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我国高校正在推进破除“唯论文、唯职称、唯学历、唯奖项”的教育评价改革,并已经取得一定成效。文章分析了破除“四维”面临的社会舆论阻力,提出克服阻力应改革教育评价机制,以专业评价替代行政评价,以专业评价引导社会评价。
关键词:教育评价;机制改革;专业评价
2019年9月10日,南开大学首次颁发教育教学奖,经学院推荐、专家评审、公示等环节,最终评选产生出首届教育教学奖终身成就奖2人、杰出贡献奖10人、青年教师奖10人,终身成就奖获奖教师每人奖励100万元,杰出贡献奖和青年教师奖分别每人奖励20万元和10万元,奖励金全部来自于社会捐赠。[1]
而在之前,南京林业大学公布了2019年职称评审结果,理学院教师蒋华松没写过一篇“达标”论文,却如愿评上了教授。这是该校第一位“教学专长型”教授。2019年3月,南京林业大学出台了职称评审新政策:在对“教学专长型”老师进行职称评聘时,不再以发表论文数量作为考核内容,而是将教学业绩取代科研业绩,重点考查其教学水平和人才培养的成绩。[2]
长期以来,“唯论文、唯职称、唯学历、唯奖项”的“四唯”现象在科研项目评审、人才评价、机构评估、院士评选等科研活动中盛行,饱受诟病。科技部、教育部等部门于2018年10月联合发出通知,开展“四唯”专项清理行动。[3]各高校重奖一线教师、调整职称评审标准,就是贯彻落实破“四唯”,引导教师重视教育教学,让大学回归育人功能。
客观上说,在教育领域破“四唯”取得了积极的进展。据教育部介绍,全国教育大会召开以后,各地纷纷在深入调研基础上召开地方教育大会,特别是对深化教师评价制度问题进行了颇有成效的改革。比如进一步完善职称评价标准,建立符合中小学教师岗位特点的考核评价指标体系,明确不得简单用升学率、学生考试成绩等评价教师。很多高校探索和实行分类评价,扭转教师评价过于依赖“文凭、论文、帽子”的局面,让教师在教学、科研、人才培养、社会服务等方面的贡献度都能得到合理体现。尤其是突出教育教学业绩和师德考核,在教师职称晋升中已经出现了不少“教得好没有论文也能评教授”的新现象。[4]
但是,破“四唯”依旧阻力重重,其中很大一部分阻力来自于社会舆论,在高校努力破“四唯”时,很多社会舆论还依旧坚持用“四唯”评价学校办学,这给学校很大的社会舆论压力。要全面推进教育评价制度改革需要形成全社会的合力,同时应该坚持以专业评价,来回应舆论评价并引导舆论评价。
一、“四唯”评价在舆论场普遍存在
与我国教育部门、科技部门推进清理“四唯”专项行动和扭转教育评价中的“四唯”问题对应,社会舆论在评价高校时还存在根深蒂固的“四唯观念”。
比如,2018年6月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曾在官网上发布《关于避免人才项目异化使用的公开信》,信件提到:“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项目、优秀青年科学基金项目等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人才项目是落实这些任务的重要手段,多年来在培养人才、繁荣学科、促进原创、满足国家战略需求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我们也发现,目前这些项目在有的单位、部门和地方被异化为‘头衔’和‘荣誉’并与各种待遇直接挂钩,干扰了人才的培养和成长。为此,我们做出郑重声明:一、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人才项目资助项目负责人开展基础研究工作,要在一定期限内完成相应的科研任务,不是荣誉称号。二、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人才项目定位于支持基础研究优秀人才快速成长,是对项目负责人的一种阶段性认可和支持,希望他们在项目资助下更上一个台阶,不是为其贴上‘永久’的标签。科技界应当更加关注项目负责人获资助后是否在科学研究中取得进步。三、有关部门和依托单位应当设置科学的评价标准,在人才培养和人才引进中坚持品德、能力、业绩导向,坚持凭能力、实绩、贡献评价人才,克服唯资历、看帽子等倾向。”[5]
可是,在2019年度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建议资助项目申请人名单公布后,很多主流媒体和自媒体平台依旧把“杰青”作为荣誉,对“杰青”进行炒作,如《北大力压清华,成为2019杰青数量最多的高校!》《2019年国家杰青本科毕业于哪些高校?》《2019国家杰青排名统计:北大22人最多,清华第2、浙大第5、华科第9》,等等。要说高校对这些舆论炒作完全不在乎是不可能的。其实,我国教育评价中存在的“四唯”问题,就有很大的舆论评价因素,舆论关注高校在申请项目、参评成果、入选计划中的表现,并进行比较、排序,这让在乎办学政绩的高校就不得不盯着项目、报奖、计划,因为一旦某个指标下降,就会引发舆论关注,甚至进一步引起师生、校友的质疑、不满,久而久之,就出现了“四唯”。毫无疑问,如果这种社会舆论环境不变,破除“四唯”就可能是表面文章,高校骨子里看重的还是论文、奖项、成果,因为有了这些,可以避免引发社会争议,得到现实的各种好处。
二、改革教育评价是全社会的事
社会评价对教育的评价,主要表现为舆论评价,包括民间机构研制发布的大学排行榜也是通过媒体传播形成对学校办学评价的舆论,并以此影响办学者办学和受教育者、社会机构选择教育。
总体看来,当前,我国对教育的社会评价存在三方面问题。
一是偏于功利,不管是媒体的报道,还是大学排行榜机构发布的排行榜,都选用功利的视角、功利的指标评价一个学校的发展。舆论呼吁要破除“四唯”,但是却发现炒作“四唯”才可获得更大的关注度。像“杰青”话题,如果就以获得项目资助来报道“杰青”,甚至淡化获得项目资助,更关注获得资助后的具体研究,就可能没有什么人关注;可若用获得“杰青”人数对大学、地区进行排名,甚至指出某几所名校“全军覆没”,就会激发社会关注。他们本身也知道这样的炒作会刺激功利,可是他们也要实现自己获得关注的目标,因此也就会选择功利的做法。一些自媒体平台,更会如此。
我国在公布“双一流”建设名单时,一再表明这是建设名单不是建成名单,要克服“985”“211”工程建设存在的身份固化、竞争缺失弊端,建立开放竞争、动态调整的机制。但是对于“双一流”建设名单,舆论的解读则是哪些学校是“双一流”高校,哪个地区拥有的“双一流”高校最多,这就把“双一流”变为新的学校身份标签,而关注“双一流”最应该关注的是建设成效。
二是学校缺乏现代治理理念。学校办学被舆论牵着走。本来,社会评价存在一定功利倾向也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他们的诉求不同。只要学校在办学时能坚持自己的定位,不为功利的舆论所动,那功利的舆论评价也不会对学校办学产生什么影响。但是在我国,舆论评价对学校的影响却很大,这是因为学校缺乏现代治理,某种程度可以说,实行的是舆情治理。
所谓舆情治理就是根据舆论的反应、评价进行治理,具体表现为盲目迎合社会舆论,例如完全按照排行榜指标办学、跟风举办“热门专业”、争抢“有帽子”人才等。出现这种情况是因为学校办学以行政为主导,追求在短期内获得“好评”,对舆论评价没有理性、专业的分析。学校办学要重视内涵发展就必须进行现代治理,应由教授委员会、学术委员会负责学校的教育事务和学术事务管理。在这样的治理模式之下,社会评价只是决策的因素之一,而且教授委员会、学术委员会在决策时,会区分哪些是专业、理性的社会评价,哪些是不专业、不理性,甚至离谱的社会评价。
三是在自媒体时代,不专业的社会评价、舆论评价比比皆是,但由于社会关注度高,刺激舆论情绪,也影响教育改革。这一方面需要政府教育部门、专业研究机构,对教育热点问题进行专业的解读,避免被不专业、博眼球的自媒体“带节奏”,另一方面,需要及时针对不专业的舆论评价,做出解释和澄清。
三、推进专业评价,引导舆论评价
推进教育评价改革需要营造良好的舆论环境。这一方面要求社会舆论在评价教育时,要意识到自身的责任,不能对教育进行功利化解读,刺激教育的功利,而更重要的是,要推进专业评价,以专业评价引导舆论评价,目前舆论评价存在的问题也和专业评价没有到位有关。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就提出,要“推进专业评价。鼓励专门机构和社会中介机构对高等学校学科、专业、课程等水平和质量进行评估。建立科学、规范的评估制度。探索与国际高水平教育评价机构合作,形成中国特色学校评价模式。建立高等学校质量年度报告发布制度”。
推进专业评价才能淡化行政评价。破除“四唯”评价本质上应改革评价机制。目前,学校内的评价主要还是由行政为主导,因而评价就会更重视数量、规模,重视结果评价,这是由行政评价的属性决定的。拿论文评价来说,同样是针对论文的评价,我国高校更看重论文发表的数量和期刊档次,而在发达国家的大学,则关注论文本身的质量与价值。前者只需要计算数据即可,并不需要专业能力,而后者则需要有很高的专业能力阅读论文、组织答辩、对论文作者提问。
这也是舆论评价的问题,舆论评价很多并不具备专业能力,因此,就会比较数据和规模,而很难深入实质、内涵。包括对学术不端的质疑,舆论评价大多只看查重率,而要真正判断论文是否有学术不端需要专业评价。在专业评价缺位时,行政评价和舆论评价就很容易“形成合力”,因为两者的评价方式差不多,我国教育评价中的唯论文、唯奖项、唯职称、唯学历,可以说是行政评价和舆论评价长期“合力”推进的结果。行政评价采纳、迎合舆论评价,也刺激舆论评价,让整体教育变得急功近利,也恶化教育生态环境。
如果不改革评价机制,依旧以行政为主导,推进破除“四唯”的评价改革,结果很可能只是对评价尺度进行一定的调整,如在职称评审中找出一两个没有论文但评上教授的典型,其他的还是按原来的方式评价。对于舆论来说,也可以两边都“讨好”,表面上破除了“四唯”,但实际利益上还是“四唯”。所以,应该破除行政评价和舆论评价的合力,形成新的合力。这就要推进专业评价,以专业评价替代行政评价,并以专业评价引导社会评价。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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