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部分的女权运动者都会把目标设定在男女平等及两性尊重，坚持“解放女性也是在解放男性”，让男女两性和跨性别者都能从大一统的父权、夫权思维中摆脱，获得一个更宽容的生活环境，英国女演员艾玛沃森发起的“他为她”（He For She）活动就是很典型的个案。

而在和男性朋友的相处中，也往往能得到“他视角”的启益。某位自诩为“妇女之友”的男性友人曾经说：“你们觉不觉得作为一个生长在大都市里、生活水平在小康之上的现代女权主义者，已经被这个社会宠坏了？”

“声讨公共交通咸猪手是很正确的事，但是那个‘我可以骚，你不能扰’的标题是不是太过激了？我们好心提醒女孩不要穿得太招摇，要懂得保护自己，还被你们骂成猥琐男！还有，三八妇女节那次，那么多的姑娘在网上骂百度，说他们歧视女性，嘿，可我看着那幅图还挺好看的，把你们都画成花丛中的小公主，你们还不乐意！还有，现在我是真的不敢夸人，指不定怎么样就犯了众怒：说你们女孩子娇滴滴的别干重体力活吧，你们不高兴，可是要真的把你们当男人使，你们也不高兴，还有呢，现在夸女人有母性都是错的，赞美妈妈最伟大就成了直男癌了，提倡生二胎就变成压迫女性了……”

他哀怨地做出了总结：“你们这些女人其实一点都不弱，我们这些男的现在才是弱势群体。”

先按下想要评理的冲动，让我们换位思考。我一点儿都不惊讶于这样的思想言论，相反，我非常能理解产生这种误解的根源。如果一个人对于男女平等的所有意见都只在于让女人能活下来、有口饭吃、有份活儿干（同时也对家庭付出她们的经济贡献），养儿育女（承担大部分育儿责任）……那他必然会惊诧于新时代都市女性的狂飙。

这些女人在争取的是不被刻板性别观念束缚的人性权益（让女孩不必“像一个女孩”而是“像一个人”那样生活），是打破职场壁垒和玻璃天花板的工作权益（联合国妇女峰会报告的调查显示，全球政经领域的女性参与度不足百分之三十），是女性作为一个独立个人而非优美小宠物被社会认可尊重的人格权益（打破女人通过控制男人来控制世界的旧观念）。她们争取的是一个是健达缤纷乐玩具不会分两性版的平等社会，也是一个女性司机不会身负原罪的平等社会，还是一个女性可以合理地放弃自己的婚恋价值，去追求一些看起来不那么女性化的人生目标的平等社会。

经济学人信息库（Economist Intelligence Unit）数据显示，中国大陆女性对家庭收入的平均贡献从1980年的20%跃升至如今的50%。而在2014年版的《全球性别差距报告》（Global Gender Gap）中，除却“健康程度”因为基数原因而有所滑落，其他几项指标“经济参与度”、“教育程度”、“政治参与度”均比2006年该报告书的第一次调查有明显提高。中国性别差异在全球一体化的浪潮裹挟中，有数据明确的弥合，这是不争的事实。

而作为中国人口福利、地域福利甚至是计划生育这项争议性国策的直接受益者，北上广等一线城市中出生的七八九零后女性，确然是女性地位发展的当事人：我们中的大部分人，都得到了女性生存权、教育权和工作权的保障，作为有完全继承权的独生女儿，被精心地照养，靠自己的能力上大学，跟男人一样进入国企外企工作，经济独立，人格自主，还能自由恋爱，主动挑选伴侣……

“中国女权还不够发展吗？你们还想要什么呢？”这句来自很多同阶层以及低阶层男性的心声，潜台词其实是：“你们这些女人得到的还不够多吗？” 固然可以严苛地指责他们是“沙文猪”，是“直男癌患者”，是这个男权社会的既得利益者，但是其中很多人的偏见不过来源于无知，尤其是相对处于社会阶层底部的男性。囿于生存环境和教育因素，他们对城市中产女性的隔膜和敌意相当符合其逻辑心境——却无法明白，自己所受的压力并非来自于女性，而更多的来自于不平衡的地域政治经济制度。

用大白话来形容：在这个男权社会中，男性精英站在金字塔尖，男女中产则居于中坚，其中又以男性地位更高，底层男性的各项权利比中产女性要低，但是又高于底层女性，底层女性是阶级性别双重压迫的直接领受人。即便是相对更有话事权的中产女性，她们身上明显也带着双重压迫的痕迹：一面要秉持着男女平等的大观念，同男人一起站上职场打拼，并在生理特征上被目为弱势，更适合从事行政类、教育类的工作，另一面，她们又被告知必须参与到家庭劳动中去，如果为了工作而忽视了家庭，那她很可能遭受到一种社会性的攻击——许多人都会告诉她，她不是一个“好妻子”“好妈妈”，她的人生是不完整的。

美国前国务院高官安玛丽斯劳特（Anne Marie Slaughter）在《大西洋月刊》上的访问表示，认为“女人可以同时拥有家庭和事业”的观念并不现实。“为什么所有的杂志都在告诉女人，她们必须平衡家庭和事业，不然就会成为失败者。而她们的高管丈夫却理所当然地可以为事业放弃陪伴家庭的时间？”

这当然是极不公平的。

来自《全球性别差距报告》以及2015年联合国妇女峰会报告的调查男女出生性别比的差距虽然有所缩小，但却远未平衡——我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的千万男光棍问题便可见一斑。而在进一步消除出生性别比失衡的同时，女性在政治赋权上受到压迫的问题也同样严峻。

报告指出，经济参与与机会项目（薪酬、参与度和高技能就业），中国女性的世界排名为76；教育成果考察（获取基本教育和高等教育的机会）此项排名为89；政治赋权考察（在政治机制中的参与度）此项排名为72，在数据提高的基础上，这些排名与前年相比均有不同程度的降低。这是相当令人忧虑的现实，它意味着在全球社会共同推行男女平等的时代潮流中，中国社会却有逆潮流的趋势。

结合近两年整个社会悄然兴起（也不乏官方喉舌主动起舞）的“剩女论”“伟大母亲论”和依旧层出不穷的各种歧视事件来看，我国女性受歧视的主要方向产生了一个微妙的转变：从公开转向私密，从刚性转向软性。

在当今的中国社会，再荒唐的人也不敢公然支持剥夺女性的生存权，但是“男孩偏好”依旧分散横亘于整篇大地，教育权、工作权也远未实现两性平等；为了增强人口红利而鼓吹的二胎论，虽然对于某些人群来说喜闻乐见，但是对于女性地位的总体发展并无多大好处；婚育政策的不健全、婚育成本的转嫁，让有能力生育二胎的中产女性也要面对“要么生要么滚”的窘境，企业和国家不为她们承担成本，她们要转向家庭的结果就是放弃自己在公共领域中的竞争力，与此同时，她们的丈夫承担的牺牲要小得多；而社会对于女性“颜值”和“婚恋能力”的极高强调，同样也是驱使她们转向更窄小的环境，放弃自己在政治领域、公领域的竞争力，代价则是话语权的被剥夺。唯一能争长短的发声通道几乎只剩下网络，而发声主体也多是已经开始不满足于仅仅活着、吃饱、归化家庭的中产女性。

而在包含着女性身体权、性隐私权内容的优衣库事件热议背后，深圳的优衣库某代工工厂中却有九百多名员工（其中九成为女性）正在进行一场寂寞而无望的罢工：为了要求资方补足缴纳养老金，这些女工们寸步不离地守在工厂内，防止厂房转移设备去新的劳动地点……

有媒体认为，前者的热度导致了后者的冷遇。而我却完全不这么想。即便民众并没有凑趣关注优衣库的裸女，难道他们就一定会关心优衣库的女工吗？而前者在追求自己的性隐私权不被侵害的过程里，难道就必然会侵害后者争取自己更基础生存权利吗？很明显，这是没有逻辑因果的社会问题扁平化的心态。

无视女性身上遭受到的虽内容不同却广泛存在的社会压迫，以打太平拳的姿态指责其中的一方伸张权益的行为是“狮子大开口”——只因为她们的姊妹还在冻饿而死，她们却在跟男人争取更广阔的政治经济权益——这种推卸责任的说法，不过也只是厌女症的可见病灶罢了。在一个远还不平等的环境里，如果有人还认为女性已经逆袭，那恰恰体现出我们处在何等糟糕的环境——弱势群体迈向公平正义的每一个脚步，都能令他们产生对方要求过多的错觉。