹是美国反动派用来吓人的一只纸老虎，看样子可怕，实际上并不可怕。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看起来，反动派的样子是可怕的，但是实际上并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力量。从长远的观点看问题，真正强大的力量不是属于反动派，而是属于人民。”

毛主席的看法是具有前瞻性的，但面对来自西方势力的核讹诈，中国不能不做好准备。1958年6月21日的军委扩大会议上，毛主席再次提出了对原子弹的看法：

“原子弹就是那么大的东西，没有那个东西，人家就说你不算数。那么好吧，我们就搞一点吧，搞一点原子弹、氢弹、洲际导弹。我看有十年功夫完全可能。”

就这样，“两弹一星”工程拉开了帷幕。同年秋天，钱三强找到邓稼先，笑眯眯地对他说：

“小邓，我们要放个‘大炮仗’，这是国家绝密的事情，想请你参加，你看怎么样？这可是光荣的事情啊！”

邓稼先一听，立即明白钱三强所说的这个‘大炮仗’究竟是什么，起初，他还有些不自信，但钱三强的再三鼓励，成功让他下定了决心。夜里，邓稼先回到家，对妻子说：

“我要调动工作，去干一件事。干好这件事，我这一生就过得很有意义，就是为它死了也值得。”

妻子问他，这是什么任务？要到哪里去？邓稼先没有回答，为了保密，他只说自己接下去就无暇顾及家里事了，拜托妻子打点好一切。妻子虽然有些疑惑，但还是愿意支持邓稼先的工作。从此，邓稼先的名字就“消失”了，所有刊物和文件中，都找不到丝毫信息，只有在大漠戈壁里，能看到他忙碌的身影。

原子弹的研究进程是相当艰难的，起初，中国得到了苏联的帮助，但随着世界局势的变化，1960年6月20日，苏联单方面撕毁了援助协定，并撤走了所有的专家，烧毁了一切资料。如此一来，中国只能靠自己的力量研究核武器了，而此时，距离毛主席提出的十年期限，只剩下了八年。

如果把两弹一星工程的研究团队比作一条龙，那么邓稼先就是毫无疑问的龙头之一。当时的中国在核武器方面的研究经验可以说是零，邓稼先的团队中，除了他自己之外，只有一群刚毕业的大学生，一切的重担都由他独立扛着。为了完成工作，邓稼先担任起了老师的角色，他负责给这些学生们讲解原子弹理论和设计奥秘。他一边授课，一边进行研究工作，熬夜和通宵都成了常事。

由于相关资料都是外文，邓稼先只能亲自将其翻译成中文，然后印刷分发下去。巨大的工作强度，让邓稼先出现了过度疲劳的症状。在当时，研究院里只有一台较为先进的计算机，可是这台计算机既要供原子弹小组使用，也要供氢弹小组使用，是完全不够的。

没办法，邓稼先只能带着团队，用算盘进行计算，在计算一项重要数据时，研究员们分成三班倒，足足演算了一年多的时间，才得出答案。而邓稼先作为理论部的负责人，更是经常通宵达旦地工作，每当感到疲惫的时候，邓稼先总是会说：

“唉，一个太阳不够用啊！”

1964年10月，中国第一枚原子弹试爆成功，当巨大的蘑菇云升起时，远处的研究员们眼眶湿润了。原子弹研究完成之后，邓稼先和于敏等人又展开了对氢弹的研究，这一次，他们只用了两年零八个月的时间，就完成了从原子弹到氢弹的突破，要知道，完成这项成果，美国花了七年、苏联花了六年、法国更是花了八年之久，邓稼先不仅证明了自己，更是证明了中国的实力。

两弹一星工程圆满完成之后，邓稼先没有停止自己的研究工作，然而，在一次实验中，意外发生了。1979年，一次核试验中，氢弹竟然没有成功爆炸，为了搞清楚事情真相，邓稼先义无反顾地冲向了预定的爆炸点。作为研究核弹的专家，邓稼先比谁都清楚核辐射有多恐怖，但他对身旁阻拦自己的工作员们说：

“这是我做的，我知道。大家谁也别去，去了也是白受污染。”

就这样，他冲进了辐射区，就在这一刻，他的生命开始了倒计时。这并不是邓稼先受到的第一次核辐射，却是最致命的一次，医生发现，他的尿液都出现了极强的放射性，体内的白血球已经变成了粉末状，在这种情况下，邓稼先什么都没有说，默默地回到了研究基地。1985年7月，邓稼先的身体已经出现了很严重的核辐射后遗症，他被送回北京接受治疗，然而，已经为时过晚了。

不到一年的时间里，邓稼先动了3次大手术，全身出现大面积溶血性出血，每时每刻都在忍受巨大的痛苦，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他说：

“不要让人家把我们落得太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